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
海外事
作者：陸南泉
總的來說，勃列日涅夫時期政治體製倒退，一步一步地向斯大林時期建立的後來逐步鞏固與發展的高度集權體製回歸，它對蘇聯社會的發展在很多方麵產生了十分嚴重的後果，也是出現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一個基本原因。
“持不同政見者”是俄語中的外來語（Диссидент），意為“脫離國教的人”。有人認為，譯為“異議者”更為確切。後來不論在蘇聯國內還是在西方，把各種對蘇聯製度各個方麵提出不同看法的人一般稱為“持不同政見者”。但蘇聯官方則稱為“反社會分子”或“反社會主義分子”。從廣義上講，所謂“持不同政見者”，“是指不同意現行規則和製度的人；在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是這樣的一些人，他們對於任何社會（包括蘇聯在內）所賴以生存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或道德基礎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見解。不僅如此，他們還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並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將這些觀點表達出來。換句話說，他們不光是私下對自己的妻子或摯友發發牢騷而已”。
在蘇聯從出現“持不同政見者”發展到“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是勃列日涅夫時期一個重要的特有的現象，它從一個重要側麵反映了這一時期由於政治體製倒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在斯大林與赫魯曉夫時期都存在“持不同政見者”，但都沒有形成“持不同政見者運動”。
我們之所以說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已形成“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這是因為：
一是在這個時期他們已從較為隱蔽的秘密活動轉為公開的活動，活動的主要方式是集會與遊行。
二是“持不同政見者”不論在形成的各種形式社會組織還是在人數方麵都有了很大發展。據蘇聯克格勃的統計，1967年有502個被官方定的反蘇組織，有2196名參加者；1968年分別有625個反蘇組織與2870名參加者；1969年分別有733個反蘇組織與3130個參加者；1970年分別有 709個反蘇組織與3102名參加者。1967—1971年共出現了3096個被認為是“有政治危害性的團體”，參加這些團體的有13602人。從1967—1974年克格勃就發現了4408個地下秘密組織。
三是“持不同政見者”以各種方式自行出版的出版物大量增加，揭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社會種種弊端，對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是在“不同政見者”影響下，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夜間人”與“廚房政治”的現象日益普遍起來。這些人並沒有公開加入“持不同政見者”行列，他們十分有興趣地閱讀各種地下刊物，“夜間人”表現為雙重人格，他們白天上班所說的注意與官方保持一致，夜間回到家與家人或朋友在廚房談的是另一套，抨擊各種社會不公現象，交流聽到的各種政治笑話與幽默，這種“夜間人”現象，明顯地反映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在知識分子圈子裏出現了一種‘口是心非’的狀況——內心不同意意識形態方針及其引起的生活方式，表麵上卻對現實認同或容忍，當時人們不得不采取說一套，想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方式。”實際上，普遍存在的“夜間人”現象，已成為“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廣泛的群眾基礎。
那麼，緣何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形成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呢？
一、國內因素
首先，最為根本的或者說深層次的因素是，勃列日涅夫執政後實行向斯大林體製回歸的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社會又開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義化”。這是蘇聯著名政論家阿爾巴托夫回憶錄中的一個提法，他指出：“我之所以把這個重新斯大林主義化的過程稱之為悄悄的過程，就是因為它不是用一個正式的法令、一項專門的決定去推行的，它是漸漸地、一步一步地把社會生活籠罩起來的，一個陣地一個陣地鞏固起來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義的人，則是有意識地加以推動。”
應該說，重新斯大林主義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並不是困難的事，因為：一是在赫魯曉夫時期雖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別是斯大林個人崇拜，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動斯大林主義或斯大林時期形成與發展起來的體製。就是說，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報告時，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社會主義製度存在的問題是想得很膚淺的，可以說還根本沒有觸及製度性問題。二是植入蘇聯社會的斯大林主義，它經曆了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為了讓它生根采取了各種手段，包括最極端的大規模的恐怖，從而使其在蘇聯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時期，不隻形成了以斯大林主義為基礎的體製，還在這個體製下培養了適應和積極維護這個體製的領導幹部。這些幹部，同時又握有種種特權，他們離開了這個體製很難工作，會失去特權與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領導層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舊的、斯大林主義觀點。他們要在任何一個別的社會政治體製下為自己尋找一個位子即使說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難的。這些當權者除了往下麵貫徹‘上頭’的意旨外，不會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條件下，在蘇聯社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局麵。隻要最高領導一停止施加壓力，使社會實現非斯大林主義化的種種努力，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設製幾乎無須下達新的補充指示就會自動恢複原狀，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樣，隻要手一鬆開，它馬上便直立起來，或者像自行車一樣，如果你不再用腳蹬，它就向一側倒下去”。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義化方麵，首先進行的步驟是恢複斯大林作為“偉大領袖”的名譽，最簡單的辦法是1965年利用紀念衛國戰爭勝利20周年慶典，提及以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1970年在斯大林墓為他建立半身雕塑像。後來，利用撰寫各種各樣的有關二次大戰的回憶錄把斯大林重新抬出來。官方要求回憶錄也好還是二戰史也好，要符合當時的蘇共路線、方針與政策的需要。這樣，連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憶錄中，也要把有損於斯大林形象的內容刪去，如從書的原稿中砍掉有關1937年斯大林對紅軍高級指揮人員實行鎮壓的一章。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捅了一下斯大林，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很多錯誤乃至罪行，應該說這對推動蘇聯曆史進步並為推行改革製造了有利的條件，但同樣也應看到，斯大林時期留下的很多問題並沒有解決，如當有不滿時，“不同政見者”也就在反對斯大林高度集權模式的旗幟下展開了種種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