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佳嫻
1978年生，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曾獲台北文學獎等多種文學獎項溯遊於海底那廢城，無蹼的身體裝載著有鰓的魂靈。寫作也許是打撈人類的沉船碎片，挖掘拆卸，沙霧揚起之處夾雜著無聲的金翠，隻有時間以幻覺的形式閃耀敲打在腦海深處；寫作也許是一場尋找陸地的漫長行程，那些逆流，暴風雨，海妖的歌唱，憑借著已被無數昔日的偉大水手閱讀、保藏、標記過的古老地圖，思索著如何能走得更遠，如何能在充滿幽靈的道路上仍能聽見自己的步履。
抄寫，閱讀的流動
作為一個五年級小說家，夾在沉重的四年級和逐漸輕盈自由的六年級之間的，駱以軍常有一種壓抑感。“鬱悶的時代可能是一種枷鎖，可是，帶著手鐐腳銬跳舞，往往可以練就超厲害的武藝，像我這一代，摸到一點邊，又沒辦法像更年輕一代對這個世界用比較放鬆的方式對待。”駱以軍“抄書”的習慣，在喜歡他的讀者以及新一代寫作圈當中，十分有名。其實，老一輩作家有謄抄書籍習慣的人，不在少數；因為許多新文學書籍被禁，越是禁書，越是充滿誘惑力，好不容易拿到一本，再三捧讀還不夠，非得要一字一句抄下來，透過手工藝的方式，讓那些被隔離的作家以最為時代的方式，浸染自己的思想與精神，而且還有保留的意義。以前瘂弦就說，他抄寫的書籍，一本本泛黃的筆記，迭起來是好高的一層呢，那真是禁書年代文學人的浮屠。而到了駱以軍，外在的箝製減少了，他的抄寫，出發點其實很素樸：“哎呀，當初我其實就是覺得自己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書念不好。我發現這是會遺傳的，我兒子讀書注意力也不太好（笑）。所以呢，透過抄寫，可以強迫自己更為深度的進入文本。而且，抄寫這個動作，把閱讀的流動物質化了。”那些手抄本都還留著嗎？“都沒有了。重點是抄的過程。抄完以後就扔了。”
邊緣的文學習作者
回憶文學啟蒙的年歲，上世紀八、九○年代之交，就讀文化大學中文係文藝創作組的駱以軍，仍津津樂道那時候的師資，“小說有張大春、李昂，現代詩有羅智成、翁文嫻，那時候他們也還年輕，很有銳氣，對很多事情都有意見有看法，讓我們一開始碰文學，就遇到了當時文壇的最前線，青年一輩的佼佼者，他們是一群讓學生看了會想要‘和老師一樣’的作家。”那也是一個變動中的年代，文藝青年是社會主流的邊緣，卻也是想和這個瀕臨破裂邊緣的框框裏的世界有所不同的一種方式。“文藝青年是在書中、在筆下、在自己的房間裏進行反叛的事業，另一種方式，就是在公共空間中表達你的反叛。那時候學運已經起來了，可是，我和我的人渣朋友們住在山上，其實甚麼都不知道。就那一代的年輕人來說，我的地理位置首先就是邊緣了，在革命的事業上也是很邊緣。”不過，雖然不曾當過吶喊的一員，蟄居陽明山上，駱以軍也獲取了一種彷佛與世隔絕的空間，有另一種“野放”的自由，隔著一段距離看沸騰的盆地，而能靜下心來當一個文學的習作者。
“九十年代，很多東西剛剛開始，有張大春、林耀德等等這些有活力的前輩；我在理論方麵基礎薄弱，記得也讀了不少蔡源煌的東西，還有今天可能很多人已經不知道的《島嶼邊緣》雜誌，講女性主義、酷兒、激進神學什麼的，今天我們的知識光譜，很多是那時候畫下一個大概的。”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努力在西方與日本現代文學經典，和本地作家既有成果中吸取養分的駱以軍，隱隱約約受時代脈搏震動，摸索著他自己的文學風格與關懷焦點。寫作生涯的上半場和下半場“我的寫作生涯可以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駱以軍說：“上半場就是我的陽明山時期，那時候專心致誌要成為專業小說家，在各種配備上拚命想自我提升，人生要煩惱的事情沒有現在多，甚至可以閉關一個月隻為了寫一個短篇。尤其是二十六、七歲的時候，我是十分用功的。”至於下半場，那就是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了，“那時候我還在當編輯嘛，有幾年時間沒寫，情況不是很好，也不是很清楚自己要把小說寫成甚麼樣子。一直到快三十歲的時候，我認識了天心、天文他們，給了我很多幫助。”他認為自己的幸運，來自於幾位上一代作家的鼓勵和監督，如唐諾、朱天文、朱天心、吳繼文等等，都是亦師亦友，帶領他進入閱讀密林，“這些老師就某些方麵來說可能是嚴厲的，因為他們堅持的是最好的東西，他們真的是可貴的‘諍友’”，同時，“他們也不希望我在寫作上做錯誤的浪費，應該用嚴格的自我規訓來發展小說，這才是我之前說的‘專業’。就像拳王阿裏不會去參與酒吧腕力比賽一樣，即使他可以輕易贏過對手。”當然，這樣的督促，也讓他在創造力源源不絕的時候還記得審視自我，在多風的荒地上也可能勉力開出花來。專欄是工地也是推力截至目前為止，出版了至少十三本書（舊作重出者不計）的駱以軍，在同輩小說家裏，算得上是“多產”。其中四本是來自於在《壹周刊》上的專欄結集，包括最新的《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印刻出版）。“算起來我已經在《壹周刊》寫了八年了耶，真的是我的衣食父母啊（笑）。每周都要交出相當篇幅的稿子，確實是一種壓力，也有人曾經質疑我為什麼要在這樣的刊物上寫作，不過，我是把專欄當作是‘工地’，那裏我有對小說素材的實時反應與初步處理。”駱以軍略有些神情蕭索地表示，“我的寫作生涯可以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駱以軍說：“上半場就是我的陽明山時期，那時候專心致誌要成為專業小說家，在各種配備上拚命想自我提升，人生要煩惱的事情沒有現在多，甚至可以閉關一個月隻為了寫一個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