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兩代香港文化人
藝術與財富
作者：周文翰
其實，我和台灣人打交道似乎還多些。記得大學剛畢業一年多，看到台北《藝術家》雜誌的樣貌，覺得是用心做的藝術刊物。之後2003年在《新京報》工作，就把北京美術雙年展等有關國內展覽、藝術活動的報道、評論用電子郵件發給雜誌的電子郵箱，竟然有回複說要發表。往後就成了他們的長期撰稿人，寫了有十年之久——不過最近這三四年因為去國外旅行、忙公司事務，隻是偶然有感觸，才會寫幾篇，不如開頭幾年，每月都寫好幾千字的勁頭了。
和《藝術家》雜誌的出版人何政廣第一次見麵是在後海，他可能是到北京談出版合作，順便約見我，見麵說話禮貌溫和，竟然還送一包巧克力給我——一刹那，我確實有點奇怪的感覺：在我的印象裏，之前從來沒有與人初見還送見麵禮的。
後來和《藝術家》雜誌的編輯打交道多了，也見過幾個，都是如此辦理，才知道這是比較普遍的禮節。我不知道是台灣原住民的習俗，還是日據時代才有的，對台灣人的印象就是說話溫軟、禮貌周到、辦事精細。當然，後來也接觸了文化、藝術界做企業的一些台灣人，對他們的精明也格外感佩。
雖說如此，可讓我在理念上有所思考的卻是接觸更有限的香港人。一個是陳冠中先生，僅僅在《新京報》做記者的時候采訪過他一次，但讀過他寫的書和文章，感觸不少。感興趣的是他成長的1960年代、1970年代，年輕知識人一方麵接受內地、海外思想的影響，有參與社會改造的衝動乃至個別實踐；另一方麵，則是伴隨香港的經濟騰飛，年輕人有很多發展機會，可以同時兼職做好幾件事“揾食”。他算是稍微有點左傾的吧，後來又做都市新潮雜誌，適應香港從工貿向商業消費城市的轉型。這似乎可以和1990年代、2000年代的中國大城市的發展路徑有所對應，也是經濟騰飛、思想活躍的年代，我目睹了同學們從學校走向社會，不斷分化、升騰的過程，頗有可比較的地方。
再一個就是歐陽應霽先生，我在《新京報》當記者時也采訪過他，好幾年沒見，前不久在北京的一個藝術展覽中才碰麵。一聊才知道他最近四個月都在北京，一是要出版三本美食書，其中一本是寫北京的，需要拍攝和寫作，就長駐了；另一方麵，是在央視的一檔美食節目裏當導師、錄節目——估計是類似“中國好聲音”那樣的節目吧。
恰好，陳冠中1952年出生，歐陽應霽1961年出生，是兩代人。歐陽的文章都是寫設計、美食、漫畫之類，正是香港已經完成轉型以後的都市媒體、消費趣味所需要的，做專欄作者、出書、做活動都是如此。隨後，當我還在中學、大學的時候，1990年代的中國成為新的熱土，陳先生順勢成為企業高層，參與投資內地媒體事宜。而到了21世紀初期，內地資本也強大起來，市場機會更多，歐陽也成為國內雜誌作者，在國內出書了。在1990年代，香港由於經曆了本地的發展和積累，在資本力量、管理技巧、信息上比內地領先一二十年。不過隨著內地的快速發展，差距很快就消失了，如今似乎是內地的資本力量更強大、信息差距也不分彼此，而管理技巧則是風格各異，似乎已經不是企業、商業成果的最重要因素。
即便如此，在文化界來說，港台人還是有著他們獨有的風格，處事的細微姿態，文字裏偶現的古意，好像是麵鏡子一樣，讓我不由得要照見自身及所處的環境，落下了零星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