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電視文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理解電視文化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首先，電視媒介是人們司空見慣的東西，對於我們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都市人來說，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電視的一代就逐漸形成，電視成為人們家庭中的一員，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侶，看電視是同人們吃飯、睡覺一樣稀鬆平常的事情。由於對電視媒介過於熟悉，每個人都有能力發表自己對電視的看法，都擁有自己關於電視的觀念，而越是人們熟悉的東西，越難形成統一的觀點和看法，電視和人類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至於闡述電視是什麼，就像闡述“人是什麼”一樣困難；其次，關於文化的說法始終眾說紛紜，據說迄今為止已經有幾百個概念了，令人莫衷一是，但其中有一點越來越明確，那就是任何和人相關的東西都有可能成為所謂的“文化”，於是，文化不僅僅存在於藝術中、大學裏、典籍內，同樣也彌散在人們司空見慣的街道、家庭裏的器皿、日常的閑談語言中，乃至貫穿於人類所有的喜怒哀樂之中。
電視當然也不例外。電視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文化，首先是因為看電視的行為成為人們的一種日常生活方式；換言之，電視媒介之所以超越了一種媒介技術而成為一種文化，是因為它對人類的生存影響巨大。正如法國著名思想家鮑德裏亞所認為的那樣，幾千年來人本身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不斷變化著的不過是環繞著人們生活環境的那些生活條件而已（高宣揚：《當代法國思想5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頁。）。的確是這樣，若論人類自己的肉體，我們和幾百年前的人沒有什麼區別，但是我們所擁有的生活條件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形成了與古代人迥然不同的生活麵貌和精神氣質。電視文化就是這些“不一樣”中的最絢爛的一個層次。
1971年，美國廣播公司拍攝了一部長達半年的真人秀電視節目。鏡頭對準了羅德一家，這個節目采取了實況錄製和播出的形式——“7個月沒有間斷的拍攝，300個小時不停地放映，沒有腳本或劇本，為的就是要呈現一個家庭長時間的奧德賽（《奧德賽》是《荷馬史詩》的一部分，講述的是特洛伊戰爭以後，希臘英雄奧德修斯率部回鄉，沿途經曆了一係列的冒險、災難，最後回家的故事。奧德修斯等人經曆的事情驚心動魄，所以鮑德裏亞說在這些故事裏有所謂的“夢想、歡樂”等等因素。）——它的夢想、它的歡樂、它的不期而至的故事，毫無間斷。總之，一段未加工的曆史記錄，以及‘最偉大的電視表演，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層麵上，可與登陸月球的事件媲美’”（讓·鮑德裏亞：《擬像的進程》，參見吳瓊編：《視覺文化的奇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頁。）。
這是一個極具電視文化隱喻色彩的事件。一方麵，這是個電視節目，是用電視的符號——圖像、聲音等等營造了一個電視的空間；另一方麵，它又是生活的，即它讓觀眾看這個電視節目的時候感受不到電視的存在，以為電視表現的羅德的家庭生活就是那個樣子，其實並非如此。而且因為電視媒介的介入，更準確地說，由於這個家庭中的成員對“電視對自己家庭直播”這個事實看法不一，導致這個家庭最後破裂。
從這個實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電視媒介已經和我們的生活合而為一了，在某些層麵，電視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電視。於是，電視媒介成為人類生存中的關鍵因素，它甚至會像空氣一樣縈繞在我們周圍，讓我們覺得它必不可少，又渾然不覺。電視媒介不再是一個需要人類去處理、駕馭的媒介，它也不是僅僅為人類提供信息服務的媒介，它本身就是人類的生活。關於這一點，麥克盧漢看得非常清楚，他說“媒介就是信息”，因為任何一種新的媒介一旦為大眾所接受，那麼它其實就是在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引入一個“新的尺度”，這個尺度將修正人們過去的生活標準。電視正是這樣，從某種意義上說，電視媒介出現之後，人類在很大程度上將要按照“電視的尺度”去生活，而曆史可以被分為“前電視時代”和“電視時代”，電視媒介正以無與倫比的力量徹底改變著人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