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國
作者：郭冬
這是一個令人肝腸寸斷的尋親故事。一位思念大陸親人的台灣老兵，以68年的時間，不懈地來大陸尋找自己的家，然而，最終沒有找到歸宿，一個人的傳奇包含著一群人的辛酸與淚水。
我舅，台灣海軍陸戰隊上尉，河南籍老兵，一生挫折大於平順。像很多漂泊的中國人一樣，他把“回家”當成了無可置疑的生命追求與歸宿，然而“葉落”卻未能“歸根”。
舅舅走了，和他相同命運的老兵已經或即將抵達天國。這些被政治強力所侵吞的一批特殊人，早被自己原先所屬的社會所拋棄，因而他們就比其他海外遊子，更渴望被原來的生存空間所接受。
他們正在帶走一個時代，那個時代中關於他們的秘密，將沉入深不可測的海底，無聲無息地融化。而他們，這些在曆史記錄中原本就是缺位或一筆帶過的小人物群體，再過二三十年，也就成了飆離後人記憶的縹緲的風帆遠影。
當舅舅在台北榮總醫院辭世時，我清楚，奪走舅舅生命的，剝奪他回家意願的，不僅僅是病魔，甚至不僅僅是眾所周知的兩岸局勢。
第一章 你從哪裏來，我的舅舅
初次見麵
1988年4月23日，一個普通的日子，母親派我接舅舅。
母親交代的線索是：你舅洪洲，57歲，台灣人，乘坐京廣線列車抵達北京站。
我不知道這個年月會被載進中國當代史，——當然，舅舅並非曆史人物，他在龐大的台灣海軍陸戰隊中，不過是個退役上尉；我也沒有意識到一個世人矚目的事件正急劇降落到我們居住的這片土地上。
沒有車次、時間，隻有等。我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見港台模樣的壯年男性出站，就迎上搭話：請問是洪洲先生嗎？
不，不是，不是不是。
無數張矜持或自負的臉麵從身邊閃過，無數隻滑輪皮箱從腳下拉走。
那個下午，我佇立在北京站出口，足足等了兩個小時。
姥姥臨終前對舅舅的評價是：到底不是親生兒子啊，說走就走了，連個信也沒有。姥姥對舅舅的徹底失望，使我一直不肯原諒這個沒見過麵的人。
我掉頭往家走，心說：不等了，當年他離家出走，讓姥姥苦等了一生，現在又輪到我來等。
第二天淩晨，尖銳的電話鈴聲長響不斷，話機顯示著母親住所的號碼。母親的語氣充滿興奮：你舅昨天午夜到家，飛機停在天津，他是從天津搭乘出租車到北京的。
我才知道，舅舅作為台灣當局“允許民眾赴大陸探親”方案實施後的首批老兵之一，是從台灣飛到香港，後經羅湖口岸到廣州，再到北京的。他們這些想家想了近40年的人們相約著出來，就像鳥兒逃離了樊籠。
可惜，廣州城沒有歡迎舅舅，北京城沒有歡迎舅舅，京廣線也不歡迎舅舅，現實冷酷地扯碎了老兵們用心血繪製的藍圖。
舅舅沒能購買到從廣州直達北京的火車票。他在信中說，想圓夢，沿著京廣線一路看下來，看內地，看河南，看黃河，一解思鄉之苦。
1988年的廣州車站售票窗口前，人頭攢動，紛亂熙攘。舅舅已經不習慣於無序狀態，驚訝地注視著推來搡去的人潮。他不知道，大陸的改革正從這個年段、這個門戶壯闊地湧向北方大地。
有人走到他身邊，是票販子。“北京軟臥哦？沒福氣啦！”販子勸他，“改搭飛機快得很咧！”舅舅急於逃離廣州，立馬從皮夾裏抽出美元，以3倍價格購買了抵達天津而不是北京的飛機票。
我直奔母親家，推開門，正見舅舅的笑臉。
一股暖暖情誼筆直地流淌到我心裏。
這就是後來留在我印象裏的舅舅。他壯壯實實，腰板挺得很直，是那種訓練有素的軍人氣質；他身著毛料西裝，染過的頭發有序地分梳在兩邊，眼睛不大，一笑就眯起來，顯得很親切。
這是一張和善的麵孔，和善到讓你忘記了姥姥的哀怨，忘記了幾十年生活境遇的區別，忘記了彼此的距離，仿佛大家從來就是這樣一起生活，素無間隙。
舅舅第一次置身於我們這個人丁興旺的大家庭，喜得不知怎麼好。他看看這個，看看那個，老是眯著眼笑。
我紮進廚房，趕緊幹活。在中國人歡聚的場合，吃飯是第一位的。
舅舅隨我進了廚房，慈愛地看著我，將紅包塞給我。可能是青少年時代屢經冷遇，我一直不習慣收禮，再說昨天還在埋怨人家，今天咋好收紅包呢。
舅舅看出了我的尷尬，用毋庸置疑的口氣說：“小冬，這是‘人頭份’，大人小孩都有份！”他抓住我的手不放，很有力氣。他的手又寬又厚，無名指上戴著一個很大的綠翠戒指。
舅舅在北京住了兩個月。最讓他驕傲的是，當返鄉老兵湊在台北聊天時，旁人說大陸親戚要錢要物，而舅舅卻說他收到的東西多得帶不走。在往後的日子裏，一提這事，他就笑眯了雙眼。
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老天送給我們一個舅舅。
媽媽搖頭：哪裏！你舅五十多年前就在咱家落根，和咱們血脈相連了。
媽媽就給我們兄弟姐妹講開了——
你們都知道了，你舅不是我親弟，這要從家世說起。
你姥姥是河南人，家境殷實，嫁給你姥爺後，光景就差下來。可姥爺沒讓姥姥失望，他是個有遠見的人，早早從商，到縣城開辦饅頭鋪，起名玉興饃鋪。憑著誠信發達，雇夥計，買騾子，還蓋起了二層小樓。
你們都知道孟子的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姥姥接受的就是這種文化。她接連生養我們姐妹仨，沒有兒子。不管族人是否數落，她自己就被“無後”的觀念壓得抬不起頭。痛苦的還在後頭，我的姐姐和妹妹先後死於疾病，隻剩下我這個中腰的。盡管我從小學念到師範，成績拔尖，遠近有名，但都不能給這個家庭帶來繼承香火的榮耀。
一件偶然的事情挽救了這個家。那是1932年，時逢大災，黃河泛濫，土路上滿是背井離鄉逃荒的人。有人捎來口信，說一家逃荒人要給兒子找條活路。
姥爺當即說：“咱認下這個兒，讓他傳宗接代。”姥姥自然同意，買了小孩衣服，我們一家三口搭坐驢車，往鄰村趕了去。
那是個風沙天，很冷。我們進了人家，就見一對衣衫襤褸的夫妻在等。
男孩兩歲，沒穿衣裳，裹在一堆破布裏。我伸出手指逗他，男孩閉著眼睛全無反應。他娘怕我們不要，趕緊解釋：“小孩沒奶吃，到現在還不會說話。”你姥姥的眼淚掉下來，低頭給孩子穿衣裳，又掏出準備好的10塊銀元，捧給逃荒人。那夫妻倆又喜又悲，千恩萬謝地去了。走出門口，他們再次回頭張望穿上了新衣裳的男孩，但孩子仍舊閉著眼睛沒反應。
你們猜得對，這就是舅舅了。
家裏算是有了兒子，之後請客接風，把男孩視為珍寶。
當地一位具有相麵奇術的方士稱：這孩子命裏缺水，必須取個多水的名字。
一番推算之後，算命人拍了板：水大為洪，有水必有洲，就叫“洪洲”吧。
我突然有了悟性，攔住媽媽的話：是不是水太大，把舅舅妨到了被水包圍的“洲”——台灣島？
媽媽警告我：不要亂講話，你舅可能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舅舅的回憶
一夜之間，舅舅完成了身份的轉換。
他照樣挺著軍人的腰板，照樣洋溢著軍人氣質，可腰裏拴上了媽媽家門的鑰匙。他喜歡聽鑰匙當啷當啷撞擊的聲響，那意味著找到了家，他喜歡這種提示。
他哼著常香玉、馬金鳳、崔蘭田的豫劇段子，進進出出居民樓。
鄰居們會說話兒：是舅舅來啦？看您姐弟倆長得多像！
舅舅笑眯了眼：親姐弟能不像？
那時，我遍查報紙，都找不到河南豫劇團到京演出的消息，隻好一趟趟送來趕製的豫劇錄像帶，像《卷席筒》《斬包拯》《穆桂英掛帥》《花木蘭》《秦雪梅吊孝》《抬花轎》《香囊記》《陳三兩爬堂》，足有二三十盤。那是舅舅最快樂的時光，他和著豫劇帶子的旋律，用戴著綠翠戒指的大手，一下一下拍打著沙發扶手，不時哼出聲來。
我知道，舅舅渴望這種溫馨的家庭生活，已經很久了。但有時，他會發出一聲悠長的歎息。
我忍不住，就問舅舅為什麼歎氣。舅舅的眼圈紅了：想你姥姥咧，她一天好日子沒過上，要是能像現在這樣，手拉手，一起看戲聽戲，我死也知足了。
那天，舅舅向我講述了他的童年——
你姥姥，我叫娘。在娘身邊的日子，是我這輩子最有福氣的時候。娘愛爹愛，我從兩歲玩到6歲，凡事不愁。那時，咱家鄉下有地，縣城有鋪，是出名的好人家。
一次，饃鋪夥計耍笑我的處境是要星星不給月亮，我一聽就吵著讓爹給摘月亮。爹是鋪東家，平常少言寡語，夥計害怕他，我可不怕。爹聰明，用剪子把蛋糕鉸成月牙兒，月牙兒黃黃的，他捧在手心裏哄我：看，剛給我兒摘下的月亮，趁著軟，快吃吧。
說來好笑，昨天你媽告訴我，就因為爹娘偏疼我，她那時還哭了咧。
我像富家子弟那樣，6歲上念書，隻要我願意，爹能一直供我。可惜我不成器，一進學堂就逃課，跑到村外瞎折騰，結果隻念了兩三年。這是我這輩子最悔的事。
我鬧出了圈，給家裏惹過大禍。
一次，綁匪趁我出村玩耍，劫了我，要價10擔贖糧。盡管咱家不短吃喝，可1擔100斤，10擔糧是1000斤啊，夠全家吃上一年的。這對小生意人來說，等於揭了房頂啦。
我被綁匪關在茅草屋裏，心想爹一準不贖我了，就閉著眼睛等死。那時，我小心眼裏好怕呀。
誰知沒過多久，綁匪咣當一聲拉開門，朝我說，你爹來了，回家吧。
我以為是綁匪戲耍，不理他。可綁匪又說，你爹來了，回家吧。
我騰地跳起來，站在屋門口一看，可不，爹來了，正卸車哩。那騾車上碼的糧食好高啊，我見著綁匪沒哭，押在茅草屋裏沒哭，可一見騾車上像小山一樣的糧食，我哇地哭了！那是爹娘起早貪黑幹活掙的哩！
爹抱起我，用手帕給我抹淚。他的眼神，讓我一輩子忘不了，多疼愛、多憐惜！
卸完車，爹把我安頓在空車上，他一個指頭沒戳，一句氣話沒說，摟著我就趕車回家。娘在村口等了一整天，她淚流滿麵地把我抱在懷裏，我當時就感動得哭開了。就為這，我心裏許下願，要當孝子，日後為爹娘養老送終！
要是沒有後來的變故，這個家的日子有多好！
家裏的買賣越做越大，人家的饅頭是一斤5個，咱的饅頭隨便抓起4個，一稱準有1斤多，不使堿，麵白麵暄，價錢還便宜。爹會做生意，給老客戶發了優惠折子，回頭客越來越多，饃鋪就開了分號。爹成了縣城裏的人物，他仍舊少言寡語，可在街上一走，人們全迎著這位身著狐皮長袍的老板打招呼。爹不再幹活，凡事不問，全交給賬房管，夥計多起來。
爹不大回家了，在外頭娶了二房，就是你二姥姥。我們私下管她叫老二。
當時，我是孩子，不明白爹為啥娶二房。俺娘是全村公認的美女子，她雙眼皮大眼睛，黑黑的頭發攏在腦後，又能幹又善良，我可為娘驕傲了。那一次，娘哭了，哭過後，她平靜地對爹說：恁別在外頭住，搬回來一起過吧。
就這樣，老二進了家，我的好日子也到了頭。這老二比娘年輕多了，仗著爹寵幸，把誰都不放在眼裏。一天，那年輕女人戳著我的頭說，嘿小子，你大了，不能吃白飯，賣饃去吧。老二一句話就改變了我的身份。這樣，我10歲那年，就成了小夥計，每日領饃外賣，回家報賬交錢。賣不掉，沒飯吃。
有一次，沒賣完饃，老二不讓吃飯。娘看見，不幹了，她碰上討飯逃荒的都送饃，咋能看我餓肚子？老二不怕娘，喊開了：這小子是啥人，憑啥吃白飯？娘平時不多言語，可這會兒寸步不讓：啥人？他是我的兒，吃白飯也理當！老二一甩頭，叭地把籠屜扣上了。
平時的積恨湧上心頭，我跺腳朝老二喊：你個賤小婆！
我把“賤”字拉得又重又長。娘愣了，趕緊回身護住我。
老二嗷地一叫撲上來，隔著娘，照我臉上就是一巴掌。
小冬啊，就從那時起，我右邊的耳朵聾了，到現在還聽不真。
後來，日本鬼子打來了，饃鋪開不成了。我姐，就是你媽，去抗日；老二生了兒子，爹帶著老二單過。自打那以後，這個家就散了，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爹。
娘領著我躲日本兵，回到村裏。娘種地紡線，有口饃，先給我吃；扯塊布，先給我做衣服。我懂事早，每日搶著幫娘擔水劈柴，怕娘想姐心疼，總是哄著她高興。要是用幾個字形容我和娘這八年的日子，那就是：相依為命！後來，抗戰勝利了，姐來信讓我們去江蘇徐州找她，我們三口才算團聚了。
不知媽啥時進屋的。
媽插話：“洪洲呀，咱們從江蘇徐州遷到湖南長沙，是1948年吧？”
舅說：“是的，姐。”
媽終於道出了應當在1948年說的話：“那是咱家最難的日子，你姐夫買了扁擔籮筐，要你賣菜貼補家用，你，你怎麼不吭一聲就離開家了？”
我知道，這是舅舅最難過也是最難麵對的事情。
他挺直的腰板彎下來，聲音低得像自語：“我那是被抓兵抓走了……”
媽的聲音也軟下來：“你知道咱娘傷心一輩子，臨終還念叨洪洲洪洲的嗎？”
舅受不住了，他抬起頭，眼眶裏溢滿淚水。
“我，我，我呀……”舅說，“我想娘想了一輩子啊，姐！”
他爆發出一聲男子漢的嗚咽。
舅舅失蹤的真相
舅舅為什麼出走？我家兩代老人為這個問題尋思了半輩子。現在，我從媽媽與舅舅斷斷續續的談話中，摘出了下麵這段家事。
讓我們回到1948年的長沙。
那時我還沒出生，上麵有三個哥姐。爸爸在20世紀末被中國作家協會授予抗戰作家紀念牌。當年他是報紙主編，寫過發過很多抗戰詩歌。可戰爭一結束，他就失業了。
爸爸送爺爺去台灣時，停靠在福建港口的輪船噗噗地冒著白汽。時任國軍軍官的爺爺緊緊擁抱著爸爸，顫聲說：我的孩子，報館關張了，你失去薪俸，老人孩子等著吃喝，為什麼還留在大陸？爸爸不回答為什麼，隻是堅定地重複：我不走。爺爺踏上輪船的那一刻，說了一句令爸爸終生難忘，後來幾次轉述給我的話：你，真的相信那些左派朋友？
爸爸的眼淚流下來。這是父子倆多年不同的政見。
招手，招手，招手；再見，再見，再見。
那逐漸縮小的身影，最後消失了，永遠消失在了兩個人的生涯裏。
爸爸和爺爺從此沒能再見。
冬季的長沙，空蕩而寒冷。
爸媽、姥姥舅舅和我哥姐，一家老少七口人圍著炭盆吃飯。那時，爸爸做起小生意，媽媽鉤織帽子外賣。不巧，幼小的哥姐趕上發燒，兩支盤尼西林下去，家裏就斷了炊。
炭盆裏發出的紅光，越來越弱，最後，火星全熄了。姥姥歎著氣，把炭盆扣到木門外，家裏沒錢買木炭了。媽媽鉤織帽子的手，凍得腫起老高。
那年舅舅18歲，挑著籮筐上街賣菜。
他心氣老高，每逢迎著太陽上菜的時候，都在盤算一個希望，咋能讓家裏的日子變一變呢？
變化的時刻來了。
兩個軍人兜頭迎上來，舅舅剛想招呼買菜，兩人開口了：喂，送你去個吃飯的地方。
舅舅看勢頭不妙，抓起籮筐要跑，但一個人已經按住了他的肩。舅舅掙紮著喊：我有娘，得問娘！另一個人隨手撇了籮筐說：先看看兵營再問娘。
在抓兵人的押解下，舅舅挪動著雙腳。
那時，舅舅是個沒見過世麵的鄉村孩子，不知道全國的戰爭形勢，不知道遼沈戰役中解放軍全殲國民黨軍47萬人，淮海戰役接著開打；不知道國民黨軍屢戰屢敗、屢敗屢退，為補充兵力而大規模抓壯丁；不知道共產黨已經在籌備建立新中國。
被50年後的舅舅評述為“是權力之爭也是治國方略之爭”的這場國共戰爭，給予當年舅舅的心理感受隻是恐懼與茫然。舅舅分不清共產黨國民黨解放軍國軍，更不知道自己成了壯丁。
走啊走，太陽升高了。
舅舅心裏也升起了一個太陽，早先盤算的那個希望亮堂起來：穿上一年半載軍裝，拿上錢回家，娘和姐就能吃飽飯了！
舅舅輕鬆起來，索性掙脫押解人的手臂，自己大步走進了兵營。
曆史在這裏停住了腳步。舅舅的農民身份就在這一刻結束，從此，他成了國軍士兵。
第二章 一江之隔
海峽這邊與那邊
國軍隊伍不分日夜一徑朝南開，舅舅慌起來。他知道家在北邊，想逃走，可就地正法的案例使他的思維轉了向。舅舅在這個烏合之眾的群體裏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智慧和組織能力，他鼓動夥伴，先幹，瞅機會跑。
軍隊再歇腳的時候，他們南行到了一個無名的小島。所有的士兵都在叫罵，不明白軍隊為啥不打仗，徑直朝遠離家鄉的蠻荒之地撤退。
舅舅繼承了爹娘的少言寡語性格，這使他在那批叫罵的士兵中顯得老成穩重，從而引起了長官的注意。幾個月後，舅舅沒找到逃跑機會，反倒一步一步升任到了排長，每日帶著士兵在小島上操練。他後來對我說，在這段日子裏，能夠衝淡他思鄉情緒的是一條白色小狗。那狗兒每日夜間定時叫他起床查夜，於是舅舅就不管軍規軍法，醒了就抱著狗兒在兵營裏巡查。新兵都害怕他的威嚴，說沒見過排長的笑臉。可舅舅說，如果不是怕牽連整排人，他早開小差找娘去了！
小島上的日子有了頭，隊伍集合待發。一心一意指望回家的士兵，在茫茫大海的濤聲中，在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中，在大船停泊、接駁小船亂撞的碼頭，在萬千士兵向北方捶胸頓足的哭喊聲中，在無數人們抓著繩梯苦苦爬向大船艙門的時刻，驟然明白了自己的處境。
2005年，由台灣曆史博物館籌備處編纂的曆史文獻畫冊《認識台灣》，如此評價這段曆史：
1949年1月，國軍在淮海戰役失利後，長江以北幾乎為解放軍所掌控，南京、上海、武漢等長江沿岸城市直接麵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威脅。1月31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投降，解放軍入城，北京失守，政府遷都廣州；5月27日，上海淪陷；11月底重慶危急，遷都成都；12月9日，中華民國政府離開中國大陸，遷抵台灣。
1950年3月27日，中華民國在中國的最後軍事據點西康省西昌縣淪陷，整個中國大陸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掌握。
撇開陳述者的立場，一個基本事實浮出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
1949年，120萬大陸國民黨軍人、軍屬分批登上了開赴台灣的艦艇。那時，舅舅撒手放走了悲聲哀號的小白狗。
經過整編，舅舅進入了正規的海軍陸戰隊。這海軍陸戰隊是台軍參謀本部直屬的戰略預備隊，專門擔負陸上、海上快速反應作戰任務，是被視為“攻勢作戰”的兵種，也是被其他士兵羨慕的兵種。
就在這個部隊亂哄哄換防時，舅舅出乎意料地見到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人。
那時，舅舅率隊在台灣一個小城市的車站待命。他正窩火的當兒，身邊走過了幾位年長軍官。舅舅看呆了，為首的人儒雅挺拔，像誰呢……像、像、像姐夫！那當然不是姐夫，從年齡上說，應當是姐夫的父親！
各位讀者，舅舅的姐夫，就是我的父親啊！
舅舅騰地跳起來，他知道，遲上幾分鍾，在人山人海中就永遠找不到長官了！
舅舅火速衝上前，叭地立正、行禮。儒雅挺拔的長官站定，和藹地說：小鬼，你有事？舅舅說：長官，我姐夫是××，您是不是……
舅舅緊張地看著長官，好似那人決定著他的命運。長官笑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說：好哇好哇，我們是親戚，我給你留個名址！
我爺爺從勤務兵手裏接過筆，匆匆寫著字。這位高官在返回大陸無望的第二年，接走了除我父親以外的所有家眷。
天助我家。許多年後，就是憑著這層關係，我們在台灣的叔叔姑姑，當然還有舅舅，到北京找到了我們一家。
在台灣，不能忍受的事接連發生。最可怕的是頭幾年部隊開不出飯，士兵日日以番薯野菜充饑。
官兵不知道，蔣介石政權與美國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把從大陸帶來的黃金傾力投入軍費裏。幾十年後公布的數字證明，20世紀50年代台灣軍費開支占財政總預算70％以上，60年代還占50％，而官兵與家屬卻在他們“同心同德、返鄉複國”的教義下忍饑受餓！
從策略上看，蔣介石政權將台灣作為休養之地，推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計劃。也就是說，蔣介石政權預計在1954～1955年重新占領大陸。
成為犧牲品的，不光是1949年赴台的60萬官兵與60萬隨軍家眷，加上1950年從海南島、舟山群島等地陸續赴台的官兵及家眷，赴台者已達200萬之眾。
蔣介石政權隻好草草安置眷屬，台灣的學校、寺廟、農舍、牛棚塞滿了大陸人。這些後來被稱為“眷村”的貧民窟，全台灣有763個，眷戶高達96082家。後來從眷村走出來的名人，比如宋楚瑜、吳小莉、李立群、鄧麗君、林青霞、任賢齊等人，在撤至台灣初期，都與他們的父兄共度艱難，不得不以番薯菜葉充饑。
就像割倒的韭菜那樣，一茬一茬士兵倒下去了。饑餓，浮腫，水土不服。
舅舅餓得頭昏眼花，站不直身子。那年頭，如果石頭是軟的，他也會往嘴裏填。舅舅和老兵們湊一堆，常常互相按臉按腿，比比誰按下去的小坑深，接下來就是罵娘，把這個龜孫那個龜孫的劣跡痛數一番，橫豎不管軍規國法。
之後就是痛哭。
台灣海峽被封鎖了。再大膽的人也不敢冒“通敵叛國”罪名叨嘮回家，於是，士兵們就在軍營裏發瘋般地哭爹喊娘。
舅舅獨自守著無邊無涯的大海，一宿一宿地落淚，一宿一宿地與娘說話。他想起了我姥姥紡紗織布的情景，那時姥姥哼著豫劇唱腔，他圍著織布機跑，邊耍邊應和；他想起了我姥姥牽著他的小手串門的情景，姥姥幫他穿上錦緞絲襖，戴上撐有兩根銅棍花瓣的帽子，那花瓣一走一顫，惹得一街娃兒豔羨；他想起了我姥姥受二姥姥排擠的情景，發誓終生保護我姥姥不受氣；他甚至幻想滿地跑著他洪洲的娃兒……
深沉難耐的苦，是從故鄉從親人中被剝離出來的孤獨之苦。舅舅不知道，那苦才剛剛萌生，它將發芽長大，之後纏繞舅舅一生，逼得他後來幾近發瘋。
退役的日子
大半輩子的光陰，說沒就沒了。
舅舅受不了部隊裏種種非人道束縛，以台灣海軍陸戰隊第651團上尉副連長職務提前退役，兵籍號碼629581。按規定，他享有終身俸。由於習慣了簡樸生活，他每月花銷不多，後來又找了一份工作，日久天長，積蓄漸多起來。
一天，他在同鄉老柳家喝酒，悲痛中突然倒地，這時他才知道，無痕的哀傷積澱進心底。老柳太太果斷地招呼人把舅舅抬進了醫院。
心肌梗塞。
醫生說，你歲數大了，不要吸煙不要喝酒不要急躁。
他聽話，戒了煙酒。那時房價正低，他打算購買一套房子，在台北過安生日子。
老柳太太也是河南人，這個家她說了算。爽快熱情的柳太太當機立斷：洪洲兄弟，把房子蓋我家房頂上，咱就成了一家人！
這裏是台北萬大路，窮人居住的地方，麵臨著城市改造。
舅舅猶豫，怕給別人添麻煩。
老柳是厚道人，退伍老兵，看太太定了調，就也力勸舅舅搬了來。
舅舅禁不起兩人勸說，敲定了，蓋房！
蓋了三間。原來樓下的三間，柳先生一家照舊住；樓上新起的三間，是舅舅的家。後來，舅舅說，那蓋房錢足夠在好地界買套新房。
就這樣，舅舅成了柳家人。每日下班回來，一起吃飯，打牌，聊天，倒也樂趣融融。
可後來，舅舅發現事情不對，柳太太掌管著老柳的賬目，也月月收走他的退休金，舅舅開銷得伸手要錢。
舅舅不願被管束，在一次取來退休金後，留下一半，柳太太就變了臉。
這之後，柳家的孫子孫女三天兩頭纏著舅舅要零花錢；柳太太與女兒每逢出島旅遊也朝舅舅張口要錢。
舅舅每日上班，越來越少在柳家吃飯，也越來越懶得爬回自己的二層新居，但仍舊仗義地繳納著生活費，也照樣管著柳家孫子孫女的零花錢。他有時也反問自己：咋把日子過成這樣了呢？但他總是有理由說服自己：人家把你送進醫院救了你的命，這恩情不比啥大？
尋找大陸親人
當年血氣方剛的士兵，背駝了，腰彎了，白發上頭了。許多老兵如同當年舅舅的景況，在路上被抓到兵營，家裏毫不知情。因此，多年來，他們隻想傳遞給親人一句話，就一句：我活著。為這三個字，老兵們忍了十年、十年，又十年，但後來不能忍了，爹娘逐漸衰老了。他們開始冒著坐牢危險相聚，商討怎樣將話遞給爹娘。
各位讀者，這裏說的“坐牢危險”並不誇張。台灣作家廖信忠在《台灣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裏用“白色恐怖”形容當時台灣的政治氛圍：“這個詞對於台灣的意義，大部分就是指國民黨自統治台灣以來對異議分子或嫌疑者的肅清及迫害。台灣人民長期處在這種環境裏，有話不敢說，有意見不敢表達。”廖信忠還提到這種政治高壓對下一代的滲透：“蔣中正的影響力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還存在，在我小學時都還要背‘蔣公遺囑’，音樂課也要學唱‘蔣公紀念歌’。而每次老師一提到蔣介石或‘國父’孫中山先生時，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的台灣叔叔委托我寄一本魯迅書信集。按照他的指點，我首先將魯迅書信集包上封皮，寫上其他書名，寄至香港；然後由香港朋友改換成香港印刷品包裝，再寄至台灣。叔叔在信中說：一定要謹慎，查出來是要坐牢的！當時我不禁感歎：台灣的“白色恐怖”與大陸“文革”的“紅色恐怖”何其相似，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總會接受強權統治呢？
像老兵的忍耐達到極限一樣，這個時代的忍耐也漲到了極限。
1979年1月1日，中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稱人民解放軍停止對金門炮擊，希望實現通航通郵。
1981年，台灣《時報周刊》、台北《展望》雜誌社就“中國統一”主題舉辦專題座談會。
1982年6月，由蔣經國之子蔣孝武任社長的台灣《自由中國之聲》雜誌發表專論，主張中國和平統一分“三個階段”進行。
後來，美籍華人陳香梅談到了這段曆史。她在2004年8月21日答新華社記者問時，披露台灣老兵回鄉探親問題由鄧小平率先提出。她說，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向她提議，可以先讓在台灣的老兵回家探親，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於是，陳女士就去台灣，向台灣政府轉達了這層意思。
老兵們從台灣當局禁止收聽的大陸廣播中，知曉了有關探親的一切信息。就為鄧小平上述通情達理的見識，舅舅念念不忘鄧小平的恩德。他最後一次到北京時，有位藝人給他畫像，把他的臉孔描畫得蠻像鄧小平，舅舅竟然樂出了聲，把它帶回台灣，貼在了自家牆頭上。當然那是後來的事。
老兵們費盡心機地尋找著與家鄉溝通的途徑。工夫不負有心人，機會來了。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老兵們邀請幾位赴台的香港生意人喝茶。戴著金絲眼鏡的香港人很斯文很仗義，說中國人都是手足同胞，都有父母妻小，自然可以轉信。老兵們感動得眼圈發紅，說不會讓你們白幹，自會付些酬勞。香港人說，那就不客氣了，在商言商，冒著殺頭危險轉信還是要多收些手續費的。老兵們放下茶碗，齊刷刷聲明不怕花錢。香港人說生意人講信用，你們五天後交信交錢，兩個月後自會見到大陸親人回信。
老兵們呼地站起來相擁而泣。他們全不顧茶館高雅幽靜的氛圍，不睬茶客們抗議的目光，隻管捶胸頓足，高喊老天開眼了。
舅舅興衝衝地跑到彰化市去找我叔叔要地址，爺爺和叔叔都住在彰化市。與舅舅比起來，我爺爺幸運得多，他早就托付九龍朋友轉信。舅舅去彰化時，爺爺叔叔已經與爸爸互通過好幾封信了。
我爺爺一生低調，信中從不炫耀個人業績。父親告訴我，爺爺才華橫溢，詩書棋畫均有造詣，說我們後代無人能及。講到通信，還有個趣事。我爺爺能寫一手好字，他在托付九龍朋友轉信前，就親臨香港將寫給我父親的信直接寄到了湖北雲夢老家。爺爺當然不知道我們早到了北京，他的信居然沒有被攔截，直接投遞到了村莊。那是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海外來信一律被視為投敵叛國的證據，可就因為信封上的一筆好字，生產大隊會計舍不得上交，把它珍藏下來了。爺爺沒能夠堅持到我父親以大陸作家身份訪台的90年代，他老人家由於中風，在病榻上躺了幾年，80年代後期就故在彰化了。
舅舅開始書寫生平第一封信。他很不自信，不停塗改，後來還是把筆交到了老柳女兒，一個中學生手裏。舅舅說一句，中學生寫一句，正寫在興頭上時，柳太太插了一句：洪洲，你別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吧？舅舅看了她一眼，發現她表情怪怪的，大有不願意舅舅與大陸親人聯係之意。
老兵們的信足有一提包，連同另一提包台幣，以及幾十年沉甸甸的期盼，全部交到了香港人下榻的飯店。戴著金絲眼鏡的香港人仍舊很斯文很仗義，慢慢重複著請放心之類的安慰話；老兵們也仗義地邀請香港人喝酒，舉杯慶祝就要實現的願望，他們似乎已經難以承受即將到來的喜悅。
之後是等待，等待。一個月，兩個月，半年，所有的老兵都沒有收到回信。
一個在老兵們心中多次跳閃的猜疑變成了判斷，那被事實證明了的判斷如同鋼鞭一樣直抽老兵們的心窩：香港人斂足錢，回港過好日子去了！被欺騙的老兵悲憤地集體號啕，當他們醒悟到要清算幾位香港人的無恥行為時，才發現根本就沒有留下他們的任何信息。
天無絕人之路。與老兵一樣，這個時代的有識之士在保持了數十年的緘默後，迸發出一迭震耳欲聾的吼聲。
1986年4月，高雄市議會通過提案，要求國民黨當局準許外省籍人士與大陸親人通信，“以慰親情”！
1986年成立的民進黨，主張“人權至上，不分黨派，人道為先，親情第一”，於1987年初發動“返鄉省親運動”！
1987年4月18日，多位國民黨籍“立委”提出質詢，要求台灣當局重新檢討“三不”政策，以符合現實需要！
1987年5月2日，台北6000餘位大陸籍人士成立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要求準許返回大陸故鄉。他們穿著寫有“想家”兩字的白襯衫，散發傳單，遊行示威。5月10日，他們齊聚台北中山紀念館前，舉辦“遙念母親”活動。這個組織的聲明打動了無數人的心：
由於嚴厲的禁製，40多年來，多少人把刻骨銘心的思親念頭壓抑在內心深處，我們已為國民黨耗盡了寶貴的青春，並已沉默了40年。現在該是我們大家團結起來，站出來講話的時候了，我們隻求，父母若健在，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若不在，則讓我們回去獻上一炷香……
舅舅這個生有反骨的人，無疑支持所有抗議活動。他是國民黨員，曾經信奉國民黨中央，但當腐敗現實擊碎了他的返鄉夢想之後，他就自由脫黨，拒繳黨費了。他平生隻佩服兩個人，一位是我們前麵提到過的鄧小平，另一位就是將台灣治理得蒸蒸日上的“總統”蔣經國了。
蔣經國順從民意，下決心不做“民族罪人”，他向親近僚屬說了一番很有感情的話：“離開家鄉三四十年的人，沒有不想家的，這是人之常情。政府對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應樂觀其成。”
1987年初，蔣經國指示有關部門研議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可能性。
1987年7月27日，台灣交通部、內政部聯合宣布，解除自1979年4月實行的不許台灣同胞以港澳作為出境旅遊第一站的限製，允許台灣民眾前往香港旅遊，但不準進入大陸。此舉使兩岸離散的有錢人陸續前往第三地區會麵。
1987年10月14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台灣居民赴大陸探親方案，“允許民眾赴大陸探親；除現役軍人及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之親屬者，均可申請到大陸探親”。
冰山坍塌了。
這之前，我家也從爺爺信中知道了舅舅的地址，於是托香港朋友轉信，一封、兩封，在丟失了幾封信以後，終於有一天，舅舅收到了我們的信，而我家也收到了舅舅通過香港朋友轉寄來的信。
讀者朋友，請注意這裏，舅舅在萬大路住所丟失過幾封信，我們後麵還會提到這件事。
從那以後，舅舅再不用別人代言，他用心一筆一畫地向我們訴說著真情。
從1948年提著扁擔籮筐跨出家門的那個早晨起，舅舅最不能忘記的，就是自己終日看慣了的、將頭發盤在腦後的日日操勞的我姥姥。在他眼裏，娘就是村莊，就是家園。他盼了太多的時日，渴望像小時候那樣在娘懷裏哭泣、傾訴。但終於，這些期盼在1975年，他45歲正領兵操練的辛苦歲月，變成了永不能實現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