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之間
非虛構寫作
作者：張品成
為了長篇小說《紅幣》的寫作，我做了幾年資料的準備。
後來，我把小說完成了，但大堆的資料還在那。有一天我和人說起那些史實，他們聽得津津有味。
他們問有沒有這樣的一本書，想找來看看。
我說沒有。
朋友說你要是能把那些材料組合一下，也許是一本很好的書。
這個建議當時我並沒在意。
這一年的春節我是在南昌度過的，十幾年都在溫暖如春的海口過年，對濕冷的江南的冬季已經非常不適應了，我躲在房子裏，哪也不敢去。我想起朋友的那句話，把那些資料找了出來。然後我按我的思路，鋪陳了這些文字。
我還想說說的是：我從事江西蘇區紅色資料的搜集並以此為基礎寫小說已近三十年了，我對紅軍有特別的感情，我很仰慕那些早期的共產黨人，我很親近那片客家人世代居住的贛南，親近那裏的人和山水。
所以，不管我的文字怎麼樣，我是傾注了深厚的感情的。
這本書還直接采用了我相識的和不相識的許多朋友的資料，在此一並感謝了。
我也不知道這屬於什麼文體，隻要有人願意看並且能讀出點樂趣，受到點啟迪，有一點收獲，那就夠了。
第一章：那一年風起雲湧
動筆寫這篇東西的前幾天我恰好去了一趟贛南。
正是歲末，是個霜天欲來未來的時刻，贛南的早晨透著滲人的寒氣，遠山霧色朦朧，楓紅鬆翠。我千裏迢迢從溫暖的海南島趕來，為的是參加一個周年紀念活動。
我到達的時候，贛南那個叫寧都的小縣城裏早己張燈結彩。我入住的那家酒店據說是小縣城裏屈指可數的高檔酒店之一，來參加活動的嘉賓都安排在這家酒店住宿。安保的級別非同一般，是因為來了些非同一般的人物。後來我了解到不僅有黨政軍的高官部長將軍之類，還有將軍們的後代。那個合唱團就是以將軍後代為名的，成員皆為開國將軍們的子弟。那兩天電梯間大廳樓道間都是穿著五五式將軍服的男女，且那些人因為血緣緣故，似乎那些老將軍一夜間都活了過來。我甚至想，要拍個關於將軍們的電影，特型演員將不是問題。
從十八樓高處望去，遠處山巒疊嶂，梅江河逶迤而去，河邊，永寧寺寶塔矗立在煙雨蒙蒙中。那一年的那一天大概也同樣是這麼個情形，秋風蕭瑟，草木凋零，那些奉命圍剿紅軍的北方士兵，思鄉愁緒如霜天草木。那些日子，中共地下黨員趙博生與二十六軍將領董振堂常常一起散步，他們走在暮色中的梅江岸畔永寧寺寶塔下。古寺裏的暮鼓敲響，江水靜流如咽，塔尖雀聲迭起。兩個人談了很多，董將軍終於被趙博生說服，同意率部舉義旗反蔣投誠。
那是八十年前的今天，駐紮在此地的國民黨二十六軍，響應軍官董振堂、季振同的號召，奮而起義。
我和那些嘉賓及將軍後代就是來贛南這個名叫寧都的小縣城參加著名的“寧都起義”八十周年紀念活動的。這些人裏，我看到了趙博生的女兒，這個一生從沒見過父親的八十歲的老人，對父親的音容笑貌雖然陌生，但對於父親的生平卻十分了解。她出生的那年，父親趙博生任二十六軍參謀長，是中共地下黨員，對那一年的起義起到了關鍵作用，而那場起義對處在大兵圍剿中危機四伏的工農紅軍的存亡也有著關鍵性的作用。盡管由“寧都起義”投誠的官兵組建的紅五軍團此後一直擔當著最艱險最慘烈的戰役，起義的官兵曆經大小戰役及兩萬五千裏長征能活著看到革命勝利的人不多，但二十六軍當年的起義對共產黨和它的軍事力量——工農紅軍的幫助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起義發生在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才一個月的當口，這一喜訊對共產黨人來說，不是一般的歡欣鼓舞，是久旱之雨，現實和曆史的意義相當深遠。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
我的敘述文字就從八十年前開始。
一九三一年，對處於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政府來說是極其特殊極其微妙的一年。很少有人將那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大事進行過認真的梳理細致的對比，史料也語焉不詳，但那一年確實發生過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如果仔細地梳理對比，是很有些意義的。
進入新年的第七天，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操縱。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米夫排除異議，一手將其學生王明強製性地捧上中共的權力寶座。
王明，生於一九○四年，比瞿秋白、李立三小三歲，比毛澤東小十一歲，安徽金寨人，小商人家庭出身，原名陳紹禹，一九三一年才化名王明。
米夫的舉動當然代表了共產國際的意思。
這一舉動，代表著極左的蘇俄派甚囂塵上，同樣也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內極左勢力的登峰造極。
一九三一年三月下旬至五月，國民黨軍隊以數十萬之眾，采取“追堵兼施”的方針，對中央蘇區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行了第二次大規模圍剿。到五月下旬，兩地紅軍采用“靈活機動，避實擊虛，各個擊破”的戰法，經過富山、白沙、中村和獨山、桃花等戰鬥，共殲敵數萬人，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
軍事上的勝利，給共產黨人以鼓舞，上海局及各根據地，都覺得春天畢竟是春天，就要有個春暖花開的好時光了，前景更是一片燦爛，共產主義似乎已經是觸手可得板上釘釘的事情了。
不能說有些人頭腦過度發熱，畢竟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當時的中共中央正在考慮一件事情，怎麼才能做到百分之一百的布爾什維克，以保證共產主義革命的純度？
因此，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讓有蘇俄背景的一些同誌前往各蘇區指導工作。當然，這不僅是中共當時代表人物王明的意願，也是共產國際所期望的，中共的負責人王明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令。
夏曦被派往洪湖。
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中央代表團到了中央蘇區。
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帶著重要使命去了鄂豫皖。
曾洪易則被派往贛東北根據地。
根據當時王明的中堅力量“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說法，這八個派往各蘇區的要員中，有一半來自那批人。這些大員都是熱血青年，也多留學蘇俄，蘇俄革命勝利萬眾歡騰的情形，在他們心中久久沒有消失磨滅。他們年輕氣盛且朝氣蓬勃，身上負有重任，執行著極左的路線，奉命開展所謂“反右傾”鬥爭，“改造各組黨的領導”。
剛剛被米夫扶上台的王明，期望這些“欽差大臣”能不辱使命，在各根據地發揮關鍵作用，以引導紅色戰爭取得迅速勝利，也讓自己的才能及業績迅速顯現，讓老師米夫臉上有光。
為了保證張國燾和陳昌浩的安全，中央派了特科的重要人員顧順章親自護送。完成任務後，顧順章並沒有立即回上海，而是滯留在了武漢。他覺得重任完成了，得好好玩玩。那些日子太緊張了，舒緩一下身心很有必要。武漢遠離上海，不受管束，可以瀟灑一下了。
但其後，大事發生了。
回到武漢的顧順章很快將身上的那點錢揮霍一空，他並不為此發愁，這個幫會出身的男人，自小在上海灘混跡，有著一身混生活的本事。顧順章很聰明，雖然沒讀過什麼書，但對於想學的東西卻過目不忘。他會魔術，於是決定登台表演魔術以換取一些零用。雖然武漢正處於極度的白色恐怖中，街上遍布暗探和中共的叛變人員，他們獵犬一樣在街巷裏到處尋找共產黨人，但顧順章不以為然。他會易容功夫，也就是一手高超的化裝術。他自信一經化裝就徹底改頭換麵，沒有人能認出他來。有一則故事是這麼說的：顧順章叛變革命後，他的家被國民黨派特務重點保護，為了試探安保的可靠性，有一天顧順章從自家悄然溜出去，很快化了裝，大搖大擺走到前門，對守門的特務說要找顧順章，並出示了他特意偽造的相關“證件”。特務竟然沒認出來，真把他帶進去了，顧順章的家人居然也沒認出來。
那一天，正是中國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在上海星光大戲院上映的日子。顧順章卻決定在武漢的戲台上表演他的技藝。後來的許多關於顧順章的回憶，都提到這個人有太強的表演欲。也正是他不多的出頭露麵的那點時間，竟然被從上海過來的中共叛變人員尤崇新認出。尤崇新剛剛投奔國民黨，渴望著有立功受獎的機會。那些天他天天在武漢的街頭和熱鬧場所溜達。那晚在戲院，他竟然在舞台上看到一出熟悉的魔術，巧的是，這出魔術，尤崇新看顧順章表演過，而且當時在國內也隻有那麼寥寥可數的幾個人能表演。
尤崇新跟蹤了那個表演者，他確認那不是別人，正是中共政治局委員、特科重要人物顧順章。他喜出望外，沒想到在這地方能找到這麼一條大魚。他立即報告了中統在武漢的情報負責人蔡孟堅。旋即，顧順章遭逮捕並且很快叛變。這是當時中共黨內最大的叛徒。顧順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毛澤東也不過是政治局的一個委員。顧順章投敵後指認了惲代英，並帶領特務抓獲了中共的重要人物向忠發、蔡和森等人。顧順章的證詞，直接導致了惲代英、蔡和森及當時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等人的被殺。
幸運的是，武漢方麵發給中統頭目徐恩曾的電報落在了他的秘書——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的手裏，由於及時得到了消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機關的領導人都快速撤離到了隱秘的地方。但是，由於時間太倉促，來不及轉移的中共地下組織還是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先後有八百多人被捕。
由於顧的叛變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嚴重損失，周恩來等人再也無法在上海開展地下工作，隻能轉移到江西蘇區。這些曾幻想著效仿蘇聯老大哥在中心城市開花、一舉取得政權的年輕革命者們，不得不放棄城市，來到他們認為出不了馬列主義的偏僻農村。也許這客觀上使得這些躊躇滿誌的革命者有了接觸中國農村、認識中國革命實質的機會。
盡管受到了重大挫折，但中國共產黨那些年輕的革命者卻沒屈服，在他們看來革命的低潮不會持續太久，他們並沒有被白色恐怖和對手殘酷的鎮壓所嚇倒，他們反而覺得是千載良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他們在最最艱難的時刻常常會想起古人白居易的這兩句詩。
但他們最大的對手蔣介石並不這麼認為。這一年應該是最最關鍵的一年，消滅共產黨，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所以，他才收拾了中原，就急不可待地對國民黨各路軍閥進行整編，現在，他覺得能騰出手來對付紅軍了。赤患一日不滅，黨國一日不得安寧。那些日子他待在廬山，說是休假，但卻心係前線。廬山適宜消夏避暑，陰涼的山中歲月在燥熱的天氣裏讓人能更冷靜地思考問題。再說廬山離江西前線很近，有親臨前線指揮千軍的意義。
大概蔣介石當初就是那麼想的。
但是，一九三一年對於蔣介石來說，日子並不像他想象的那麼好。
期望近期內在國內剿滅共產主義勢力、更期望共產黨內部分化不攻自亡的蔣委員長，自己的政黨內部卻麵臨著分化。
也是這一年的年初，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指責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惟自己的意誌行事，使南京政府變成傀儡，“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動”。胡漢民對蔣的公開批評可謂言辭犀利毫不留情。蔣介石為此視胡為心頭之患。於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立法院長胡漢民應蔣介石之邀到陸海空總司令部共進“晚餐”，甫一抵達，馬上被一群荷槍實彈的士兵押入會客室。南京警察廳廳長吳思豫遞給他一封蔣介石的信，蔣在信中稱胡漢民近來反對政府，反對中正，在黨務政治方麵，處處與他為難，並列出胡的多宗罪狀，要求他辭職。
胡漢民並不買賬，他說：“應該辭去職務的是他蔣介石，你跟他說，我要見他！”
兩天後的晚上，胡漢民才見到蔣介石。
“你近來有病嗎？”胡漢民劈頭問道。
蔣不知何意，連忙說：“沒有啊。”
“那很好，我以為你發了神經病了！”胡漢民緊追不舍，對蔣強加在他頭上的“罪名”一一批駁。胡漢民在黨內以文筆言辭尖銳聞名，蔣介石也是有備而來，雙方唇槍舌劍至次日淩晨。
盡管不服輸，但胡漢民還是不得不接受被軟禁南京小湯山的事實。他對蔣介石的了解更深了一步，這是個心狠手辣的人。軟禁當日，他寫了兩份東西，一是聲明：“因身體衰弱，所有黨部政府職務，概行辭去。”一是寫給蔣介石的信：“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時候……”舉國輿論頓時嘩然，特別是兩廣籍人士古應芬、孫科、陳濟棠、李宗仁等表示了強烈反應。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發表了反蔣宣言。蔣胡的矛盾上升為寧粵矛盾，黨內彈劾蔣介石的呼聲頓起，隨後，粵軍將領聯名通電響應，要求蔣介石下野。寧粵分裂局麵已經成為鐵定的事實。
此時，日本人趁中國內亂——國共兩黨兵戎相見，各地軍閥相互間內訌，國民黨人爾虞我詐窩裏鬥，共產黨內部又激烈紛爭……開始了趁火打劫。這一年的七月，日本人利用吉林省長春縣萬寶山中朝農民糾紛，別有用心地介入，引發中朝農民矛盾。
其後，他們精心策劃，於九月十八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一舉侵占沈陽。少帥張學良讓東北軍大部撤至山海關以內，隻有一部分軍隊進行了抵抗。據說張學良是接了蔣介石“絕對不抵抗”的命令才這麼做的。幾個月內，日軍即占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並開始向熱河進攻。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上海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平、津、滬、穗等地學生紛紛奔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對日宣戰。
與此同時，日本人進一步實施分化計劃，密謀挾持原清朝皇帝溥儀以建立傀儡政權，十一月十日，溥儀被日本人誘騙到大連。
國難當頭，廣州的“國民政府”顯然覺得這種時候內鬥內耗不得人心，汪精衛、孫科等廣州政府的代表與南京政府的代表舉行會談，雙方各自召開了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等額的中央委員。粵方主動停止了“討伐”軍事行動，而寧方作為姿態也於同年十月十四日釋放了胡漢民，實現了寧粵言和。二十二日，胡漢民與蔣介石在上海見麵，這也是兩人生前最後一次會麵，又一次爭論不休。蔣介石在日記裏罵胡是“無人心至此”及“小人難養與鳥獸不可同群”，據說這是蔣罵最痛恨的人時使用的語句。胡漢民也公開表示，蔣介石禍國殃民，應“自殺以謝天下”。
但蔣介石並沒有把所有的這一切當回事，對於時局的把握，他似乎胸有成竹。他很清楚真正的心頭之患，是日益強大起來並有蘇俄支持的共產黨和它的軍事力量工農紅軍。在他看來，平定紅患，是當時最最要緊的事情。
顯然，蔣介石早已固執地認定了一點，赤色革命終究不得人心，幾條泥鰍，翻不了大浪。他想那些“痞子”組合的烏合之眾，遲早會因為自己陣營內部的分化而土崩瓦解，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匪策略的提出，是有根據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並沒有看到他所預料的那種結果。盡管搗毀了共產黨在上海的機關，但蔣介石在戰場上並沒有占得一點便宜，他以為失去了主心骨的紅軍會在大軍麵前一蹶不振，一切卻事與願違，紅軍的軍事力量雖不強大，但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卻行之有效。尤其國民黨內又多政敵，時不時背後給老蔣來幾下暗槍。
這一年的七月，蔣介石調集三十萬兵力，並親任總司令，采取“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兵分三路對中央蘇區開始進行第三次圍剿。在他看來，中原大戰後，中國的內患就是紅軍了，他要騰出手來全力對付紅軍。可沒想到，紅軍三萬多人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采取“誘敵深入”、“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戰略方針，由閩西北出發，繞道千裏，回師贛南興國，先後在蓮塘、良村、黃陂及老營盤等地共殲敵三萬餘人，繳槍近兩萬支，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圍剿。
紅軍是越剿越多，偏偏日本人又來添亂肆虐。這讓蔣介石大為惱怒。
蔣介石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下令秘密殺害愛國人士鄧演達。
次日蔣發表演說，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施政方針，一方麵圍剿主張抗日的紅軍，一方麵鎮壓抗日愛國運動，逮捕和槍殺愛國學生。蔣的這一係列做法，激怒了廣大的愛國人士，也引起國民黨內部和國內民眾的不滿，這也影響到剿共前線官兵的情緒。
十一月十五日，蔣介石在粵方汪精衛、孫科等的脅迫下，不得不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辭職下野。
這一年，紅軍本來可以趁此大好時機，擴充戰果，壯大紅色蘇區，狠狠打擊敵人。他們確實是那麼想的，其時，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但是，黨內的鬥爭影響到共產黨人的計劃，也讓他們失去了一些機會。早在這一年的二月，王明出版了《兩條路線底鬥爭》的小冊子，提出“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點燃了黨內鬥爭的導火索。也就在這本小冊子出版六天後，即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處理“富田事變”的決議。其後，中共黨內的鬥爭就沒有停息過。
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中央蘇區的黨組織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會議把毛澤東的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在其後召開的“寧都會議”上，完成了對毛澤東的“清算”，當然，一切進行得很客氣也很平靜，但是，毛澤東自此直到遵義會議召開，三年多的時間裏軍權黨權皆被剝奪。
軍事上的勝利，還有共產國際的授意，使中共年輕的革命者們急於建立一個政權，一個工農的革命政權，現在時機儼然已經成熟，他們需要一個有感召力有影響力的國家政權，作為戰爭的支柱。
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蘇聯革命勝利十四周年的日子，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紅軍也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統一由軍委指揮。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給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帶來了極大的鼓舞和信心。
十二月十四日，在紅軍反圍剿勝利的影響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的推動下，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等率領下，於江西寧都舉行起義，加入工農紅軍，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由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治委員，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第十五軍軍長，何長工、黃火青、左權分別任三個軍的政治委員。
這就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國發生的一些事件。
第二章：天降大任於斯人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前，各根據地都各自為政。蘇維埃的核心政策及相關的法令，難以完整地執行。這是因為分散的根據地聯絡不便難以協調的緣故，當然還有大小根據地的領導人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原因。
還有個重要的障礙困擾著革命者，那就是經濟。國民黨的封鎖，使根據地本來就混亂的經濟狀況更加百孔千瘡。經濟需要治理，中共需要穩定的後方。
其實，經濟問題在中共建黨初期就一直困擾著他們。組織建立之初，大多成員是熱血青年，他們一般都沒有固定的職業，因此經濟來源無從談起。他們想發展自己的組織，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有影響力的政黨，缺乏經費，那就隻能是天方夜譚。一九二一年建黨初期，共產黨活動的主要經費來源僅僅是陳獨秀、李大釗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的工資，以及他們寫文章掙來的稿費。其他的資金來源於一些同情革命的人的捐獻，甚至有進步學生從自己富有的家庭裏想方設法弄來錢。靠這些維持黨的活動。
顯然，這絕非長久之計。
因此，經費問題成為建黨中的一個大問題。那時候，他們不得不依靠共產國際的援助。
陳獨秀很清楚，世上絕沒有免費的午餐，共產國際試圖通過金錢援助來施加對中共的影響。當時的陳獨秀乃一介書生，書生氣十足，他堅持中共要獨立自主，不能受製於人，他多次拒絕了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以致“一大”以後，中共中央每月兩三百元的經費都難以籌措。
對於這一點，從事工人農民運動的幾位革命者，要比那些知識分子出身一心隻企望像蘇俄一樣一舉推翻強權的書生們要明智一些。毛澤東早期就研究中國的經濟，他告訴世人：槍杆子裏出政權，但槍杆子也少不了錢袋子做支撐。而方誌敏則是最早在根據地大力發展經濟的中共領導之一。彭湃則傾盡家中所有，將其作為革命經費。劉少奇等一直到全國解放，仍然重視經濟建設。他早在安源大罷工時，就深知金錢對革命運動的重要性。工人們罷工，資本家停發了工資，整個安源上萬人的吃飯問題怎麼解決？饑餓混亂隨時會產生，經濟上提供援助是讓工人們堅持下去的惟一辦法。
但一九三一年已經不是當年工人運動的時候了，是武裝奪取政權的階段。隨著根據地的擴大，革命不僅隻是活動了，要“養家糊口”——軍隊日益擴充，根據地那麼多人民需要吃飯。這一切都需要錢，不是一點點錢，是足以支撐一個龐大軍隊和獨立國家的經濟體係。
年輕的共和國的領導者們很清楚，要搞經濟，必須抓命脈。經濟的命脈是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必須有自己的銀行。
巴黎公社沒有奪取法蘭西銀行是導致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必須接受巴黎公社革命失敗的教訓。
為此，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個決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這個決議中提到：“為著實行統一貨幣製並幫助全體勞苦群眾起見，蘇維埃應開辦工農銀行，並在蘇維埃內設立分行，這個銀行有發行貨幣之特權……”
可是，誰來當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行長？
中央臨時政府把這副重擔交給了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
按說，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新民學會等進步組織已有意識地組織進步青年去海外留學，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通過各種途徑送到國外留學的人也不在少數，尤其是那些年裏，共產國際還在有意識有組織地為中共培養人才，這些人裏肯定有人專攻經濟，對此學有專長，可為什麼臨時政府最後確定毛澤民擔任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是因為其兄毛澤東的舉薦？或者說是因為毛澤民早年擔任過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經濟股長，也主持過中共早期印刷所？又或者是因為大多數人認為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不願意擔這副擔子？史料裏沒有特別的記載，一切都不得而知。
所知的是，毛澤民被委任為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後，他早年的經濟工作經驗和對印刷業務的熟悉，確實給蘇區的金融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幫助。
中共九十年來的革命史中，重大人物總是充滿了個性色彩。人的意誌及作用常常影響著曆史的走向和進程。而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那些決定著曆史的重要人物又何嚐不是這樣？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以學者的地下刊物為基礎、以和平的形式開始的，卻以工農的暴力革命為繼續並由此最終取得勝利。當年北京大學的那些熱血師生效仿蘇俄革命，力圖改變中國黑暗狀況，其領頭人之一李大釗先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學者，其同事陳獨秀和學生張國燾等受其影響相當大，開始隻是開展讀書辦刊集會和平遊行等活動，以至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指導中國革命運動的鮑羅廷認定隻有四十人的中國共產黨，“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
其後，李大釗的繼任者陳獨秀血氣方剛，為中共的獨立自主不惜與鮑羅廷翻臉，哪怕將自己著書講學的報酬用於黨內開支，也堅決不接受要中共受製於人的“援助”。然而，這種性格最終導致了他的孤掌難鳴。
後來的瞿秋白更是一介書生，文人的弱點和優點集中體現在他身上。瞿秋白才華橫溢，慷慨激揚，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但對於早期的共產黨的發展來說，顯然瞿秋白缺少更多的東西。
再就是李立三。李立三早期從事工人運動，在安源組織發動了安源大罷工，罷工的勝利使他很多年後依然相信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會在中國重現，共產國際“以奪取中心城市，以一省勝利從而擴大至全國的勝利”的決策和他的思路一拍即合，李立三不折不扣地付諸實施，但等待他的是失敗的結局。
曆史選擇了毛澤東是有道理的。中國是個幾千年以農耕為主的國家，其傳統文化中農耕文化的影響極其深遠。如果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個人因素在內的話，毛澤東的個人因素不能不被提及。有一點非常重要，毛澤東出身農民，雖然也算個讀書人，但他觀念一直沒有脫離土地，實際骨子裏還是農民。
毛澤東接受斯諾的采訪時說：“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能贏得農民。”“誰贏得農民，誰就能贏得中國。”
毛澤東對中國的問題看得很透徹。他一直堅持其既定的策略，一直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他贏得了中國農民，也就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一母同胞，但他的兩個弟弟顯然與他不一樣。
毛澤覃比他大哥小十二歲，都屬蛇。他和大哥一樣，好鬥爭強，但卻少有毛澤東那種偉人的氣度和謀略，性子急而剛烈。他也不像他二哥那樣沉穩，以至於在複雜的黨內鬥爭中，他和鄧小平、謝唯俊、古柏等人被誣為“江西羅明路線”，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紅軍離開贛南蘇區時被棄留，很快就被叛徒出賣，遭清剿官兵捕殺。不久之前，我去瑞金那個他犧牲前最後待過的村子裏采訪，村民們仍然傳說著當年發生的淒慘往事。那個地處瑞金黃鱔口附近名為“紅林”的大山中有一個叫黃田坑的小村子，現在已經以毛澤覃的名字命名了。村民們在那裏壘了個空墳作為毛澤覃的墓，他們相信當年毛澤覃的屍體就埋在附近，隻是當初深山裏野獸出沒，被野獸給毀了，人們再也沒能找到他的屍體。
毛澤民是毛家三兄弟裏讀書最少的人，與他的哥哥毛澤東、弟弟毛澤覃相比，他顯得有些木訥有些內向，沒有哥哥和弟弟那種血氣方剛的激情。這似乎與他二十多年的農耕生涯有關。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澤東十七歲就離開家鄉，毛澤覃則更早，他十三歲就前往長沙讀書。隻有毛澤民留在那個山衝裏幫助父親經營田地，安於做農民的本分。他從十三四歲就開始跟著父親打理家裏的活計，農活之外還要想法搞點小經營，比如把鄉間的農副產品運到另一個地方出售，以獲取相應的利潤——因為家裏需要錢供哥哥及弟弟讀書。
毛澤東後來曾經多次談起他的這個弟弟：我這個人心高誌大，不屑幹雜務，喜歡四處闖蕩，不願隨老父種田，大弟澤民比我小三歲，忠厚溫良，隻讀了幾年私塾，就輟學務農，持家理財，左右手都會打算盤，成為父親身邊一位好幫手。
毛澤東還談論過大弟的為人：“我到長沙去讀書，是澤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幫我挑著行李，外人看來，就像是我花錢雇的一個挑夫。他定期到長沙來，為我送米送錢。有一次，他送錢來晚了幾天，我很不高興，就責怪了他，他也不吭聲。臨回韶山前，他才告訴我，今年收成不好，為了把穀子賣個好價錢，他跑了好幾百裏路喔。他走後，我慚愧了好多天。沒有澤民，我哪裏能到長沙來讀書啊。”
毛澤民確實是個厚道的人，與他的哥哥弟弟比起來，他處世要冷靜得多。他從來沒有當麵頂撞過哥哥毛澤東，即使受了委屈，也常是事後小聲地作一點解釋和說明。而他的弟弟毛澤覃則不同，毛澤覃常常跟他在軍內黨內的上司——毛澤東頂撞。當然，在兄長受人貶損時，毛澤覃也同樣敢於鮮明地站出來為毛澤東辯護。
毛澤民是兄弟三個中最有經濟頭腦的人。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民就創辦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擔任了總經理和會計兩職，他自行設計、製定規章製度，以合作社總經理的名義公開發行了消費合作社股票，開展了對路礦兩局發餉的“礦票”按市價兌換現錢的業務。合作社實際是個經濟實體，開辦後如何運轉？就是做生意，搞經營。關於經營和生意，他有著很高的天分。在安源時，他就想了一個很方便很經濟的辦法，充分利用鐵路運輸的方便，從湖南株洲、長沙等地購買物資，賣給安源的工友。由於省卻了運輸、儲存費用，價格非常便宜，大受歡迎。
為免受不良商人的盤剝，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為工人們提供廉價的生活用品，如糧食、食油、煤油、鹽、布以及各種日用品，甚至可為工人定做服裝。
可以考證的是，毛澤民作為合作社的經理，其後又開辦了儲蓄業務，並發行了合作社的銅元票等鈔票，時間約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間。這是一種以金屬幣為本位的兌換券性質的貨幣，限定消費的範圍是路礦內。這種鈔票是中共曆史上最早的貨幣，也是中共金融事業的最初嚐試。
在當時，毛澤民也許是中共最早涉足金融事業的人。
這可能就是在許多人看來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非毛澤民莫屬的原因。
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叛變時，毛澤民正主持中共上海的地下印刷工作。對此，顧順章了如指掌。為了地下印刷廠的安全，中共不得不立即將地下印刷廠秘密轉移，毛澤民和夫人錢希均雙雙來到香港。禍不單行，在香港，毛澤民手術後遺症複發了，病情很嚴重，加上毛澤民心情也不是太好，錢希均很希望毛澤民能留在香港治病，但顧順章竟然不久就找到香港來了。為此，中央緊急命令毛澤民迅速去汕頭，一來是為了躲避叛徒的追蹤，二來是考察白區到中央蘇區的交通線。因為這條交通線非常重要，這一年，有許多重要人物必須經過這條交通線到達中央蘇區。
當年，在上海的地下黨中央各級幹部要到江西蘇區去，一般是從上海乘輪船到香港，由香港交通站接待，等青溪總站派出交通員到香港引帶到汕頭，然後轉乘火車到潮安。到達潮安後，恰好能趕上當天下午開往大埔的電船，經過一天一夜的航程，於第二天下午到達大埔縣城，再步行三十華裏，或乘搭站裏的小帆船，便可到達青溪交通總站。
香港南方局派幹部進出蘇區，也是經這條路線。交通員到達青溪總站後，向總站交代清楚工作任務後，便由總站寫一封秘信，帶回香港的交通站。為了趕時間和避免旅途上可能出現的意外，交通員們一般都不在汕頭停留居住。汕頭香港間有專線輪船來往，下午五時上船，翌晨五時便可到港。回上海的交通員則要候船一兩天。各地交通員在汕頭相遇時，為了躲過敵人耳目，彼此隻點頭示意，不通姓名，不作交談。
正逢端陽節，韓江河裏舟船如梭。交通線很正常。好多年後，人們仍一直說起這條交通線。我的朋友李鴻禾是我第一部電影《我是一條魚》的導演，他後來做編劇，曾跟我說想寫寫這條地下交通線，我說可以寫值得寫要好好寫。
事實上，中央蘇區最最困難時，許多重要的人物、大部分給養和重要物資，甚至是軍火，都是通過這條秘密交通線到達蘇區的。上海地下黨中央撤遷到江西蘇區時，經此線路進入蘇區的幹部，約以千計，如張聞天、博古、瞿秋白、鄧小平、劉少奇等。當時的蘇區，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下，生活非常艱苦。在長汀縣城，一塊銀元可買三十多斤豬肉，卻隻能買到二兩多鹽。電訊器材、醫療衛生器械和藥品等更是嚴重缺乏，更不要說前線需要的槍支彈藥了。據不完全統計，當年由這條交通線運入蘇區的軍用器材、民用物資等約在八千噸左右。
江西蘇區用來購買各類物資所需的資金，多出自紅軍在戰場上繳獲來的和打土豪沒收來的黃金和白銀。黃金大多數是零碎的金飾，這些金銀就必須由交通員帶到香港，交由香港地下組織換成港鈔。還有另一個資金來源，那就是鎢，紅軍當時控製了贛南的多座鎢礦，所采的精礦，也由此運往香港，然後換成錢。
這是條紅軍的生命線，雖然國民黨和當地地主武裝千方百計想摧毀這條交通線，但直到紅軍長征前，這條交通線一直安全暢通。
毛澤民和夫人錢希均就是順這條通道去往瑞金，從端午出發到七月中旬才到達瑞金。正值初夏，粵北閩西贛南一帶正是滿山遍野生機盎然之時。毛澤民知道，此行的任務名為視察，其實是探路，一路上他頗緊張，危機隨時會出現。他無心觀景，盡心盡責地檢查著每一處可能會出現問題的地方。他們甚至相信，上級是想讓他們負責這條交通線的工作。但到達瑞金後，上級卻給了他另外的任務，讓他參與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這次代表大會，是中共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會議，參加的代表有六百多人，他們有來自當時中共各根據地的代表，也有來自白區的地下工作者，毛澤民的工作是負責大會的後勤，說得簡單點，就是六百多個代表和大會相關工作人員的吃喝拉撒。這對於初來乍到的毛澤民來說並非易事，參加革命後，毛澤民基本在城市間轉。一九二五年，毛澤民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結束後，趕到上海，接任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此後數年間，他印刷和出版進步書籍，在全國奔波建立發行網點。上海、武漢、廣州、長沙、寧波、香港等地都留有他的足跡。毛澤民離開農村已經近十年了，對於中國農村的變化，尤其是贛南客家農村的基本情況了解甚微，柴米油鹽，衣食住行……這後勤工作的一切都要與當地農民打交道，毛澤民能很好地完成任務嗎？
許多人在心裏劃上個問號。
但事實是，毛澤民做得很好。會議期間，代表的食宿，柴米油鹽，煙酒茶點……細枝末節點點滴滴毛澤民都想到了。人說眾口難調，但他卻讓大家都很滿意。
大會結束後，滿以為自己會被派往前線，但哥哥毛澤東卻暗示將會給他派一個重要的任務。毛澤民耐心地等著，等來的消息卻讓他十分吃驚。上頭派給他的任務是——開辦銀行，雖然他曾經在安源小試牛刀，但那是工人自發組織的消費合作社，現在要辦的是正式的金融機構，而且是國家的銀行，是紅軍和蘇區百姓的命根。
現在很難知道，毛澤民的委任，是哥哥毛澤東的精心安排還是另有什麼人舉薦，經一蘇大選舉而上任的中華蘇維埃國家主席毛澤東，在主席的位置上開展實質性的工作是一年後“寧都會議”之後的事，那次會議，毛澤東被撤銷了軍隊的要職，隻讓其擔任蘇維埃國家主席。毛澤東在長汀“病”了近四個月，他其實是靜候有關的決策者們改變主意，戰場上的局勢對於那些對前線戰爭不太熟悉的人來說可謂千變萬化，等到難以應付時他們就會發現他們的錯誤了。但他終於還是來了瑞金上任。
毛澤東知道他必須把工作做好，以此來等待重新“出山”的機會。
他很清楚，地方工作的重點，就是抓經濟。何況那時，巴黎公社的教訓和俄國蘇維埃的成功經驗，使中共的革命者們深刻認識到，紅色革命要想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
沒有統一的貨幣，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財政稅收；沒有財政稅收，蘇區政權就不可能穩定，就不可能取得長期戰爭的勝利。而統一的貨幣將有力地促進生產與貿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躍蘇區經濟，增加政府的財政稅收，鞏固新生的蘇區政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伊始，新生的紅色政權就決定創立自己獨立的金融體係，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自己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國家銀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項：第一，統一貨幣；第二，統一財政和稅收；第三，支持蘇區的生產與貿易。
第三章：走馬上任搭台子唱戲
瑞金的那間小屋我去了多次，那是間普通的民房，你很難想象那是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總行的辦公地點。現在在中國的任何城市，銀行的辦公樓總是當地標誌性的建築，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共根據地，那麼一間普通的客家小樓，竟然是國家銀行的辦公“大廈”。
毛澤民接過了那張任命書，那上麵蓋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大印。這很神聖，那些天，毛澤民一直都有種神聖感，在江西南部的這個客家人聚居的小縣城，竟然要產生一個國家銀行。
毛澤民找到當地老鄉借了這間小土樓，說是借，其實是租。屋子實在太簡陋了，土磚牆，門窗的木頭都顯出陳舊。毛澤民叫人重新拾掇了一通。至於別的，就顧不上了。畢竟是銀行，天天和錢打交道，安全是第一要素。至於辦公條件，能擺一張桌子和一張床就可以了。樓上的那間狹窄的屋子——“行長辦公室”就真是這樣，恰恰隻能放下一張桌和一張床。
讓毛澤民和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者們發愁的是人。
銀行不是打仗，不是種田。打仗隻要勇敢，就勉強可以稱之為戰士；種田隻要有力氣，多少也能把田地伺弄好。
但辦銀行不一樣，光有力氣和勇氣不行，得有頭腦和相關的經驗學識。當時的紅軍，基本上由幾種人組成——占絕大多數的是農民，其次是工人和底層勞動者，他們大多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大字不識得一籮，做銀行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另一部分呢，就是知識階層，這些人受過教育，但也沒有幾個受過金融方麵的專門教育，大多是激情四射的文藝青年。
為搜羅金融人才，紅軍幾乎是全軍動員。
沒有專門的人才，但是有銀行經驗的人在紅軍中尚有幾個，在共和國成立前，許多根據地都摸索著辦過銀行，不管怎麼說，這些人算是紅軍隊伍裏吃過螃蟹的。
莫均濤正在醫院裏養傷，偶爾閑聊，說起過去的經曆。
很快，有人來找他了。
那人問：你真的在漢口英國人的銀行裏幹過？
莫均濤點了點頭。
那人說：你準備一下吧，跟我去瑞金。
莫均濤覺得很奇怪，醫生剛才還說他得有一周才能出院，可是這個人卻說要帶他去瑞金。怎麼回事？
很快，莫均濤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瑞金的清晨還微微有些涼意，莫鈞濤身著一套單軍裝，右前臂纏著繃帶，用一塊三角巾將傷臂掛在胸前。他斜挎著從戰鬥中繳獲來的一把盒子槍，背著背包走進了瑞金葉坪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大門。
一個男人接待了他，後來他知道那人是項英，項英當時已經是中華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項英問的也是那麼一句話：你在銀行工作過？
莫均濤依然點頭。
項英喜出望外，很快把他帶去見毛澤民，就算是大海撈針，也已經撈得了一個。
毛澤民當然更是欣喜若狂。
你在銀行做過事？毛澤民神情嚴肅地問。
莫均濤這時才有些惶然了，他知道這些大人物重複問他這事一定有什麼原由。他說是在漢口的一家英國人辦的銀行裏做過事。
毛澤民眉開眼笑，太好了，我們正需要你這樣的人。
莫均濤說：怎麼……
項英說：你知道嗎，我們要開辦銀行，這位先生是毛澤東的弟弟，他是銀行行長，他想請你為蘇維埃國家銀行做事。
莫均濤愕然了，這時他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把他當作金融人才了，其實他連個正式的職員也算不上，他隻是那家英資銀行的一個跑腿的，頂多也就是送送信件，至於與錢打交道的經曆，要算上的話也不是這段時間裏的事情，那是十二歲時做店鋪裏的學徒，掌櫃的師傅倒是教他學過算盤。
他不能再不跟他們說實話了，他說起他的經曆，做過商鋪的學徒，在漢口鑄造廠做過翻砂工，那活又髒又累，後來有了個機會他去了一家英國人辦的銀行做跑腿的營生。
毛澤民拿過一架算盤，在紙上寫了幾道算術題。“你用算盤給算算。”
莫均濤打算盤算不上精通，但也多少知道點。他撥拉著算盤珠兒，很快把那幾道題算了出來。
毛澤民看了看，說：你留下來吧！你多少還在銀行待過，我做行長的連銀行的大門都還沒進過哩。
與莫均濤不同，賴永烈是自己來報到的。
有關搜尋銀行專門人才的消息一傳到他耳朵裏，他就跟人說，這事我能做。賴永烈的自薦似乎是有道理的，他在閩西永定縣蘇維埃辦過銀行，不過嚴格說起來那不叫銀行，隻是掛了塊招牌，具體的銀行業務幾乎沒開展過。
賴永烈被安排在了業務科，但對於所要麵臨的工作，他也是一頭霧水。
曹菊如是毛澤民第一個想到的人選。
毛澤民一九三一年七月從香港回根據地後，曾在閩西擔任過一段時間的閩粵贛軍區經理部長，和閩西蘇維埃政府交往很密切。曹菊如那時在閩西蘇維埃政府銀行擔任會計科長，和毛澤民很熟悉。當時，毛澤民出差在外，見地攤上有本關於銀行的書，還特意掏錢買了下來送給曹菊如。他根本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成了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請項英同誌寫了封信向閩西方麵要人，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聽毛澤民說明來意並看過項英的介紹信後，滿口答應，並說要誰給誰，全力支持。曹菊如也非常樂意給毛澤民當助手。
曹菊如出身於店員家庭，在南洋也做過店員，多少和賬目打過交道。所以，閩西工農銀行組建時，他任會計科科長。毛澤民任命他為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的會計科長。事實上他後來做得很出色，是毛澤民的左膀右臂。加入蘇維埃國家銀行工作後，從蘇區，到長征路上，到陝北延安，直至解放以後，他都沒脫離過這個崗位。解放後，曹菊如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在沒有人員的情況下，農民出身、隻在平民女校進行過掃盲學習的毛澤民夫人錢希均，也被當成了銀行的骨幹。
毛澤民很嚴肅地找妻子談了一次話：現在，你得擔起一部分擔子。
錢希均那些日子很亢奮，與其說她是對這富有客家文化和贛南秀麗風光的蘇區充滿了好感，倒不如說她被蘇區軍民呈現的革命熱情所感染。
她說這理所當然，隻是會計這活我沒做過。
毛澤民說不會你學嘛。
她說好好。
對革命充滿熱情的人天不怕地不怕。
真實的史料是：這些蘇區千挑萬選出來的跟銀行稍能“沾點邊”的人，其中隻有曹菊如的經曆能和銀行有點瓜葛，但他的實踐也僅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濤在漢口的銀行當過一般的藍領，做著雜務，甚至從來沒有點過錢。另幾個人更是一般的店員和農民。如果這五份簡曆擺在羅斯柴爾德或摩根麵前，告訴他們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銀行，他們大概會笑掉大牙的。這五個既沒有“常春藤”學曆、也沒有華爾街經曆的泥腿子，放在今天，恐怕連上海外灘銀行的保安都不一定當得上。
一切都得從頭學，我們大家都一樣。毛澤民對四個下屬說，我們都一樣喲，我也從沒當過行長，也得學。
他說這話時正是深秋時節，霜打草木，一片蕭瑟。但毛澤民和他的銀行同事們的心裏卻有一團火。他們要在這個即將到來的寒冷冬天裏，白手起家創辦一家前所未有、可能後世也不可能再有的銀行。
沒有人相信這幾個人真能辦起銀行。
今天，站在那小樓前，也許多數人想的也是這麼個問題，這怎麼可能？
可是事實證明，那一年那些人有模有樣地辦起了銀行，這可以算是一個奇跡。除了算盤和那幢小小的土磚小樓，專門知識幾近零。時髦的說法，硬件沒有，軟件更談不上。但他們卻是要正經八百辦銀行。一個國家的經濟體係要他們建立並運轉，他們除了熱情和信心，再也拿不出更多的東西。
但世上有些事情確實是被熱情和信心所改變的。要說那年代，一群人扯起大旗拉起隊伍幹革命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想改朝換代，他們又擁有什麼呢？
轉眼就到了來年。
元月裏，贛南正是天寒地凍之時，冷風從山脊上掠來，讓那種濕寒直透皮肉直入骨縫，客家人正沉浸在新年的喜慶中，外麵的事情他們不太過多關注。紅軍來了，他們分得了土地，也都有了“財產”，窮人不窮，富人不富。這種社會情形，很容易使人覺得滿足。盡管不遠的地方紅白兩軍正在交火，據說已經攻到贛州城下。更遠的那個叫上海的城市，也正在你死我活地打仗，日本軍隊發動進攻，國民黨駐軍第十九路軍和張治中率領的第五軍，不顧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奮起抗戰，戰事進行得十分慘烈。
毛澤民和他的四個部下已經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工作。
萬事開頭難，辦銀行畢竟不是孩童過家家，麵臨的難題對於五個從未接觸過銀行具體工作的人來說就像一座座難以逾越的大山。
有人從香港帶回來一些金融方麵的書籍，蘇維埃國家銀行的員工們開始了初步的閱讀，情況很不妙，文化素養製約和限製了他們，他們讀了很多遍，難以讀懂。有些似乎懂了，但頭更大了。
銀行必須有的啟動資本如何獲得？銀行必須發行貨幣，貨幣以什麼為本位呢？如何在蘇區統一貨幣？紙幣如何發行？誰來設計圖案？設計怎樣的圖案？在國民黨對蘇區嚴密封鎖的情況下，印刷貨幣的紙張和油墨又從哪裏來？ 紙幣如何防偽？紙幣印出來後，如何建立貨幣信用？銀行的金庫建在哪裏？如何保密？如何開展貸款、彙票貼現等業務？……
首先得統一貨幣。
紅軍進入贛南閩西前，這一帶的金融管理極為混亂，市麵流通的貨幣形形色色。有各種銀元、銀角、銅元和紙幣。
銀元有日本、英國、墨西哥、美國等國製造的，加上我國清朝的龍邊銀元、民國袁世凱頭像、孫中山頭像的銀元等有十多種，還有光洋和雜洋之分，因其含銀成色不同，價值也不相同。銀角有國家造、省造、地方造等多種，有十角值一元的，也有十二角、十八角值一元的，單位進製複雜。
紙幣有中國銀行、地方銀行以及地方軍閥印發的紙票，甚至一些大的土豪劣紳和土匪也自己獨立發行地方鈔票。
貨幣的信譽絲毫沒有保障，一夜之間便成廢紙，人民群眾吃虧上當、深受其害，但也無可奈何。
紅軍每攻入一地，敵人就在撤退前有意製造經濟混亂，給紅軍出難題。他們的目的很清楚，混亂的貨幣攪亂了經濟秩序也勢必攪亂人心。攪亂人心也會攪亂軍心，這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負。
要根治這種金融混亂，首先必須統一貨幣。統一貨幣的前提就是要發行蘇維埃自己的貨幣。
第四章：白手起家
紅軍要造幣，得要先設計自己的貨幣。
哪裏可以找到能設計國家銀行貨幣的人才？曹菊如向毛澤民推薦了一個人——黃亞光。
這個早年在日本高等農林學校留學時就讀過《共產黨宣言》的年輕人，那時就開始傾向革命。回國後，他先在集美學校任教，半年後回到家鄉長汀，在省立第七中學當教員，創辦了《長汀月刊》，宣傳革命思想，組織學生愛國運動。一九二七年九月，周恩來率南昌起義軍途經長汀時，經李立三介紹，黃亞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長汀早期革命運動的領導者。
來瑞金後，黃亞光因自己的才學，被中央政府總務廳文書科要去工作，跟著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做起了秘書。
三年後，黃亞光升任中央政府總務廳出版處處長，同時兼管文書科工作，主要給毛澤東抄寫文稿、報告。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央政府籌備召開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把《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的手稿交給黃亞光刻寫出版，毛澤東詳細地交代了刻寫的要求，連標題、正文字號，都在手稿上一一注明。經過幾個通宵的努力，黃亞光終於完成了這兩套小冊子的刻寫任務。《長岡鄉調查》長達兩萬六千多字，《才溪鄉調查》長達七千多字，毛澤東親自校對，然後用毛邊紙油印一千多冊，分發給每個代表。
《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是蘇區首次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黃亞光成為出版毛澤東著作的第一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中央蘇區郵局成立後，黃亞光又接受了蘇區郵票的設計任務，共設計出《戰士圖》、《衝鋒圖》、《團結圖》、《旗球圖》等十多種圖案的郵票，體現了工農兵形象和革命戰爭的特點。
當然，他接受的第一項任務是設計蘇區紙幣。
由於國民黨的封鎖，當時繪畫工具奇缺，甚至連三角板、圓規、量角器、鴨舌筆都沒有。那就因陋就簡吧。毛筆不難找，客家人自製的毛邊紙也不缺。用毛筆在毛邊紙上畫，將就一點了。
但是，圖案不能將就，要有寓意，要體現中華蘇維埃國家的特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對鈔票的設計很重視，並提出了要求：設計蘇維埃政權貨幣，一定要體現工農政權的特征。設計原則應融“革命性、科學性、藝術性和群眾性”於一體，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精神實質。
黃亞光領受任務後，按照中央執行委員會定的設計原則，憑著自己對用過的一些鈔票的記憶，在簡陋的土磚屋裏，精心設計出幾十張國家貨幣草圖。
麵值是規定好的，須有壹元、伍角、貳角、壹角和伍分的。
不同的麵值，圖案卻大同小異，要有蘇維埃的元素。
紙幣的中間畫麵是革命導師列寧的像，這是必須的。是從書本上臨摹下來的，象征蘇區軍民在馬列主義指引下，努力建設新世界。
蘇維埃徽章是必不可少的，然後有紅旗、五角星、鐮刀、錘子、稻穀、麥穗、地球、地圖等圖案。
這些圖案皆有寓意。五角星代表黨軍隊國家，鐮刀、錘子、稻穀、麥穗代表工農，地球、地圖則代表共產主義全球實現的目標理想。
中國的書法藝術博大精深，幣麵使用何種字體？黃亞光拿不定主意。最後他選擇了個比較妥當的辦法，用中文楷書、隸書、仿宋等多種字體在票麵上注明發行銀行的名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
黃亞光將設計好的這些草圖交毛澤民審查。毛澤民一張一張地仔細看了鈔票草圖，他很滿意，覺得每張都是精品。
國家銀行會計曹菊如看了全部草圖後，選出貳角、壹元兩張草圖，提示說：“按照國際慣例，每個國家發行的鈔票，‘大頭樣’‘小頭樣’都會繪上開國元首頭像作為標誌，美元是個明顯的實例，那個頭像就是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
毛澤民聽了，也認為曹菊如說得對。
但畫誰的頭像好呢？黃亞光心裏也沒個數。按說應該畫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的頭像，但黃亞光知道“寧都會議”後一直有人對毛澤東不以為然，畫毛澤東的頭像會不會遭人詬病？
曹菊如覺得這種顧慮大可不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頭像，理所當然是國家的貨幣票麵的組成部分。
毛澤民覺得有道理，但自己是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東是自己的大哥，所以他不好表態。
黃亞光來瑞金後，在中央政府總務廳幫忙，和毛澤東接觸很頻繁。毛澤東的談吐和為人以及淵博的知識讓他佩服不已，他也覺得貨幣票麵上的頭像非毛澤東莫屬。
於是，黃亞光決定把毛澤東的頭像畫在鈔票上。
黃亞光根據曹菊如的意見，重新設計鈔票圖樣，對格式隻做簡單的修改，加上英文、阿拉伯數字，並飾以花卉等圖案，票麵的簽字則為一種暗記，作為防偽標記。在貳角、壹元票麵畫上了毛澤東的頭像。重新設計的鈔票圖樣充滿民族特色，並具有藝術美感。
鈔票圖樣設計好後，送國家銀行審查並報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為了審定這套幣樣，召開了全體委員會議。
毛澤東在審定鈔票圖樣時，在兩張票樣上發現了自己的頭像，眉頭就皺了起來，神情嚴肅地說：“黃亞光設計的這些票樣，張張都可以說是藝術品，是按照臨時中央政府票幣設計原則來設計的，有很強的革命性、階級性，蘇區群眾一定會喜歡，但是，把我的像畫到票幣上，我還沒有這種資格。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師法蘇俄，列寧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共產國際的領袖、蘇俄的領袖，要用就應當用列寧的頭像。我的頭像用不得。”
經過毛澤東自己這麼一說，參會委員也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在那兩張票麵上用列寧的頭像。黃亞光根據會議的決定，把毛澤東的頭像換下來，畫上了列寧的頭像。經過修改後的一套五枚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鈔票圖樣，獲得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通過。
說一說紅軍貨幣。
紅軍最早的貨幣不是始於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在毛澤民找來黃亞光之前就有諸多各式各樣的紅軍貨幣。
最早的當屬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勞動券。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旬，毛澤東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回湖南召開部署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會議，提出要“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當時亦稱“工農兵政府”。
此後，蘇維埃政權方才開始在我國南方各省逐步建立。
十一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湖南茶陵組織了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在廣東東江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海豐縣、陸豐縣蘇維埃政府成立，十二月十一日，誕生了廣州蘇維埃政府。
當時，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也宣告建立，印製並發行了第一張貨幣——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
當然，學界亦有很大爭議。有人說， 一九二八年二月，海豐縣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就宣布在南豐織造廠附設勞動銀行，銀行有自己的流通貨幣；同一時期，郴縣良田區蘇維埃政府打製了“中華蘇維埃”金幣。故此，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不是蘇維埃最早的貨幣。
但反對的理由也很充足，雖說海豐縣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在南豐織造廠附設了勞動銀行，可該行紙幣尚未印就，隻是暫借該廠定製的銀票加蓋海豐、陸豐兩縣人民委員會印章發行而已；是月下旬，敵軍分三路進攻海陸豐，於月底至三月一日先後占領兩縣，勞動銀行被迫停止工作，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即使印製了貨幣也未能發行。而郴縣良田區蘇維埃政府雖然打製了“中華蘇維埃”金幣，但數量極少，主要用作儲備。耒陽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勞動券應該是我國蘇維埃政權最早的貨幣。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兩支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和湘贛邊界蘇維埃政府。之後，創辦了首家紅軍造幣廠，模仿墨西哥鷹洋，生產了紅色政權下的首批金屬貨幣。為與白區流通的“鷹幣”區別起見，取“工農蘇維埃”之意，在幣麵隱蔽位置加鑿了一個“工”字標記，因而被統稱為“工字銀元”。
緊接著，吉安縣東固平民銀行采用鬆煙油墨、蠟紙刻版，也成功地開印了蘇區第一張紙質貨幣——銅元票。
一九三○年十月，毛澤東、朱德率部離開井岡山，一路轉戰攻克吉安城，建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蔣介石調集十萬大軍入贛圍剿，企圖速戰速決，永絕後患。紅一方麵軍總前委當機立斷，下令“立即動手出票子”，加緊籌集戰備物資，並把繳獲的兩台石印機轉運到東固印刷廠，東固紙幣由此實現了從油印、木印到石印的“三級跳”。
隨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隨機應變，在東固平民銀行的基礎上成立了江西工農銀行，把繳獲的國民黨吉安臨時輔助紙幣券，改造成江西工農銀行暫借發行券投放市場，籌集到了兩百萬元經費支援紅軍第一次反圍剿。
黃亞光所設計的貨幣，是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的第一張貨幣。
要保持和維護蘇維埃國家銀行及蘇維埃貨幣的信譽，穩定幣值，滿足兌換，就必須具有充足的兌換固態貨幣的金銀和商品抵押，這是紙鈔開印前的基本條件。
按照原先的計劃，國家銀行成立後，蘇維埃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會應該撥款一百萬元，但實際上真正到位的，隻有從閩西工農銀行轉來的二十萬元，而且不久因為前方的急需，這二十萬元也很快被調走它用了。
毛澤民想方設法讓銀行運轉起來，最便捷的途徑隻有一條，向敵人要。每逢紅軍有重大作戰行動，國家銀行的“沒收征集委員會”就必須行動起來，毛澤民本身就兼任“沒收征集委員會”副主任。他親自帶人，隨部隊到前方籌糧籌款。但因為每次戰鬥中，前方的消耗也很大，加上後來白區的土豪已經有了經驗，一有風吹草動就把財寶藏得嚴嚴實實，所以毛澤民他們雖然每回都有收獲，但對於銀行來說，隻是杯水車薪。
贛南多山，會不會山裏就藏有金銀？紅軍確實認真地想過這事。比如說瑞金，那名是怎麼得來的？當地人都能說得出一二。有人就說了：古代瑞金這一帶盛產砂金，並設置淘金場，黃金為瑞氣盈門，故名“瑞金”。
那就是囉，山裏肯定有金銀。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還真的向各級政府和部隊發出通知：動員所有單位和廣大民眾積極找礦報礦。
幾個月後，來報礦的人不少，可報的不是金礦銀礦，全是鎢礦。
能不能把鎢變成金銀？
紅軍占據的那片土地得天獨厚，地底有很多礦藏，而且多是些稀有金屬。比如鎢，當時探明的鎢礦，全世界數亞洲儲量最豐，而亞洲儲量最多的是中國，中國儲量最多的則是江西，而江西就獨算贛南了。
一九○七年，一個來自德國的叫鄔利亨的傳教士在大餘縣傳教時，發現路邊有一種奇特的石頭。這個學識頗廣的洋人，不由得眼睛一亮，這不是大家都在尋找的寶貝嗎？難道這一帶有鎢礦？他走遍了大餘周邊的山山水水，最早發現西華山有鎢礦。
有人懷疑這種說法，說傳教士鄔利亨的發現不是在大餘，而是在尋烏。理由是清光緒三十三年，也就是一九○七年，當時的有關部門第八次修《長寧縣誌》載：明萬曆四年，析安遠的黃鄉、石溪等十五堡置長寧縣，“意寓長久安寧”，哪知五百年後，突然發現與四川省長寧縣同名。故遵循小讓大、後讓先的原則，於民國三年即一九一四年改名尋烏。有的甚至說，也根本不是洋人發現贛南鎢礦，中國古人早已發現。他們說，尋烏境內有條河名為鄔水，鄔恐是鎢的誤讀。
不管怎樣，在贛南開發鎢礦，卻是洋人在先。
德國人傳教士鄔利亨當時隻花五百元錢就秘密地收買了礦權。開始民眾不知道那種黑石頭能值大價錢，後來慢慢發現不對頭。洋人開發得熱火朝天，很快就盆盈缽滿的樣子。這還了得，是不是收了人家的雞錢卻給了人家一頭牛？受騙上當了呀。把座金山銀山就這麼讓洋人去發財？於是，百姓紛紛起來鬧事。經多方交涉，終於在一九○八年以一千元收回礦權，並集資開采。到一九一四年，大餘縣蕩坪、洪水寨、漂塘、下壟，崇義縣揚眉寺，全南縣大吉山，定南縣巋美山，上猶縣中稍等地也相繼發現有鎢礦並開始民采，由此揭開了贛州鎢礦的開采曆史。
民國初年，這裏己經有大小鎢礦十幾座，其產量，幾乎占據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市場。所以，贛南被譽為世界鎢都。
鎢和許多軍事、民用工業及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製造燈絲和武器的原料，當時又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各國政府均在做戰前的準備，鎢作為戰略物資，炙手可熱，鎢礦砂價格居高不下。
紅軍決定開發鎢礦，作為重要的“財源”之一。
南昌行營的那些人當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要扼斷紅軍的經濟命脈，封堵紅軍的財源是必須的。考慮到現已開采的鎢礦多靠近粵境，他們便拋出大餘鎢礦作誘餌，拉攏廣東軍閥陳濟棠入贛“助剿”。那麼多的鎢礦，都是金山銀山哩，你陳濟棠會不動心？
陳濟棠當然早就對大餘鎢礦有所企圖，但陳濟棠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他遲遲沒有動手，也是因為顧忌蔣介石借刀殺人、削弱異己的“一石兩鳥”的策略。現在既然你老蔣在“匪區”的另一側拉開了戰線，粵軍何不趁虛而入奪取礦山？
因此陳濟棠趁機派遣粵軍第一軍餘漢謀部進犯贛南，大肆捕殺、清洗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征用民工在贛南、粵北之間修築公路、架設電話網，企圖把整個贛南納入其勢力範圍之內。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決心要好好教訓陳濟棠一番，以徹底打掉粵軍的囂張氣焰。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紅一方麵軍總部在安遠天心圩下令“要迅速的、堅決的消滅入贛粵敵”，紅一、紅五軍團直撲贛粵軍的後方基地南雄，迅速攻占梅關，截斷了南雄至大餘的交通要道，在南雄水口重創粵軍主力。紅三軍團則分兵進迫粵北宜章、仁化，把盤踞在南康、上猶和崇義等地的粵軍逼退至大餘、韶關，然後關門打狗，向大餘城守敵發起猛攻。餘漢謀料定這回必死無疑，竟立下遺囑，準備右臂纏上白布條投水塘自殺，好讓部下收屍。
不過中共出於統戰考慮，隻是點到為止，很快從韶關、大餘、始興和南雄撤兵解圍，並遣返了四萬粵軍俘虜。如此恩威並施、寬猛相濟，陳濟棠終於學乖了，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他消極應付蔣介石的“剿共”戰略部署，始終不敢越中共劃定的“楚河漢界”半步，南線漸趨穩定。
中央紅軍解除了後顧之憂，得以全力迎擊北線來犯之敵，第四次反圍剿大獲全勝後，中央蘇區進入全盛時期，總麵積達八點四萬平方公裏，建立了四個省級、六十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是，此時紅軍已然控製了大部分贛南鎢礦資源。
一九三一年，中央蘇區首家蘇堆埃政府經營的鎢礦——鐵山壟鎢礦成立。當時的工人成分較為複雜，有當地招募的礦工和農民，也有紅軍官兵，其中還夾有蘇維埃感化院的勞改人員共一千餘人，組成了五個中隊、十五個分隊，分別在大窩裏、分水坳和楊坑山等礦場進行開采作業。
但是，由於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和土匪民團的輪番騷擾，盤古山礦區曆經幾番拉鋸戰，遭遇數度敵我易手。鐵山壟鎢礦的生產當然也受到嚴重影響。特別是由於戰事的需要，擔負礦山保護和開發任務的紅二十二縱隊被編入紅二十二軍，奉命開赴前線作戰，隻留下少量農民赤衛隊和礦工糾察隊維持治安，造成礦山失去保護門戶洞開。當地反動勢力趁機勾結起來，縱火焚燒了礦山和一千多個工棚，礦工被迫四散而逃，礦山淪陷停產。直到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結束，中央紅軍主力回師鞏固大本營，鎮壓了土豪劣紳的反動武裝、拔除了白色據點，盤古山和鐵山壟等礦區才再次失而複得。
可是鎢礦的生產還是沒有大起色。紅軍急需鎢發揮作用，就那麼幾家經營得還不怎麼有起色的鎢礦讓主管蘇維埃經濟的那些人心急火燎。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經報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核準，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一手籌劃，中華鎢礦總公司在公營鐵山壟鎢礦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並在會昌縣白鵝墟創辦了白鵝洗砂廠，統籌兼顧蘇區鎢礦的開采、收購、加工和銷售。
紅軍想把這山裏值錢的東西挖出來，他們特意請了燕京大學畢業的胡克功來做總經理，他有學問，且出身上海綢緞商人之家，紅軍覺得他能增加效益。
不料事與願違，總經理胡克功、工會委員長華太章等人獨斷專權，明目張膽地貪汙受賄，不僅沒有提高生產效益，倒弄得整個礦區烏煙瘴氣。
生產停頓不前，經濟效益有減無增，礦工怨聲載道，人心渙散。
當年秋末冬初，臨時中央政府覺得這樣下去不要說指望鎢來救市，反而會因為礦山而拖累經濟。於是，果斷地撤銷了總經理胡克功和工會委員長華太章的職務。
可是誰適合做總經理呢？毛澤民又一次頂了上去。他兼任了中華鎢礦總公司的總經理。
經營三個礦場，把鎢出口香港。據當時一些幹部和工人回憶，“一九三三年，中華鎢礦公司所轄的盤古山、鐵山壟、小壟三個礦場，年產量約計一千八百噸。到一九三四年時，盤古山有工人約兩千人，鐵山壟有七百多人，小壟有兩千人左右，三個礦場全計近五千人。”
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中央蘇區共生產鎢砂七千八百九十多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創造了六百二十多萬元的財富，換回大量的藥品、食鹽和武器，為粉碎敵人對蘇區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當然，這都是後來的統計，在一九三二年蘇維埃國家銀行準備發行貨幣時，紅軍想利用鎢砂來做貨幣發行的信譽保障，卻受到了一定的限製。
紅軍手裏有鎢，但鎢隻是礦石，不能作為硬通貨用於市場流通。想利用鎢做銀行的信用保障得有一個前提，就是把這些石頭換成黃金或銀洋。
敵人當然也看到了這點，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圍剿策略，經濟封鎖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彈藥是消耗性的，食鹽是消耗性的，藥品煤油等小到火柴大到一切日用商品都是消耗性的。就算糧食能生產，但穿的衣服蓋的被子及一切與棉花相關聯的必需品都會成為難題。這地方不產棉花，山民毫無種棉的經驗。所以不被餓死也得凍死。不攻而自破不剿而自滅是蔣介石及其幕僚們所期望的。他們那麼策劃也那麼部署。這一回對紅軍的清剿將幹淨徹底一勞永逸。
這種鐵桶似的封鎖無疑對鎢礦的出口形成了製約。即使有一些秘密交通線也隻能小規模地偷運一部分鎢砂。當時的鎢砂交易是這樣的。蘇區偷運出去的鎢砂一般會賣給中間人。這種國民黨嚴禁的重要物資隻有特殊背景的“中間人”敢與之交易。中間人控製著價格，他們往往出價很低。這些砂一經他們轉手香港，就往往有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潤。所以，指望生產鎢砂來作為銀行的信譽保證，這似乎不太可能。
第五章：萬事俱備，隻欠東風
鎢砂不能及時運出蘇區，無法換取蘇維埃銀行急需的黃金和銀洋，紅軍不得不另想辦法。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己成立近半年，統一貨幣的工作都未能如願，其他複雜的工作就更遙遙無期了。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和財政部長鄧子恢坐不住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的成立，中共期望達到三大目的。一是向世人昭示中共的強大。二是成立一個政府以統一治理後方。三是期望一個國家政權能迅速組織經濟建設以支援紅軍，讓前線有必要的後勤保障。
一切都必須而急切。
毛澤民為保證金發愁，蘇維埃共和國上下都在為此事揪心。既然鎢礦不能給銀行充分保證，最快捷和現實的辦法就是取之於敵，即奪取敵方一至兩個經濟相對繁榮的城市，沒收不法商戶土豪劣紳軍閥惡霸的財產為我所用。
事實上，紅軍已經有所行動。新年開始，紅軍就籌劃對贛州采取軍事行動，力爭奪取贛州。一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需要一座像樣的首府，在宋代就已經小有規模的贛州城非常理想，章貢兩江相擁，背山麵水，有八境台鬱孤台等名勝古跡，風水風景俱屬上乘。二來就是看中了贛州城裏的金銀財寶。贛州自古就是江南的重要商埠，陸路有連接南粵的邊關和古道，水路有直通南昌鄱陽湖長江的贛江。紅軍攻占贛南諸縣後，許多縣境內的土豪劣紳裹挾錢財逃至贛州城內。那地方在紅軍看來是金山銀山，城牆之內的財富足可以撐起新生的年輕共和國的經濟大局。
毛澤東不是神仙，紅軍裏也根本沒有能掐會算的高人。
但毛澤東堅決反對紅軍攻打贛州，在討論紅軍軍事行動的江口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紅軍應集中力量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地形條件比較有利的贛東北方向發展，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廣大地區發展革命戰爭。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央蘇區黨組織在贛南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把毛澤東的主張說成“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說是說反右傾，實際是找個借口開始排斥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領導。
不過，這時候“贛南會議”才開過不久，毛澤東作為中央蘇區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已經被撤銷，實際上他在紅軍中己經失去黨權軍權。
當時，毛澤東人微言輕，決策層沒有人會聽他的話，聽進他話的人又沒有地位，同樣人微言輕。
贛州還得繼續攻打，似乎偏要證實沒你毛澤東照樣行。
但是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贛州本來就易守難攻，加上其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意義非常重要，國民黨駐軍十分精銳，人雖不多卻單兵作戰能力強經驗足。
紅軍連攻兩次未能得手。第三次攻城就勢在必得，再難啃的骨頭也得啃，再難摘的月亮也要摘。
紅軍第三次攻城，圍城部隊有一軍團和三軍團的五個師，被圍近兩個月的贛州城內隻有一團人馬。我眾敵寡，但城固牆高，幾次衝城，均告失利，鑒於前幾次攻城失敗的教訓，第三次攻城紅軍采取了新的策略。圍而不攻，期待著時機一攻即破。紅軍新的策略是炸城牆。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炸城，四麵突擊。
紅軍準備了幾隻大棺材，棺材中填滿炸藥。幾支專門的掘進隊從遠處挖地道，直通城牆根……
圍城在持續，掘進隊掘進的速度也在加強，數條地道悄然往城牆延伸。從城裏傳來的消息也讓紅軍將士亢奮不已，探子的消息說城內居民人心惶惶守軍士氣低下鬥誌消沉。隻要攻城的戰鬥打響城牆下的炸藥轟然而響，守軍必將棄械奔逃。
後來的現實證明這些都是敵人放的煙幕。贛州城裏的守軍雖然隻有一個團，援軍也被紅軍重兵阻隔，但帶兵守城的團長卻是個老謀深算之人。有人說紅軍打地道哩他們要炸城。他不吭聲。人家惶惶不安他卻鎮定自若。一天，這個叫馬昆的白軍團長突然下令把全城的瞎子無論男女老少都叫到城牆上來，白天搭棚睡覺，晚上就讓這些瞎眼盲人在城牆上來來去去逡巡。你以為是逛城牆呀，當然不是。他讓他們在靜夜裏聽，盲人眼瞎但耳朵卻格外靈敏。紅軍不是日夜掘洞嗎？地底掘洞的聲音正常人聽不到，但瞎子卻是能聽到的。
就這樣，紅軍數條地道的走向和進度甚至炸點均被馬昆悉數掌握，然後馬昆命令士兵悄悄把炸點上方城牆內側的磚石搬到外側。這是狠毒的一招。他知道紅軍會趁夜幕伏兵在城牆根下，炸彈引爆時，城牆反向而塌，埋伏在城牆根的士兵被磚石廢墟盡數活埋。
紅軍攻打贛州城曆時三十三天，久攻未克，傷亡三千餘人。
蘇維埃銀行所期望的一切終成泡影。
贛州攻城失利，毛澤民剛剛組建的國家銀行更是捉襟見肘。
為攻取贛州城，銀行墊付了全部的軍費開支。原指望以小搏大，攻城順利後能獲取銀行所需的足夠的信譽保證。沒想到賠了夫人又折兵血本無歸。
事情的解決要到這一年的四月。
贛州城屢攻不下，士氣低落，怨氣橫生，誰都不願承擔失敗的責任，軍隊急需—場勝利來鼓舞軍心。
其實那場戰役本來情況就特殊。周恩來一九三一年年底進入江西蘇區，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臨時中央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將中央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贛邊各蘇區聯係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