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紀事：政協代表彙集北平始末
曆史·鑒往可以昭來
作者：舒雲
政協一屆會議前，毛澤東在中南海瀛台大殿設晚宴招待政協籌備會的代表。他說：“我們第一桌什麼人都齊了，有無產階級李立三、有文學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許德珩、有前清翰林陳叔通、還有婦女界廖夫人和華僑老人司徒美堂……”
毛澤東給李濟深等人的電報
1948年4月30日，《晉察冀日報》上登載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五一口號。同時，由新華社向全國播發。口號的中心意思是“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其中第五個口號是這樣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5月4日，華僑領袖陳嘉庚代表新加坡120個華僑團體致電毛澤東，表示響應五一號召。
與五一口號同時擬就的是為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給李濟深、沈鈞儒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是毛澤東在城南莊擬就的，由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用電話傳給西柏坡的周恩來，然後，由周恩來責成機要電台將這封長長的電文拍送東北潘漢年處，請潘漢年麵交李濟深和沈鈞儒。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必須先邀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開一個會議。這個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次會議。
毛澤東說：“此次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並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此項聯合聲明，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三黨聯合聲明內容文字是否適當，抑或不限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究以何者適宜，統祈賜示。”
中國共產黨建議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消息不脛而走。
這一號召得到了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敘倫、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領袖的廣泛響應。
四天之後，5月5日，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李濟深等聯名致電毛澤東，並轉解放區全體同胞：“……南京獨裁者竊國賣國，史無前例，近複與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欲以偽裝民主，欺蒙世界。人民雖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當此解放軍隊所至，漿食集於道途；國土重光，大計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勝欽佩。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
這封電文，毛澤東三個月後才看到。8月1日，毛澤東複電香港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對他們積極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表示極為欽佩。並再一次強調了協商的必要，並且就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地點、人選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提請他們研究。
同一天，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電香港分局及潘漢年電，批評其在7月中旬才將各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5月5日通電全文報給中央。同時要他們將收到的毛澤東本日的電文即送各民主黨派征詢意見，並將征詢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歡迎他們來解放區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
早在1948年1月，周恩來替中央起草了關於民主黨派問題的指示：“當前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綱領和行動上並非明顯靠近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帶中間性質的民主黨派，因為它的組織成分不統一，政治傾向又從君主立憲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加上美蔣正在華南策劃偽裝分裂的陰謀，這就使我黨在發展進步、爭取中間、孤立右翼的統戰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評錯的，揭露壞的宣傳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分析。”
周恩來說：“對於反對統治內部的反對派及反蔣的地方實力派，我們原看作間接同盟軍的，當其已經改變立場，擁護我黨行動綱領，公開反對美蔣時，我們就需采取歡迎態度，促其在行動中改造自己，證明其為直接同盟軍。”
3月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電朱學範：“欣悉先生到達哈爾濱，並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而奮鬥，極為佩慰。我們對於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信徒的同樣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
4月25日，周恩來赴河北城南莊，向毛澤東彙報他和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在西柏坡討論的若幹問題。其中有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群眾團體代表到解放區商量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臨時中央政府。
周恩來對新華社的批評
從1948年秋天開始，幾百位民主人士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邀請，從國民黨統戰區，從海外，從香港陸續到達了解放區，住在河北平山縣李家莊，由中共中央統戰部接待。在這些民主人士中，有胡愈之、周建人、沈茲久、吳晗、翦伯讚、劉清揚等。
當時負責此項工作的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大會上給統戰部的機關幹部做報告，他說：“你們想想，過去一個貧苦農民，要想請比較有錢的人家吃頓飯，好不容易，有錢人不肯來，請不來啊。我們黨困難的時候，左請人家不來，右請人家還是不來。現在不是請的問題，是人家急著要來。爭先恐後來了，我們一定要像周副主席那樣，過細地做好工作。”
當時，新華總社包括範長江、梅益、陳克寒等按照中央指示在中央駐地西柏坡集訓，由胡喬木主持，劉少奇親自掌握，重大宣傳都是中央書記處議定。有一天晚上，吳冷西和石覺民正在村邊的滹沱河散步，迎麵碰上周恩來，周恩來對他們說：“從最近的戰爭形勢看，全國解放很快就要到來，比中央原先預料的要早得多。現在就得考慮如何籌備建立人民共和國和建國以後的許多新工作的方針和政策，你們是搞新聞的，有許多新東西你們不熟悉，如經濟建設和外交問題，尤其是對各派民主人士的宣傳要特別注意，統一戰線工作在解放後將更加深入，你們要認真對待，虛心學習。”
果然，進北平城後，首先碰到的就是關於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宣傳問題，陌生而又敏感，常發生這樣那樣的疏忽。有兩件事周恩來特別生氣，嚴厲批評新華總社。一件是北平剛剛解放，九三學社就發表一個對時局的宣言，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反對國民黨繼續打內戰，但新華社北平分社沒有報道。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前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發表起義通電，新華社中總分社和第四野戰軍總分社都發遲了。周恩來多次把新華社總編陳克寒和吳冷西找去，嚴肅批評他們落在迅速變化的形勢之後，沒有及時重視這方麵的報道。
周恩來說：“新華社是黨的通訊社，也是人民的通訊社，新華社的所有編輯、記者，都要明確認識新華社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這個根本性質，無論作報道或寫評論，都要記住新華社這個身份，要照顧各個方麵，當前特別要照顧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你們的宣傳報道要充分體現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
吳冷西記得那時活動很多，首先碰到的是報道時名單的取舍和排列。因為不熟悉，經常漏掉重要人士或名單排得顛三倒四、沒有章法，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混亂。新華社每出一次錯，周恩來總要叫陳克寒和吳冷西寫一個書麵檢討並共同署名。有幾次交上檢討後，周恩來說：“不是讓你們成為檢討專家，隻是希望你們認真對待每次錯誤，努力改進工作，避免以後重犯。”
1950年11月的一次政務會議後，周恩來把吳冷西留下，並把政務院辦公廳主任齊燕銘和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徐冰找來，要他們幫助吳冷西熟悉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並訂出名單排列出先後次序。周恩來說：“這是一門學問，是處理我黨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關係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政治問題，新華社的領導和編輯要掌握這門學問。”吳冷西說：“以後我們就叫名單學，大約兩年工夫，才把這個問題基本解決了。”
最初準備在哈爾濱召開新政協
南京獨裁者以自己的言行，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驅趕到解放區。解放區的八方來客與蔣介石冷清的“偽國大”形成了極強烈的反差。
1948年7月31日，周恩來致電楊立三：“港、滬將有一批黨員幹部和民主人士經大連來華北，已指定錢之光負責大連的接頭、招待事宜，由大連到石家莊，擬由後勤部負責。”
8月2日，周恩來致電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
8月9日，為早日在解放區籌備召開新政協，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方方並香港分局電：“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並為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潘漢年、夏衍、連貫負責計劃，並協商一個名單電告。”
方方、潘漢年、夏衍等和已經到香港的錢之光一起研究秘密接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的工作。
9月18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第一批來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今日內抵朝鮮羅津，請張聞天、高崇民、朱學範分別代表東北局、行政委員會、全國總工會前往迎接。”20日，中共中央同意李富春、朱理治代表東北局前往迎接。
“阿爾丹”號駛過台灣海峽
馮玉祥將軍在美國堅持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積極支持民主運動，為和平奔走。1948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五一口號後，馮玉祥搭乘蘇聯“勝利號”輪船回國，準備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9月1日航行到黑海時因輪船失火不幸遇難。
9月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鄧穎超致電馮玉祥夫人李德全：“驚聞馮先生及令嬡遇難，謹致哀悼之忱。”同時電示潘漢年和中共香港分局領導人慰問李德全。
1949年9月1日，在馮玉祥逝世一周年追悼會上，周恩來致詞：“馮玉祥先生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轉變成一個民主的軍人，他經過曲折的道路，最後走向了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紀念馮玉祥先生的最好辦法就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尤其是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毫無疑問，如果馮玉祥在世，他一定會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