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尚義街6號遙遠年代的傲慢與孤獨
談話
作者：朱曉陽 張慶國
朱曉陽簡曆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係副主任，人類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78-1982年就讀於雲南大學經濟係政治經濟學專業，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93-1995年就讀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獲研究生文憑（社會學）；1996-2000年在澳大利亞悉尼麥格理大學學習，獲人類學專業哲學博士學位。主要從事政治/法律人類學、人類學發展、城市人類學、影視人類學、社會科學方法論等方麵的研究。先後出版《罪過與懲罰：小村故事（1931-1997）》《小村故事：地誌與家園（2003-2009）》《麵向“法律的語言混亂”——從社會與文化人類學視角》等專著，編著、合著《社會科學方法與評論》《法律與人類學：中國讀本》《象征與暗流》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Positions》等國內外學刊上發表論文三十餘篇。朱曉陽教授最近幾年的研究興趣是城市化的社會和文化影響。
時間：2015年 1月 13日星期二
地點：北京大學社會學係辦公室
談話人：朱曉陽、張慶國
一、愛文學就是朋友：來我家玩嘛
張慶國（以下簡稱張）：這個談話欄目我做了將近 10年，反響一直很好，但昆明尚義街老友還沒有訪談過，我想做，又猶豫，比如於堅，你想想於堅跟我幾十年的老朋友太熟了，又都在昆明，我來向他提問，感覺太假了，不行。我的談話對象要是陌生人才好做，比如前兩個月我在北京做的嚴歌苓訪談，就效果很好。那天在於堅的昆明高黎貢獎會場見到你，我忽然覺得可以跟你吹一下。你從年輕時就東跑西跑，後來出國好久，回來在北京大學教書，我倆很熟，但畢竟不常見麵，吹一下會有感覺的。這樣吧，我們先從你跟於堅的友誼開始聊，當年我們昆明這幫尚義街 6號老友中，你和於堅應該是最早的朋友，你們兩個大學前就認識了？
朱曉陽（以下簡稱朱）：不是，我上大學了，他還在昆明的小壩煤機廠上班，那個時候認識的，上大學以前我曉不得他。
張：那麼，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朱：是因為《地火》嘛。
張：啊！那份昆明最早的地下刊物，《地火》文學雜誌，八十年代初還是七十年代末出現的，是不是那個東西？《地火》雜誌是不是省圖書館那個人辦的？他叫什麼名字？
朱：石安達嘛。
張：是的，石安達，聽說過的，你跟他們一起搞嗎？哪幾個人在辦《地火》？
朱：石安達是其中之一，我們跟著玩。
張：我當時聽說了，也想去找他們的。我家不是住在昆明的三市街嘛，百貨大樓附近，有一天我在百貨大樓那個地方，看見牆上有人貼了一張海報，介紹他們的《地火》雜誌。
朱：對，我也是在百貨大樓那個地方看見的，我和你看見的是一個東西。我看見了貼出的雜誌，還看見了人，有一個人在賣《地火》雜誌，好像是一個小學老師，我就買了一份回來，那時我的文學朋友是杜寧。
張：杜寧？你最早認識的人是杜寧？啊哈杜寧這個小子。
朱：還有武列格、李亞明，都是我們安寧這一夥的。
張：什麼叫安寧這一夥？
朱：安寧 501台的嘛。
張：501台是什麼意思？
朱：我跟李亞明都是 501台的，那是一個轉播台，在安寧那邊，我們都是那裏的技術工人。
張：懂啦，你們在那裏上班？那是省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的轉播台？你父親不是廣電廳的人嘛？你屬於廣電廳的職工子女，在郊外的轉播台上班？
朱：中央台的轉播也在那裏，我和李亞明在轉播台上班，杜寧是我們轉播台旁邊的知青，他知青回來上了技校，然後分配到雲紡旁邊的一個廠裏，杜寧和李亞明他們又認識武列格，武列格是昆鋼的，這樣我們就成了一夥。武列格是昆鋼軋鋼廠的工人，我們四個人，結成了一個文學小社團，也就是讀書會了，換著書看看，手抄一個什麼刊物，1977年到 1978年之間吧，我 1977年進的那個單位，我和李亞明是昆明官渡區的知青，招進了轉播台。
張：你知青去的是官渡區哪個地方？
朱：就是宏仁村嘛。
張：啊哈，就是你寫人類學論文，研究的那個地方，你一直在調查宏仁村？
朱：是的，當時，我們四個人搞了一個讀書會，自己刻了一個刊物叫《篝火》。
張：《篝火》？都是些什麼火，那個時代的特點啊！你看跟那個《地火》在名稱上很相近。
朱：《篝火》也就是自娛自樂了，後來，我1978年考大學，考上就走了。
張：你是 78級的？
朱：77級嘛，1978年初進的學校嘛，1977年底考的，1978年初入校。
張：想起來了，77級那年是春季入學。
朱：我就上雲大去了，看見《地火》是1978年底的事，應該是，大學上了快一年的時候，1978年底在百貨大樓看見那個，我就先告訴了杜寧和武列格，因為雜誌上印著省圖書館的地址，我就說去找找看。有一天我們就直接找到省圖書館石安達的辦公室去。
石安達的辦公室在圖書館主樓後麵，我們隨便談了幾句，石安達告訴我們，他們星期天在農展館這裏有個聚會，類似於朗誦詩呀什麼的，說你們也來嘛。我們星期天就去了，在農展館那個開著海棠花的什麼林子旁邊，有些樹蔭的小道上，來了好幾十個人，都是我們認不得的，然後就有人出來誦讀自己的作品嘛。
張：朗讀自己的作品？好玩呢嘛。
朱：現場站出來一個人，是於堅，他朗誦了自己的作品，鏗鏘有力，受古典詩歌影響那種，句子緊緊的，也有點裴多菲詩歌的感覺，好像引來些歡呼，然後我也把自己的一個作品朗讀了一下，我朗誦完了，就有幾個人站出來攻擊。
張：怎麼攻擊呢？
朱：就是說我寫的不怎麼好啊這樣，攻擊的人中有速建祖幾個。
張：哈哈！速建祖啊？他也最早去跟著《地火》玩？你知道他後來做什麼？做生意，生意場上混得很熟很久啦。他為什麼攻擊你的作品？你寫的什麼？
朱：我就寫了那種，好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幹部之類，沒什麼。我記得於堅上來麵孔很嚴肅地說：寫得好，曉不得是真心還是假心，反正他說好。
張：你寫的是詩？
朱：類似於散文，那個時代文體也不懂，反正想寫就寫。
張：你們去跟著《地火》的朋友玩，是星期幾記得嗎？
朱：我記得是一個周末吧，幾十個人來，後來於堅告訴我，他家地址在哪裏，叫我去找他玩，可能過了一天，我就上他家去了。他那時住在華山西路，好像是省法院的後麵，院子裏有個小棚棚，他住在裏麵，搞他的詩。
張：不是住在翠湖邊物資局那裏？
朱：還沒呢，還住在華山西路，一個最大的那種古式院子。
張：說起來真是令人感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不管在什麼場合，認識一個搞文學的，或者說認識一個喜歡文學的，就會對他說，來我家玩嘛，而且像你說的，第二天就會去找，馬上就成為朋友，友誼的大樹從此破土而出，茁壯成長。
朱：是的，我跟於堅就這樣認識。認識以後再把武列格、杜寧、什麼李亞明這些介紹給他，大家就一起玩了。《地火》他們那幫誌同道合的朋友，臭味相投，我們半路殺進去，跟他們不太一樣。他們年紀大些，三四十歲了，我們才二十來歲。我們沒具體經曆過文革，就是想學著寫作，老老實實地參加活動，他們中的一些人，大多數是些造反派啊，這樣那樣之類，想搞點政治，天天揣摩著北京發生什麼了。
張：《地火》好像沒出幾期？
朱：是的，《地火》說第二期要出，要出版，刻印的，蠟紙刻嘛，你曉得。
張：是的，刻蠟紙的那種，油印的，《挺進報》玩的那種樣子，都有些摹仿革命的感覺。
朱：反正要發表的作品中，有於堅的詩，我的散文。等於那天在農展館也像是個讀稿審稿會，就算是讀稿會吧，還不完全是朗讀了玩。後來，我們跟於堅見麵，大多數時候是在石安達家，基本上，每隔兩三天就會去石安達家去見一次，見麵的時候，就討論下期《地火》出不出？石安達他們那些人一下說要出，一下說不出，爭來爭去的。
張：這個錢是從哪裏來呢？大家出嗎？
朱：我覺得沒發生過出錢的事情，不需要什麼錢，不就是刻個蠟紙，油印一下，大家出力就行了。你比如說這個人在工廠，會製版，就交給他整這個。像趙家兄弟，什麼趙天航、趙天雄吧？他們會製版，鑄刻的那種，好像是，記不太清了，製出來的版很正規的，就那樣做，你做點我做點，就成了。
張：他們在印刷廠工作？
朱：差不多吧，或者會做這一行，有這種技能，大家一起想辦法，出力，不必出錢。有很多積極分子，有個人叫楊小彪，老知青，後來昆明市的所有高樓都是他清洗，他管著昆明市的全部蜘蛛人，是蜘蛛人的老板，現在好像還是雲南省什麼知青協會的頭。當年，他就專管《地火》的那個刻蠟版工作，還有裁紙什麼的，工作很實在。他說反正我也不會寫東西，就幹這個。後來嘛，這種地下刊物，你想想，肯定命不長，人就煙消雲散，石安達那裏也不聚會了。
基本上，後來就把窩子移到了白雲巷，就是現在的那個麥田書店，塞林格咖啡館對麵，那個地方原來是平房，武列格家在那裏有一間房子，窩子移到那裏去了，基本上是，當時我和杜寧也住那裏。
張：錢局街？
朱：白雲巷，對，在錢局街，我和杜寧，住著武列格家的那個房子。
張：等於朋友家有一間房子，你和杜寧去住？你們兩個人在裏麵住？
朱：是的。
張：那可是太幸福啦，當年住房非常緊張，年輕人從父母家搬出來，有一個房間單獨住，那可不得了，無比幸福的事啊！武列格真是太講義氣了。
朱：後來那個房子拆掉了，公安局蓋了新樓，武列格現在還住在那個樓裏，兩居室。那個期間，還認識了李勃。
張：李勃？
朱：有一天我們在翠湖邊上走著，看見了李勃，我們就說那個人好像是李勃，走，上去問問看。
張：哈！怎麼會覺得他是李勃呢？
朱：我在雲大上學嘛，見過他，有些印象。
張：他當時在雲大的學生中有名了，很出風頭的。
朱：是的，所以我們想認識他，就在翠湖裏麵跟他聊了一下。
張：他很驕傲？
朱：聊了一下，驕傲也談不上，因為第一期《地火》上有李勃寫的一首詩，他用了個筆名叫瑜兒，出自魯迅的那個作品《藥》，裏麵有個人叫這個名，他就借用，做自己的筆名。
張：是的，魯迅的作品《藥》好像是有這麼一個角色。
朱：李勃那個詩，有點模仿徐誌摩，寫得浮光水華的，感覺很有才。但跟他的交道開始不深，主要玩的人，還是我們幾個，於堅、杜寧、武列格和李亞明。後來《地火》不出，1979年夏天還沒有動靜，學校放假了，我們就說出省玩去，我、於堅、杜寧幾個，就出省玩去了。
二、窮鬼遊天下：走，出去看看
張：你上大學，學校放假就有時間出去玩，李勃也上大學，可於堅還在上班，他是工人怎麼出省去玩？你們玩是哪一年的事？
朱：1979年，李勃跟我們還沒有私交，出去玩沒有他，我們幾個計劃一起坐火車，從重慶出去。
張：那個時候沒錢啊，我也是早就想出去，可是沒錢出去玩啊，你們怎麼會有錢？
朱：我有 200塊錢，夠玩了。
張：其他人呢，也都有 200塊錢？
朱：是的。
張：200塊錢不容易湊齊的啊，你們哪裏來的錢呢？
朱：我借了同學的錢，還賣了一塊手表，我不是下鄉當知青兩年？兩年的工分買了一塊表，就把那塊表賣了。
張：表賣了多少錢？
朱：70來塊錢吧，在華山南路那裏一個拍賣行賣的。賣掉手表以後，反正借借湊湊，三個人就出發了，快上火車，臨時又跑來一個人加入，那個是於堅他們廠的朋友，工學院的一個工農兵學員，我們四個人就坐火車去重慶了。重慶我家有親戚，住在那種大雜院裏麵，我帶他們去找親戚，夏天很熱，我們在重慶呆了兩天，又買船票出發。
張：想起來了，於堅前久寫過一篇散文，提了一點你說的這件事，他說得很誇張，有些吹牛的感覺，說什麼我年輕的時候，感覺書讀得差不多了，應該雲遊天下，於是順長江而去什麼，哈哈！
朱：不過也是有些出去見世麵的意思。
張：年輕人嘛，浪跡天涯，當年誰都有這個想法，但你們賣表借錢，真的出去了。你們怎麼會買船票？船票便宜？
朱：是的，而且坐船的感覺特殊。從重慶坐船，一直坐到武漢，再坐到九江，過三峽，上廬山，廬山下來，一直坐船到南京，南京出來，去到無錫、蘇州、上海，完了往回走，到桂林。
張：啊呀不得了，真了不起，怎麼沒去北京？
朱：沒去，遊半個南中國了嘛。到桂林，又回來去貴陽，好像是花溪，對，貴陽花溪，最後一站是貴陽，我記得是。
張：真是一趟偉大的旅行，在那個年代，那個年紀，不是所有人都有那麼一次出行的，真的了不起。於堅不誇張，他寫得很真實。你感受很深也很特殊吧？一路上有些什麼討論？幾個熱血青年出行，指點江山，亂討論亂發言些什麼？
朱：路上討論些什麼記不得了，反正很感慨是真的，有印象的是好像每到一地，就去巡訪當地的那種地下刊物。有些刊物在什麼地方看到過，就找了去，但好像也沒找到，基本上以玩為主。
張：訪問地下刊物，想結識外省的文學愛好者？當時外省有文學朋友嗎？
朱：那時基本不認識外地的人，對外麵世界一無所知，完全就是典型的一個窮鬼去旅遊，到各處都感歎，每到一處都是沒見過的。長江、三峽、坐著最便宜的那種散席，連四等艙都不算的散席。
張：散席在哪裏？甲板上？
朱：散席，等於白天你沒有固定座位，晚上出兩塊錢還是多少，租一個席子，一個枕頭，可以在甲板上睡一夜，早上起來，相互看著，全身黑漆漆的，那種煤灰落到甲板上，人都黑乎乎的啦。
張：哈哈，煤灰！
朱：然後就衝澡，反正年輕，無所謂。三天從重慶到武漢，再走。一路吵架，吃東西，吵，這個要吃那樣，那個要吃這樣之類，諸如此類。比如說杜寧到哪裏都要吃米飯，工學院的那個人呢，隨時盯著看，認為這個像小偷，那個也像小偷。
張：哈哈！
朱：反正是亂麻麻的，可以想象得到，髒兮兮的那種小青年，第一次出省，東張西望的那種。到了上海，說是要去吃一頓西餐，走進去，一進那個門，人家個個都看著我們，好像是什麼和平飯店，反正在南京路上，看看價格，然後我們四個人一個一個的又溜出去跑掉了。吃不起嘛，最後，找到上海一個背街背巷，那邊也有西餐，吃一頓，叫了個德國牛排。
張：其實不怎麼好吃，還是覺得好吃？
朱：西餐忘記掉了，我隻記得後來津津樂道的是太湖上的那個素澆麵，那東西好吃。還有西湖那個叫什麼，樓外樓吧，吃的是魚，還有重慶的火鍋，我們幾個人，八月份，火鍋燒的是無煙煤，烤起，每個人穿著小短褲，脫光掉，披著一塊毛巾吃火鍋，印象比較深刻。還有上廬山，廬山他媽的擠得要死，我們跟一幫北京來的吵了一架，覺得他媽北京來的那些人怎麼這麼傲慢？個個都好像是中南海出來的。
張：這一趟出去了多少天？
朱：20來天，我記得是把錢集中起來用。
張：你上學放假的好說，上班的人呢？曠工要被開除的呀！上班的怎麼請假？
朱：用各種辦法請假嘛，姥姥病了，爺爺死了之類，反正就是瞎編。
張：那個時候像這種玩，一夥誌同道合的朋友約著走幾個省，相當奢侈，很少見的。回來以後有什麼變化？你們回到昆明，心理上有什麼問題出來？
朱：很奇怪，回來以後變得平靜了，我就覺得，《地火》那個事，去之前是我們的一個情結，好像昆明幹不成，去外麵看看人家怎麼幹？路上變成就是一個旅遊，感歎祖國之大，江河之長，回到昆明，幾個人根本就沒有交流過任何言語，自然而然地，就再也不提《地火》那檔事了。
張：突然覺得那個事太小了？天下之大，《地火》不算什麼事？
朱：說不清，好像《地火》連提的興趣也沒有了。誰也沒說《地火》這個事結束掉了，或者什麼，沒有，很奇怪，就再也不提它了，連個過渡儀式都沒有。
張：一段生活結束了，另一段準備開始。
朱：是的。
張：再問你個事，你喜歡文學，怎麼大學上的是經濟係呢？
朱：我沒考上中文係，錄在政治係，當時不叫經濟係。
張：當時中文係比較熱，分數要求高一點是不是？
朱：也可能，曉不得了，隻記得當時的作文題目，是散文《青鬆讚》。
張：我 1977年也考了，當時理想相當高，不知天高地厚，我榜上有名，填表填的第一誌願是北京大學，第二誌願是複旦大學，其他就不填了。
朱：反正我第四誌願還是第五誌願有雲大，就錄在政治係了。1977年，經濟係還沒有，1978年經濟係恢複了，他們進來就是經濟係，說我們的這屆學生可以轉係，大學都高興，所以我們那一屆 70個人，將近 50個人都上了經濟係。
張：當時對政治有點厭煩嘛？
朱：覺得政治係名聲太差了。不過我還應該算是政治係才對，聽好多課還是哲學的，比如說西方哲學史啊這些，都是，還是在政治係聽這些課。
張：上課以外，你的很多時間都是拿來寫作？但你的文學創作跟其他人似乎不一樣，你的特點，我感覺，好像文學之外，始終有些別的東西在幹擾，就是說，比如於堅，他一門心思就是寫詩啊，或者寫個什麼東西，李勃也是，就那麼寫寫寫，你不同，你的文學作品不多，那時你有些什麼作品？
朱：我剛開始，受妥斯陀耶夫斯基的影響，卡夫卡的影響，寫詩、小說之類。
張：寫了一些，發出來的不多？朱：發出來的不多。張：是因為寫了發不出來，還是寫得少？朱：我最早發表的作品，是大學畢業後，在
北京《醜小鴨》雜誌發的，1988年。散文，那種像散文詩一樣的東西。
張：叫什麼題目？
朱：忘記了，好像叫《牛皮山鼓舞》，反正我也鬧不清楚牛皮山是哪裏。
三、我思故我在：坦率說吧，我在理論上是比較強
張：我覺得，你的一個特點是，寫的和發表的文學作品不多，或者是我見到的不多，但是，在很多朋友中，關於你的傳說很多，你是一個神秘的人，名氣很大，不見作品，你的名氣來源於思想，你是一個經常有奇思怪想的人，你覺得呢？
朱：你這樣說，我覺得有些道理，坦率說吧，我在理論上是比較強，思辨方麵我是有些得心運手。
張：你的腦袋比你的手更強大，你以前有個作品叫《傻瓜朱小羊》，好多人談論，那個東西主要的特點就是思想性。
朱：所以，我接觸文學完全是受武列格、李亞明這些人的影響，不然的話，我個人擅長的是思考和辨析。
張：我就覺得什麼事你一上來，三言兩語就能分析清楚，我們中的一些人呢，隻有感受，文學的感受，什麼場麵啊、動作啊、語言啊之類，要做思想上的分析，就麻煩大了。
朱：思考我基本上是駕輕就熟，所以我進入文學，花了很長時間去重新把理性的思考扔掉，把思考的習慣改掉，這個很別扭，改的時間比較長，我覺得起碼有幾年吧，但我也有做得比較好的，我後來發表的幾篇東西，早期的，有一篇叫《街頭浪漫者》，應該還算好吧，算比較成熟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