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國家反腐任重道遠
一家言
作者：尹保雲
反腐敗曆代都搞，從封建社會到現在的民主國家都要反腐敗。中國目前反腐任務艱巨、道路漫長，我覺得應該從3個方麵來認識：
第一，經濟體製問題。
一般說來，私有化比較徹底、市場經濟比較規範的國家，反腐敗就比較容易。日本、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台灣、香港都是如此。相反，國營企業和國有資產多的“混合模式”，反腐敗就比較困難，印度及東南亞很多國家都是這種情況。智利是拉美地區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不僅在經濟上後來居上，廉潔度排名也遠遠高於拉美其他國家。在歐共體眾多國家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等國有企業比重較大，它們在歐共體中不僅經濟排在後麵，廉潔度也在低檔。意大利二戰後一直在發展國有企業，導致國企在很多領域的壟斷達100%；希臘國有企業在90年代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高達50%。這兩個國家的廉潔指數排名在歐共體中最低。
國有部門過大的“混合模式”，市場經濟就難以規範化，法律體係常被人為扭曲，國有企業與資產多了，官員的權力範圍就大，滋生腐敗的土壤就廣闊。我國在這方麵的問題是比較突出的，除了政府對各個行業包括教育、文化產業的廣泛壟斷和控製外，還有產權不清的土地所有製。要在這樣一個經濟體製的平台上徹底清除腐敗，的確很難。
第二，民主製度建設。
中央現在正在醞釀“法治”建設。“法治”的內涵不光是指依法治國、加強法律建設、利用法律管理等內容，真正的“法治”還包括民主製度，有民主選舉、分權製約、言論自由等民主的形式要素。所以，不能把“法治”簡單地理解為“法律治理”（rule of law），而應該理解為“按照憲法和法律治理”。要建立一個廉潔社會，政治體係的變革至關重要，它需要現代化，要形成相互監督的、透明的和大眾參與的機製。有人經常以印度為例來貶低民主製度，說它對於反腐敗沒有作用。其實，印度隻是“初步民主”，搞了半個多世紀，它目前的水平還低於中國台灣，再加上它的國有部門很大，一個初步民主自然起不到反腐作用。從世界範圍看，隻有在民主成熟後，它才能起到約束腐敗的重要作用。而建設民主政治，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卻是十分困難的。
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聯係在一起：國有企業和資產減少了，建立起規範的市場經濟，政府的權力範圍縮得很小，腐敗土壤就減少；再加上民主法治的建立，使各級權力得到有效監督、各項法律公正執行、經濟透明度高，這兩個條件的配合，就能慢慢培養出“廉潔文化”，整個社會的道德和精神麵貌煥然一新。美國等西方國家較高地達到了這種境界；日本、韓國也達到了；中國台灣可能比韓國略差一點，但也不錯。
第三，對打擊腐敗常態化的認識。
中國曆代皇帝都打擊腐敗。孟德斯鳩曾指出：中國的皇帝之所以不斷地反腐敗，那是因為中國人口多、生存壓力大，不打擊腐敗政權就難保，但這樣一來，政治製度就難免變得越來越“凶暴”。撇開孟德斯鳩對製度的看法不論，單就反腐敗而言，應該說“凶暴”是正常的，現代民主國家的反腐同樣是凶暴的而且是常態化的，一個小小的賄賂就會讓一個人失去職位甚至鋃鐺入獄，而在封建社會製度下，反倒沒有這麼“凶暴”，因為它製度鬆懈並缺乏現代技術條件，沒有能力管到很小的問題。
一家言
向民主製度過渡的“威權體製”，它雖有憲政框架，但民主不太充分和成熟，所以，反腐敗更多地依靠廉潔領導人的作為。新加坡的特點是國營企業比較少，外資企業比較多，並且它國家規模小、人口少，靠領導人強力推行反腐就能達到很好的效果。韓國及中國台灣就要相對困難一些，因為它們的人口規模相對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