鄭永年：經濟發展是為建設更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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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永年
鄭永年教授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他長期關注中國轉型問題，其觀點備受國內外媒體及政界、學術界的重視。近期，在接受本刊專訪時，鄭永年教授指出，經濟發展應該是一個工具，它的最終目標是建設更好的社會，未來的經濟改革應該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三者須均衡發展。
《檢察風雲》：鄭教授，非常感謝您接受本刊采訪。近些年您特別關注中國經濟改革以及國家和市場的關係，您認為中國當前經濟改革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鄭永年：這麼多年來，我覺得中國經濟改革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弄清楚，那就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改革開放前20年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脫貧、致富，簡單說就是經濟增長。後來這一目的演變成技術上的GDP主義。然後，大家發現GDP主義有很多問題，但又沒有提出替代性的目的。
我們經常會把經濟發展本身當成是最終目的。經濟發展本身當然是重要的，但經濟發展應該是一個工具，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我們這樣沒有明確目的地一味發展，很容易會走錯方向。在GDP主義的指揮棒下，我們的工業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其核心都是貨幣主義，這就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為什麼要設定目標？因為隻有目標清楚了，我們才知道什麼是好的經濟政策和發展路徑。
下一個階段我們要明確：我們的發展並不是為了GDP增長本身。我們現在的GDP的確是越來越多，但是事實上我們有形和無形財富反而越來越少了。青山綠水是財富，好的空氣是財富，地下礦產是財富，好的文化氛圍和社會道德也是財富。現在我們通過貨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把所有這些真正的財富都轉化成GDP，也就是一個流量的概念。這個流量我們又沒法保證分配得均衡合理，造福於社會。我們需要反思：GDP隻是一個流量的概念，不是我們最終發展的目標。所以，所謂經濟轉型不僅僅是一個出口導向和促進內需的問題，而是要首先把發展的目標搞清楚。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在當時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的中國太貧窮、太落後，誰都想改善物質生活，所以當時一開始改革，社會就變得很快。現在溫飽已經解決了，大家共同追求的已經不僅僅是物質文明而已。所以，我覺得談經濟轉型，至少我們要把財富和GDP兩個概念分開來：財富就是財富，而GDP隻是一個流量，一種追求財富的手段。
《檢察風雲》：那麼您認為我們要實現這個目標，最大的阻力或者障礙在哪裏？
鄭永年：首先是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過去30年來，我們都是在GDP主義或者說發展主義的影響下思考和行動的。我們認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其實黨中央在十六大、十七大的時候就已經提出了：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發展的最終目標也是重要的。時至今日，中國經濟的轉型還是沒有完成。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進一步市場化，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隻是強調市場化，在我看來還是不夠的。盡管我們很早就強調社會和諧和穩定，但是並沒把社會建設放到與經濟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思考。現在主流的思維方式還是經濟主義、發展主義。一旦到了地方層麵，這基本還是一種為了經濟犧牲社會的發展思路。
我們需要看到社會建設對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而不能把眼光完全放在經濟發展上麵。中國這30年的各種改革，給予經濟的考慮很多，而給予社會的考慮則少得可憐。例如各種社會福利製度，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我們做得實在太少。我們都知道西方“先富再老”的社會，而中國現在則是一個未富先老的社會。養老方麵的各項製度準備我們做好了嗎？麵臨中國社會的全麵老齡化，我們該怎麼辦？
學習曆史經驗對我們很重要。我經常說，中國現在要注意避免19世紀歐洲的道路。中國雖然是一個東亞國家，但現在發展方向卻很像19世紀的歐洲。那個時候歐洲的經濟以發展利益和效率為重，社會破壞得很厲害，結果導致了長時間的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
這一點上，中國不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和地方的發展是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並舉的，所以隻用了大概二三十年時間，中產階級就達到了全社會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也發展了30多年，經濟發展速度不比它們慢，但中產階級隻達到了全社會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所以我認為中國將來不需要其他發展指標，直接把中產階級的大小作為指標即可。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以後的改革都比較容易，因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一旦成為全社會的價值觀，社會在政治上就不會激進化，漸進的改革就容易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