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佛教對韋應物隱逸思想的影響
藝文論壇
作者：管恩好
[摘要] 韋應物是唐代中期的一位著名詩人，詩風清淡，有著濃厚的隱逸思想。其隱逸思想的產生與他的人生經曆、性格特點等有關，其中佛教對其隱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 韋應物 隱逸 佛教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3.052
韋應物是中唐前期重要詩人，以擅長山水田園詩著名，其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向來陶、韋並稱或王、孟、韋、柳並稱。在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韋應物一生沉浮宦海三十多年，儒家濟世思想在其人生中起著重要作用。但仕途的坎坷，命運的偃蹇又促成了其隱逸思想的發展。韋應物具有濃厚的隱逸思想，他生性淡泊，不慕名利，不汲汲於入世，常以隱居為樂。其隱逸思想的產生與他的人生經曆、性格特點等有關，其中佛教對其隱逸思想具有重要的影響。
韋應物是中唐大曆、貞元中深受佛教影響的詩人之一。韋應物的崇佛習佛有其深刻的社會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亂後，朝綱混亂，政出多門，內有宦官弄權，外有強藩割據，統治者無心治國，黨同伐異，親佞遠賢。士大夫階層在這樣險惡的政治環境裏，一方麵是要立足社會，實現自我，另一方麵又要保持獨立人格，因此時常產生痛苦的心理。隨著中唐佛教的發展，士大夫間普遍熱心佛說，從佛教中尋找精神歸宿”。[1]佛教發展到唐朝，已實現了完全中國化的轉變即向禪宗的飛躍。禪宗一改佛教以往抽象的義理和過於靜止的修行方式，其中國化的思維方式倍受士大夫的青睞，史稱：“天寶後，詩人多為憂苦流寓之思，寄興於江湖僧寺”。[2]反映了在時代動亂的背景下，詩人逃禪的思想傾向。
韋應物接受佛教思想，向往隱逸還有許多自身的原因。韋應物曾有過宮中生活的特殊經曆和逍遙自在的生活，“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禦前”（《溫泉行》），而安史亂後已與昔日判若霄壤，“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溫泉行》）。今昔一瞬間，儼然從天堂跌入地獄，因此感到“往世如寄”（《酬鄭戶曹驪山感懷》），“頑鈍如錘命如紙”（《溫泉行》“見話先朝如夢中”（《與村老對飲》）……戰前亂後的巨大反差使他的心理很不平衡，這就需要在“精神上尋找一個支撐點，以便使慮有所定，神有所歸，心有所寄，靈有所托，即獲得心理的平衡”[3]，而儒家思想一向注重治外，故注重探究心性、求得自性圓滿和精神解脫的佛教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廣德元年韋應物首次出仕，任洛陽丞，這時他積極性很高，克盡厥職，有著強烈的實現自我的社會意識。而當他因嚴格執法“撲抶軍騎”而遭訟後，被迫去職，他在仕途上首次遭到沉重打擊。從這一事件後，韋應物開始萌生退隱的念頭。大曆十年，韋應物再度出山。任京兆府功曹參軍，攝高陵宰，曆任鄠縣、櫟陽令等職，但不久又因官場黑暗不勝其煩而稱疾辭歸。仕途的坎坷，官場的險惡，加深了他思想深處固有的社會意識與追求自由人格不可調和矛盾。他此後閑居善福寺兩年多時間，這是他與佛教關係最密切的時期。韋應物後又任滁州刺史和蘇州刺史，皆被罷免。仕途的坎坷，濟世理想的破滅，更加深了詩人歸隱向佛之心。
在感情生活上，韋應物早年離家，失職流浪 ，長期宦遊，拋家別子，極易產生孤獨感，再加上中年喪妻，感情屢遭打擊，更加感到孤苦寂寞。翻閱韋應物詩集，可以發現韋應物對諸弟、從子等韋氏晚輩的親情思念比比皆是。韋應物的妻子大約於大曆十二年去世，他們倆相敬如賓，感情甚篤，“提攜屬時屯，契闊憂患災……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傷逝》），而從韋應物的悼亡詩可以看出，他始終沒有續娶，可見他對亡妻感情之深厚。妻子的去世使他十分痛苦，這種孤獨和痛苦或許隻有乞靈於宗教方得解脫。另外，韋應物可能患有某種經常困擾人的疾病。韋應物從在洛陽時起，就在詩中多次提到了他的病情，“身多疾病思田裏”（《寄李儋元錫》），“秋齋獨臥病”（《郡齋臥疾絕句》）。生理的病痛，精神的痛苦，再加上詩人為官清廉，兩袖清風，貧病交加，更使他痛苦難耐。生、老、病、死四苦乃佛教極力解脫之事，韋應物傾心向佛，這也可算作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