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之後，不言而喻，在日本侵占了我國的大片領土之後，中日之間是必有一戰的。但是戰爭究竟何時爆發、以何種麵目爆發，卻是幾乎所有人都難以預料的。
不過，時人對此還是有所預測。比如1930年前後，日本公使、鴿派外交官佐分利在北平會見時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協調以和平手段解決中日間的諸多懸案。起初，雙方的溝通非常愉快，可是後來眼見佐分利回國述職時被狂熱的少壯派軍人暗殺，以及隨後日本的一係列侵略行徑，徐永昌於是強烈地預感到：中日間的懸案，和平手段已經行不通，不出十年必然以戰爭來解決！
林繼庸也有類似的強烈預感，他在1936年從海外回國後任資源委員會委員兼工業聯絡組組長，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動員上海的資本家將工廠遷往內地。不過這個工作並不好做，林繼庸在動員過程中碰了許多的釘子。其中一位大企業家就曾不屑地對林說道：“林先生，不要太興奮啊！記得‘一·二八’大戰那時，我們的工廠總共停工還不足十天呢！”
這些資本家誠然是目光短淺、心懷僥幸，林繼庸為此批評道：“不到黃河不死心，火山一日不爆發，他們也樂得在火山口上嬉遊一日。”（《民國經濟》）可是需要我們理解的是，很多人具有這種貪圖苟安、得過且過的心理，並非純粹出自他們的幼稚，也在於當時的形勢確實還沒有嚴峻到令這些資本家在上海惴惴不安、無處安身的地步。
甚至於到了1937年8月初，華北戰火已經點燃，上海危機四伏之時，很多人依舊對於戰爭毫無知覺。當時，陳納德（後來的“飛虎將軍”）受命前往上海各民航公司招募機師，對方都覺得陳納德此舉非常可笑，其中中國國家航空公司的負責人表示道：如果戰爭爆發，可以同意機師被招募去做飛行員，可是，“當然不會有戰爭的啦”。
其實，商業界如此，政界、軍界也無不如此。中央軍校教導總隊是國民政府軍的示範部隊，裝備最好的幾支隊伍之一，他們的總隊長桂永清對於時局的看法就非常具有代表性。1937年8月上海衝突已經爆發時，桂永清剛從德國出差回來，本來教導總隊並沒有接到命令前往淞滬戰場，可是桂永清卻積極要求前往上海參戰。
副隊長周振強表示反對說：抗戰來日方長，教導總隊雖參加過“一·二八”淞滬抗戰，可是目前由於迅速擴充，已達四萬人，老兵都成了幹部，大部分都是新兵，沒有經過訓練，戰鬥力很差，不如嚴加訓練三個月再參戰；而且現在參戰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如到時打場有把握的漂亮仗。
可是桂永清卻派人給周振強傳話道：“我們校長在上海組織投入了這樣大的兵力，其目的是贏得在政治上同日本講和的條件，上海的戰局，將同‘一·二八’一樣，結果會同日本講和的。如果教導總隊現在不到上海參戰，將來就沒有機會了。而且如果去晚了的話，功勞也都被別人搶走了。”（轉引自《蔣介石麾下十三太保》）結果周振強輕易就被說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