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好半天才回過神來，看看遠去的千戶和他的軍戶，看看遙遠的黑虎寨熱火朝天的工地，無可奈何的搖搖頭。自己本就知道這朝廷衛所士卒已經不堪，但沒想到衛所士卒的境遇已經不堪到這種程度，文官不把士卒當人，武將更是把士卒當牛馬，那還怎麼能驅使士卒戰場拚命？自己的資助隻是杯水車薪，根本就比濟事，更不要說能改變什麼，這大明已經徹底的爛了，爛的根本就不能修補，一間窯洞窗戶破了不要緊，門窗壞了不要緊，但是整個窯洞都搖搖欲墜了，那還怎麼修？指望這些缺衣少穿糧餉不濟的士卒為自己剿滅闖賊，像那個周暨說的為朝廷出力？那是勢比登天，再回頭看看連趕了五天半夜路程，已經疲憊不堪的子弟鄉勇，出城約戰更是不能，就隻有這樣眼睜睜的看著那個要塞，如一把尖刀般直抵在自己的心口咽喉卻是無能為力。
看看依舊在寒風裏瑟瑟發抖，抱著刀槍一臉麻木的衛所軍戶，想想這個還有些血性有些良知的千戶，張元倒是由衷的欽佩了。
（以上境況非本人杜撰，曆史上有書可查。）
明朝的軍製，開初是寓兵於農。明太祖朱元璋實行軍民分籍製度，編為軍戶的農民世代為兵。政府把他們按照衛所的編製組織起來，進行屯田。沿邊衛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名軍士給田五十畝和耕牛農具。收獲所得以十二石歸軍士自己食用，餘下的作為本衛所軍官的俸糧和儲積。在這種製度下，政府隻對屯田情況進行督察，不用給餉。所以朱元璋曾不無得意地說：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可是，後來法久弊生，軍隊的屯田多被軍官、豪右和內監占奪。即如盧象升所言：“塞上民田少而軍地多。因循日久，俱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軍日益貧。甚至當軍者無地，種地者非軍，豪強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英宗以後，沿邊的戰事逐漸增多，“疆場戒嚴”，相應而來的是軍隊訓練和戍守的時間增加，農事自然受到影響。還有不少屯地被持敵對態度的少數民族所占領，出現“田在敵外”的情況。軍屯既敗壞得有名無實，商屯又由於開中鹽法的廢弛而破壞無遺，朝廷隻有從國家財政中撥給餉銀。萬曆以後，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拖欠軍餉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加上官吏的克扣，士卒能領到的餉銀就很少了。在明末災荒連年，糧價陡漲的情況下，士兵的生活更陷於絕境。天啟七年八月，陝西巡撫胡廷宴的疏中說：“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鹵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
崇禎年間，盧象升任宣大總督時，在巡視山西邊防後給朝廷的報告中說：“今逋餉愈多，饑寒逼體。向之那錢借債勉製弓矢槍刀，依然典賣矣。多兵擺列武場，金風如箭，餒而病、僵而仆者且紛紛見告矣。每點一兵，有單衣者，有無袴者，有少鞋襪者，臣見之不覺潸然淚下。”在另一件奏疏裏，他又說：“所轄之軍，其餉銀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領也。各軍兵雖複擺牆立隊，乘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無生趣。往時見臣督臨，猶跪路跪門，紛紛告討。此番則皆垂首喪氣而已。彼其心豈不甚苦，勢豈不甚危，情豈不甚迫？蓋知臣無以應之，討亦如是，不討亦如是，故付之含淚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覺淚從心底出也。況時值隆冬，地居極塞，胡風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馬上重裘，猶然色戰難忍，隨巡員役，且有僵而墮馬者。此輩經年戍守，身無掛體之裳，日鮮一餐之飽。夫獨非聖明宇下蒼生、臣等懷中赤子乎？鋌而走險，所不忍言，立而視死，亦不忍見。一鎮如此，三鎮可知。”軍政敗壞還表現為軍隊戰鬥力嚴重削弱，兵變和逃亡層出不窮，軍事紀律廢弛已極。
但現在還是好的，等道了五月韃子入京畿，皇帝下詔書勤王，沿途官府更不願意出錢糧，結果大批官軍潰散，但還不敢回原籍，就隻好上山，或者加入義軍，那時候才的是救無可救了。
當然，張元不知道這些，呂世卻知道，因此，呂世想，隻要打退這股圍剿的官軍，還會為根據地換來一個長時間穩定發展時間，同時，也會招募更多的，經過訓練的邊軍，至於打韃子，呂世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皇帝再壞，那是自己家的皇帝，還輪不到外人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