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夢
我們探尋的不是盡善盡美，眾所周知，世上根本就不存在盡善盡美；我們要尋找這樣一種人類憲章——它帶來的不便最小，也最可原諒。
——阿爾傑農·悉尼
若從內在源頭上來觀察陳家坪的詩歌寫作，那麼，他對文學主題的觀念，毫無疑問地透露出，他在思想意識上更多的應歸屬於西方文明——西方英語詩歌傳統。除去一個詩藝的發展階段，也許，這就是他對所生長、生存的時代所作出的全部回應——那些充滿著教導的意識形態。在殘存著革命灰燼的年代，他從鄉村走到城市，麵對消費主義對文化藝術廣告式的複製，可以想象，一個詩人在這些衝突中會怎樣不停地掙紮：“看不見麵孔，我是暗淡的”，“在人世間行走，隻露兩隻眼睛”。白天和黑夜，靈與肉的交替，他甚至意識到，“白天拋下的餓鬼，在困倦的地獄裏”。正是這種困境，他感受到詩歌對他存在的重大意義：“為了生活和死亡變得安寧，我記下一些文字，保持一點，對事物的想象。不可預知的分量，驚訝中加入了，集體性的哀傷”——這種哀傷，更多出自於西方浪漫主義傳統，但卻形成了陳家坪——一個早期的寫作者肖像。
跟其他詩人不同，陳家坪所有的詩歌寫作似乎都有一個行動的中心。在他看來，詩歌也是行動：“要爬出自身懸崖矗立的深淵”。這樣的寫作，有一種果決的行動力和堅定的意誌力，類似於波德萊爾的《惡之花》——通過惡在個體生命中的顯示，直接用惡的力量來反對惡。當然，這種抵抗的後麵，必然隱喻著整個時代的圖景。這也可以說是他對自身“行動著的抵抗者”的一個概括。仿佛“知識分子的良心，在於以一種無知般的勇氣，對黑暗的本質進行抵抗，不顧一切地抵抗”——這可以說是他整個生命的追求。“他離我有多遠？他不知道。他隻感應著我的自由，踏實地向前”，這是他對世界的初步感知，也包含對未來的規劃：我的自由。“我知道，我將被自己活活推動”，西緒弗斯式的預言，其中的苦痛在於“因為心的卑微而安於奴役的生活，我是一個”——這種對世界本質的恍然大悟，必然伴隨著失落，其落差也必然帶來殘酷：“人不吃飯多好，你卻盡力讓他活著，直接將我支配。”
慢慢地，知識對他產生了力量。詩歌作為知識的化身，從兩方麵為他提供了能量：一是詩歌語言本身，一是思想意識。2000年之前的詩歌寫作，這兩點逐漸形成。他從規規矩矩的書麵用語中發展出一個特點，牢牢地抓住熟悉的日常生活，幻想出一個形象，進而上升成為時代的象征。在《祖祖》裏，“走路打擺擺”。“擺擺”這個詞一下子使他擺脫了書麵化帶來的嚴肅以及形式感上趨向社會機製中後退的那一部分力量。經驗和俗語在一個詩人身上是重要的，是應該在詩人身上發生的命運——盡管方式各不相同。這種語言意味著他開始從浪漫的天空逐步降落到現實大地，學會用最為可靠的方式進行自我審視；作為一個詩人，他是在語言上，在茫茫的時間中發現了自我。他是一個誠實的詩人，在他的詩裏，謹守著自我真實的聲音。這聲音多次使人真心信服。因為這是一個人在用經曆表達一種誠懇的心意。在早期，這種聲音泥沙俱下，借助命運之手，日益變得堅定，漸成清晰的語言。
米沃什說過，“真實是自由的證明，奴隸製在謊言中重生”。陳家坪思想的成熟，表現在《吊水滸》《未完稿》這樣一些詩作中。在黑暗的中心，這些詩作以曆史文化、成長記憶等不同的角度切入，借古喻今，挖掘自我身上的一個個黑洞，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一個現代詩人之惡。值得一提的是，陳家坪在處理日常經驗時，他詩中的思想不僅沒有淡化，反而大大增強。直到思想開始上升為“與現行世界秩序或者更準確的說是與這個世界瘋狂的根本性觀念的衝突”。麵對這種衝突，他選擇了沉默的抵抗，守著道德良知，這在他來說是一個人的意識在覺醒。雅恩·帕托什卡曾經談到人類社會有三種運動，第二種是消費運動，這是絕大多數人在參與的運動。從生存與生活的意義上說，這也是社會認可的運動。因此，當詩人的對抗意識萌發之後，作為不被現代社會機製喜歡的個體，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對社會現狀的無力。在《消息》一詩中，他寫到了三弟，這個在兒時曾被他一拳打得說不出話來的兄弟；當他想要彌補這個童年愧疚時，卻發現自己的無力。對戲劇性情節的選擇是陳家坪對詩歌寫作的認識之一。同樣，《煙四》這首詩，則以一個鄰人的角度來表達隱藏於字麵之下的無力。“我們是在雪地裏行走，到處都沒有人跡”，“有時會被一條盤踞的蛇咬住，牙齒的毒素浸透全身，任何一個身體都會浮腫，這調皮搗蛋的小孩的厄運，後來在成人的世界反複重演”，“說是客人？更像一個主人呢！”。最後，他看見，“看不見的蠶絲閃著晦淫的光”。詩人並非一開始就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在所有的意識到達一個人所能承受的巔峰之後，他轉而回憶起母親《做賊》的經曆。這意味著，他希望依靠回憶從逝去的——即永恒不變的——母親那裏獲得一種撫慰的力量，把一種未明確表達的公正感作為個人的工具。於是，“自身經驗、個人信念，可稱為社會倫理的分析方法，以及正義感”，構成支撐著他反向的人格力量。對於社會之惡的認識，《歐洲精神》中有一段評述，“這些年輕人有明顯誇大自身苦難的傾向，他們一般不會與他們所參考的這些國家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難進行比較，甚至會低估這些人民真實的不幸”。這裏提出了考驗一個詩人在道德尺寸上的標準。這種標準必然要求詩人從自我的磨難中，向整個世界發出同情的一瞥，以擺脫“受害者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