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考
現實中國
作者：李春雷
中國目前麵臨的問題與機遇，與當年西柏坡時期不無相仿之處：都處在危機的漩渦中，又都麵臨著突破瓶頸之後的大輝煌。
生機勃勃的中國共產黨，就像一個進京趕考的青衿學子，背負行囊，黎明起身，踏著曙色，向前向前，一路走過南昌、瑞金、遵義、延安、西柏坡……從農村到城市，從在野到執政，從落後到超越，從經濟建設到政治建設，麵對一個個全新的課題，交出了一張張真誠的答卷……
毋庸置疑，在這個漫長的行程中，西柏坡是中共曆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拐點。正是在這裏，孕育成熟了諸多獨特的經驗和智慧；正是在這裏，取得了諸多決定性的勝利；正是在這裏，發出了響徹曆史的警世恒言——兩個“務必”。
曆史已經證明，這是中共曆史上事業最輝煌、作風最民主、全黨最團結的時期，也是最具魅力、最具活力的時期！
所有這一切，都是取勝的秘笈，更是永遠的財富，適用於當時，適用於現實，也適用於未來……
——題記
2013年10月的一個周末，我又一次來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
小村的南麵，是群山環繞的崗南水庫，一汪煙波浩渺的秋水。岸邊是一株株扁扁圓圓的柳樹和楊樹。秋風塗金，層林盡染，黃葉如蝶，翩翩起舞。一群群大腹便便的山雀、鵪鶉和斑鳩，在秋收後的田壟上啄食著，嬉鬧著，忽地又呼嘯著衝向天空，碎成了一粒粒細微的塵影……
畢竟64年過去了，時間的背影，已經遠逝。當年的西柏坡，早已封存在曆史的記憶裏。
那天晚飯後，我獨自圍繞著小村散步。寂靜的夜裏，四野無聲，山裏的月亮白白胖胖，幹幹淨淨。
在旅遊的喧囂中忙碌一天的中央大院，終於安閑下來了，在月光下靜靜地蜷臥著，悄悄地閉上了眼，像是在沉睡，又像是在沉思。
我遠遠地端詳著它，隱隱約約，似乎又看到了那一盞盞朦朦朧朧的燈影，聞到了那一股股濃濃淡淡的花香，聽到了那一陣陣窸窸窣窣的細語……
應該說，國共和談破裂之後的1947年，是中共曆史上極端危難的時期。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全麵進攻；當年3月，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指揮39個旅25萬兵力，在100多架轟炸機的配合下，全力重點進攻中共的核心所在——陝甘寧邊區，其氣焰之洶洶，大有巨石擊卵、餓虎撲雞之勢。而中共在延安周圍的部隊，不足3萬人。一時間，黑雲壓城，岌岌可危，千鈞一發。
3月14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停播。中央軍委緊急發布《關於邊區各部隊保衛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須在三十裏鋪、鬆樹嶺線以南地區阻敵十天至兩個星期。但麵對20倍於我的強敵，阻擊部隊最多隻能堅持一個星期。
3月18日，毛澤東愁坐在窯洞裏，聽著外麵稠密的炮聲。又是一輪猛烈的飛機轟炸，窗戶紙全部震裂了，爆炸的氣浪湧進來，燃燒彈的油漬濺滿了牆壁，斑斑點點。
當天下午，中共中央被迫撤離經營了十多年的紅色首府——延安。
雖然有不少專家和史料強調撤離的主動性和從容性，但也有大量史料記載胡宗南在窯洞裏繳獲了中共首腦的日記本和私密用品等等。
其後的一年時間裏，毛澤東率領著這個被西方媒體稱之為“一個800多人的國家”的中共首腦機關的男女老幼，包括他的夫人江青和7歲的女兒李訥，在美式裝備的追殺下，輾轉在陝北的棗林溝、小河村、王家灣、朱官寨、神泉堡、楊家溝一線，晝伏夜出，餐風宿露，多次與敵軍隔山相聞，擦肩而過，其倉皇之態可想而知。
這是中共曆史上又一次更危險、更艱難的長征！
3月底，中共中央在棗林溝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在彭德懷部隊的掩護下，留守陝北，但改名換姓，各取代號為李德勝、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劉少奇、朱德等人，則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東渡黃河，向華北方麵轉移，擔負中央委托之任務。隨後，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轉移至山西省臨縣，組成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
明眼人可以看出，分開的三路人馬，均是文武搭配，自成體係。
中共中央這是出於全麵考慮，作出了最壞打算。如果出現不測，中國的紅色革命還要繼續進行下去啊！
但是，僅僅不到兩年時間，形勢便發生了神奇變化，柳暗花明，雲開日出，天翻地覆，乾坤逆轉。
從1947年3月逃離延安，忍辱負重，疲於奔命，到1949年3月移榻北平，問鼎中華，奠基建國。勝利到來之快，大大出乎世界之料。
古往今來，人類曆史上從未曾有過如此戲劇性的大逆轉！
衰盛之理，敗勝之道，個中玄機，其誰得知？當代關注和研究危機公關的達人們，實在應該深入探究這其中的潛移默化。中共的領袖、將士和民眾，如何精誠團結，共赴危難，化腐朽為神奇，扶大廈之將傾。這似乎比中共曆史上化解的曆次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都要驚險得多，精彩得多，成功得多。
而見證這一人類奇跡的，就是太行山中的一個小小村莊。
西柏坡，實在是中國共產黨的福地！
1.千年一凝眸
其實，曆史的腳步選擇在西柏坡駐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隨著形勢的變化，中共的總部機關從延安遷出後，曾設想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但遷到哪裏呢？先是凝眸淮陰，後來聚焦承德和哈爾濱，隨著戰局危急，又傾向於晉西北、晉冀魯豫或晉察冀。
匆匆忙忙的棗林溝會議，對中央工委的落腳之處並沒有明確，隻是約略而言“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在中央工委轉移的過程中，曾有過前往劉鄧開辟的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計劃，因為那裏麵積更大，戰事更穩，而且新華社等機關已經遷移過去。但到達晉察冀之後，按照中央“停留一段時間，了解和解決該地區軍事行動問題”的指示，確定暫時留駐。在此期間，聶榮臻也盛情挽留。
時任中央工委秘書長的安子文後來追述：“這時晉察冀領導同誌提出，他們地區存在許多問題，如何打仗問題，石門是京廣、德石、石太三條鐵路交點，還沒有解放，張家口又失守，及土改問題等，想留中央工委在晉察冀。會後向中央作了請示，毛主席回電批準留晉察冀。”
對於具體的選址，朱德的思路是“要選跟全國各地聯係較為方便的地方，也就是交通比較暢通，卻又不在大平原上”。劉少奇的思路是，要考慮最後指揮大決戰的適當位置。
經過反複考察和比較，最後確定西柏坡。
西柏坡村始建於唐代，原稱柏卜村，古時因村北的坡嶺（名曰關山）上鬆柏蒼翠且與東柏坡村相對居西，遂取名西柏卜。民國年間，改為現名。
選擇這裏，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縣是紅色老區，群眾基礎好，是著名“擁軍模範”戎冠秀的故鄉，也是風靡各大解放區的歌劇“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鄉，更是保衛中央總部的“平山團”的故鄉。西柏坡村就是其中有名的“抗日模範村”和“支前模範村”，抗戰期間，先後有8名青年參軍參戰，民工支前700多人次，做軍鞋400多雙、軍衣600多套（件），碾軋軍糧200多萬斤。小村雖然人口少，卻有黨員30名。
再一個原因，就是這一帶比較富庶吧。滹沱河兩岸灘地肥美，稻麥兩熟。西柏坡北麵的陳家峪，西側的北莊、南莊，東側的東柏坡村，都比較大，東北方向5裏外就是一個大集鎮——西黃泥村。將來附屬部門遷來，便於安置和供給。
許多年後，聶榮臻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平山的敵人（日本鬼子）出來搶糧，被我們打了一個伏擊。當我們突破最後一道封鎖線，登上東西黃泥的大山，朝滹沱河兩岸望去——嘿！河兩岸的稻子一片金黃，在微風中擺動著。我對他們說，你們看，滹沱河兩岸真是晉察冀邊區的‘烏克蘭’喲……”
最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勢。這裏位於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太行餘脈由西南而東北，峰巒起伏，山岡連綿，地勢險要。而這裏正處於太行山與大平原的交接處，東西麵有兩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兩臂，將小村緊緊地擁抱在懷中，正好形成一個馬蹄形盆地的腹地。
軍事專家分析說，背靠大山，麵臨平原，能攻能守，可進可退。若戰局順利，可東出華北大平原，占領石家莊，控製京廣鐵路，進而南北蔓延，直達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測，則可撤回層層疊疊的八百裏太行，如虎入深山，龍歸大海。
還有一個更隱秘的原因：西柏坡是一個普通的小村莊，不顯山露水，便於保密。
當時的西柏坡村，是什麼樣子呢？
隻有85戶，325口人，零零星星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貧農和中農，隻有一個段姓地主，有文化，很開明，與村民相處融洽。
小村的東部，是一座小山包，土名老鼠嶺，嶺前嶺後散落著幾戶人家。
若征用這一片地方，老鼠嶺下開挖防空洞，四周辦公住宿，不啻是一個既隱秘又安全的機關場所。
於是，通過村長，與幾戶人家商談。老百姓很配合，爽快地答應了。
劉少奇率領的中央工委，是1947年5月進駐的，對外號稱“工校”。
為什麼是“工校”呢？現在想起來，真是有著一番特殊的寓意呢。工人，工廠、工業，工業化，其中凝含著共產黨的理想和未來。
中央工委落戶後，就開始秘密營造中央大院，為毛澤東的到來作準備。
采訪時，筆者曾走訪毛澤東的房東閻受朝的兒子閻文習。
閻文習當年已經18歲，他說：大約1947年9月，就不斷有牛車驢車往這裏運送木頭，我們好奇地問，拉這麼多木頭幹什麼？卸木頭的人隨口答準備蓋房子。但讓誰蓋，為誰蓋，卻弄不清。過了一段時間，村幹部領著一個穿灰軍裝的戰士來到我家，前前後後、屋裏屋外看了一遍說，“工校”首長要借你家房子居住，行不行呀？“可以，可以！”父親閻受朝雖不是黨員，但思想非常進步，不假思索就滿口答應了。戰爭年代，機關和駐軍號房子已是司空見慣。那時我全家6口人，父親40歲出頭，土改中剛分得5畝稻田，全家人都非常滿意。為了給“工校”提供方便，我們就借住到村東岸閻受田家，不久又搬到村西岸閻濤家。
後來的宣傳中，把西柏坡一帶描繪成世外桃源的樣子，山上鬆柏青青，戶戶梨花飄香。其實不然。
據老年人說，當年的老鼠嶺光禿禿的，山嶺隻有三兩棵榆樹和一叢叢酸棗，半坡處偶見一兩棵低矮、邋遢的鬆柏。村民們四季燒柴，牲口們常年吃草，需要量太大，山上能做薪柴的樹枝灌木全被砍光了。
西柏坡周圍的山呢，也都是土得掉渣兒的名字，驢山、牛山、馬山、王八島、壇壇堖……
曆史的傳說，總是塗滿著理想的油彩，而現實中的原汁原味兒才是更真實的。
2.耕者有其田
當年，解放區流行著一首歌曲：“解放區的天，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其實，農民們並不太在乎頭頂上的“天”，那些空蕩蕩的蔚藍或明朗，都是文人的浪漫和夢想。他們最在乎的是“地”——腳底下實實在在的黑土地或黃土地。
土地問題，從來就是中國農民最關注的焦點。從中國曆史上第一位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到清末的洪秀全，都提出類似“均田地”的訴求。甚至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作為其“三民主義”的主要內容，並終生孜孜以求，但最終落空了。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特別是廣大農村處處敗落，毫無生機，農民食不果腹，饑寒交迫。在此背景下，誌士仁人曾提出過很多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案，但幾乎都不約而同地落腳到了防止土地兼並和實現“耕者有其田”兩方麵。而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則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思想。
應該看到，給農民以必要的土地，並不是近代中國某個人或某個黨派的個別主張，而是有識之士的共識。隻不過，同其他黨派相比，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將此願望貫徹於實踐的最堅決的政黨。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製度作為革命的主要內容，製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和戰爭需要，將平分土地政策調整為減租減息政策。隨著解放戰爭的到來，中共中央於1946年5月4日發出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堅決支持和保護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鬥地主、分田地的農民運動開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一個較為普遍的問題：對某些地主照顧太多。在各解放區內，不少縣級以上幹部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區、村幹部和支部黨員中也以中農成分為主。於是，少數幹部便借機多分土地，貪汙公糧公款，新地主和新富農又滋生了出來。
分管這項工作的劉少奇，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這種“右傾”現象和黨風問題。
於是，中央決定在1947年5月4日召開土地會議，討論並解決這些問題。但由於中央撤離延安，這個計劃不得不中止。
5月31日，中央工委經請示黨中央和毛澤東同意，向各中央局發出通知，決定七月“到晉察冀之平山縣開會”。
1947年7月17日，一個火熱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惡石溝西邊的一個打麥場上，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特殊會議召開了。
關於這條著名的惡石溝，很多書籍記載其位於西柏坡村外。其實，這條溝就在小村中間，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時幹涸，隻在暴雨時節才咆哮幾天。溝的西側是一片橢圓形麥場，平時空蕩蕩的，像是在等待著什麼。
這裏還有一個細節，雖然不雅，卻也真實。其實，惡石溝的真名是屙屎溝，是幾百年來約定俗成的土名，也是山裏鄉土文化和生存狀態的寫照。土地會議後，文人們嫌其失雅，便在行文時改為現名。
那天一大早，麥場被清掃得幹幹淨淨。像一張剛剛烙出的渾圓的大餅，香噴噴的，散發著莫名的誘惑。
工作人員在麥場北側放置一張褪色的條桌和幾條長凳，這就是主席台了。沒有會標、沒有標語、沒有水杯，更沒有麥克風和擴音設備。
麵對主席台的中央地帶，排放著一條條高高低低的小凳子，這就是代表們的座位。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開會時帶來，散會時各自帶回住所。
場地的四周有幾棵半大的槐樹和大葉楊，根本擋不住三伏天的熾光。為了遮陽，會場上方臨時扯起了一個布棚。布棚下麵，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康生、彭真、林伯渠、聶榮臻、葉劍英、薄一波、廖承誌、鄧穎超、劉瀾濤、羅瑞卿……
為了這次會議，不少人半年前就出發了，裝扮成商人或教書先生。為了躲避國民黨的封鎖線，東北局的代表甚至還繞道朝鮮，從山東登陸。
劉少奇站在主席台上，腦袋剃得光光，瘦瘦的胳膊堅定地揮舞著，像是在表示：共產黨不允許這個世界存在不公平現象，也不允許自己淩駕於群眾之上，土改必須徹底，作風必須轉變！
會議剛開始，他就強調說：
“各地的報告中要老實、真實、確實，反映實際情況。什麼是實際情況呢？就是自己親眼看到的，親手做到的和自己聽到的。這個會議不拘形式，自由發言，報告也不拘任何形式，也不要呼口號，也不鼓掌，或什麼三鞠躬，有什麼講什麼，是好就說好，是壞就說壞，老老實實。這樣才能討論問題，解決問題……”
頭頂上的陽光火辣辣地烤著。聶榮臻坐在小凳子上，一邊聽，一邊記。他身後的薄一波，則把腿搭在一個石墩上，邊擦汗邊搖帽子。
圍觀的山雀、鵪鶉和斑鳩們，看著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調的陌生人，格外興奮，在樹枝上和天空中“嘰嘰喳喳”地叫嚷著，實在有些喧賓奪主。幾個持槍的戰士悄悄地走過去，狠狠地往樹上投擲石子和土塊，鳥兒們猛地意識到闖禍了，便趕緊閉嘴，驚慌地四散飛逃，像一夥神出鬼沒的蟊賊。
近來，劉少奇一直在鬧胃病，雖然天氣燥熱，卻仍要用暖水袋捂著肚子，1.75米的大個子，體重還不足100斤。此時的他，已經離婚，獨自帶著幾個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頓的時候。
開幕式過後，會議便采取大會集中、小會分散的形式。代表們都住在附近村裏，大多時候是分頭交流和討論。
這期間，劉少奇每天的工作就是聽取各地代表的彙報。約談之前，他總是囑咐工作人員：“態度一定要客氣，就說少奇同誌請你去談話。”
那態度，那語氣，如同一個文質彬彬的教書先生。
在此後的一個多月內，麥場上的小凳子們聚聚散散。
代表們真實地反映了各地情況，提出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漸漸地，劉少奇對各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情況全麵掌握了。
在這段時間裏，劉少奇與轉戰陝北的毛澤東聯係特別稠密。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報告：“全國土地改革隻有晉冀魯豫及蘇北比較徹底；山東、晉察冀、晉綏均不徹底；東北、熱河新區情況尚好。綜合各地農民要求有四大項，即土地、生產資本、保障農民民主自由權利及負擔公平。其中土地及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與鞏固土地改革徹底勝利的基本條件，是全體農民向我政府和幹部提出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們幹部強迫壓製群眾的作風，脫離群眾，已達驚人程度……”為此，他提出了“建立各級農民代表會”等建議報告。
8月13日，毛澤東複電，認為劉少奇所提出的原則是正確的，同意將報告所述方針提到土地會議上討論。
9月5日，劉發電：“多數意見讚成徹底平分，認為方法簡單，進行迅速，地主從黨內黨外進行抵抗可能減少，壞幹部鑽空子、怠工、多占果實的亦可能減少。而缺點就是除一般要削弱富農外，還可能從約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中農那裏抽出或換平一部分土地。得利者在老區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動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團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因係徹底平分，中農的不安與動搖反而減少，故大家認為利多害少。”
9月6日，毛澤東回複：“平分土地利益極多，辦法簡單，群眾擁護，外界亦很難找出理由反對此種公平辦法，中農大多數獲得利益，少數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時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經濟利益）可以補償。”
……
無影的電報密碼在天空中飛來飛去，編織著玄幻的曆史風雲，醞釀著天網般的民族命運……
一抹猩紅的曦光，靜靜地塗染在西柏坡上，像新鮮的蛋黃，顫顫的。
那是中國的未來！
9月13日，全國土地會議閉幕，劉少奇作“為徹底平均地權而鬥爭”的結論。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
大綱規定：“（一）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二）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三）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四）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製度改革以前的債務。（五）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組成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為改革土地製度的合法執行機關……”
這個簡陋的會場，喊出了中國農民兩千年來壓抑在心底的一句話：平分土地。
這句話像一個火種，經太行山的山風一吹，火星四濺，燒遍全國各個解放區：陝甘寧、晉察冀、冀魯豫、晉綏、魯南、冀熱遼、鄂豫皖……
到處是燒地契、埋界樁、量土地的火熱場景，到處是踴躍參軍、支援前線的鏗鏘鑼鼓。
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未來理想社會的預演，從土地開始了。
土改，的確是一場扭轉乾坤的大運動！
1948年，美國作家威廉·辛頓（Willam Hinton）以觀察員身份生活在山西省潞城縣張莊村，用半年時間親身參加土改，而後以韓丁的筆名發表了著名的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他在書中感歎道：新發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中國內戰期間的作用，恰如林肯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發表的《黑奴解放宣言》。”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共采取了兩種鬥爭方式，一是土改，二是軍事，決定最後勝負的在於前者不在後者。”
3.水東流
各解放區轟轟烈烈進行“土改”的同時，轉戰陝北的毛澤東、周恩來一行，卻在生存與毀滅的縫隙間苦苦地攀爬著，堅守著，運籌著……
國共兩黨，正在平原上、山坳中、城市裏進行著各種形式的摔跤。
形勢，終於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劉鄧紮根大別山，粟裕擊斃張靈甫，林彪在東北已經控製大部分縣城和農村。晉察冀的軍事問題，也有了根本突破：在連續進行了正太、清滄、保北三個戰役後，又在清風店全殲國民黨第三軍主力，繼而攻克了華北最大的城市——石家莊，並完全控製了平漢鐵路保定以南路段，使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大解放區連為一體。
特別是西北戰場，1948年2月29日至3月3日，連續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全殲胡軍主力一個整編軍部、兩個整編師約3萬人，戰局完全改觀，延安收複指日可待……
於是，中國的紅色革命，像一艘巨大的航船，駛過急流險灘，終於進入了平闊的水域，順著黃河的方向，順著河流的方向，向東，向東，向著大平原、大城市靠近……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機關一行，在陝北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而後，大隊人馬經晉綏解放區臨縣雙塔、興縣蔡家崖、岢嵐、五寨，過恒山餘脈，進入雁門關，再經代縣、繁峙、伯強，越鴻門崖，抵達五台山。
4月10日，毛、周、任一行由五台山出發，經射虎川，越長城嶺，終於在次日傍晚到達晉察冀軍區機關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
關於毛澤東一行蒞臨晉察冀邊區首府的過程，有一段確切記載。
4月11日，聶榮臻、劉瀾濤等邊區黨政領導人吃完午飯就開始在村邊的大路口等候，一直等到日頭西垂，夕陽謝幕，也不見人影兒。
焦急的聶榮臻便讓人點起火把，騎上馬，向前迎過去。一直走到菩薩嶺的北麵，終於看到黑黢黢的一群人，正在向這裏蠕動。
毛澤東走下吉普車，與聶握手，臉上掛著慣有的笑容：“聶司令員，我和恩來、弼時來打擾你啊。”
“這一路不好走吧，聽說西邊下了雪。”聶握著毛澤東的手，千言萬語彙成了一句樸實的問候。
“下了雪，好風景！五台山上一片潔白，整個世界一片潔白，多愜意啊！這春天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我心裏蠻舒服嘍。”毛澤東興致極高，邊說邊打著手勢。
走進城南莊，毛澤東看到了一個奇怪卻又震撼的場麵：街道兩旁的房頂上人頭攢動，卻又無聲無息。黑乎乎的夜色中，隻見一雙雙充滿喜悅與好奇的大眼睛，像一簇簇燈火，閃亮著，靜靜地注視著行走在街心的這群人。
毛澤東心底一熱：“到了晉察冀，就像當年在（江西）興國一樣。”
……
一個多月後的5月27日，這一隊人馬，又悄悄地潛入了西柏坡。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轉戰，隨著戰局的好轉，一種全新的生活就要開始了。隻是，從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土高坡，轉移到了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太行山脈。
太行山連綿千裏，縱貫北國，號稱“中華之脊”。
浩瀚的大山褶皺裏，是饅頭狀的高高低低的山嶺和蜂窩狀的深深淺淺的山坳，宛若一隻隻溫厚的佛掌，撫佑著祖祖輩輩的山民，連同他們的苦難和夢想。
坐臥太行，東望中原，北望京都。
從山區到平原，從農村到城市。
曆史，已經悄悄地卻是堅定地跨出了一大步。
中國的紅色革命，就像一個進京趕考的青衿學子，一路走過南昌、瑞金、遵義、延安，終於臨近京畿，隱隱地望見了都城的影子……
4.梨花小院
“中央大院”其實是圍繞老鼠嶺修建的。
主要工程是在腹內開掘一條300多米的防空洞，在空地上新蓋幾間普通辦公房和一個機關食堂。對於租用的13戶民房，則是簡單修繕。由於沒有大興土木，以至於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毛澤東搬來之前，考慮到他在延安時的工作和生活習慣，楊尚昆等人專門請來綏德的工匠，仿造了兩間窯洞。毛澤東參觀後，感覺有些“奢華”，執意讓給和劉少奇擠住在一個院內的年齡最大的朱德。而他自己，則另選了一套與劉少奇比鄰的普通民宅，這就是前文提到的村民閻受朝家。
閻家老宅在日軍掃蕩時被燒毀了，他們隻恢複了北房2間，西房1間半。其餘的房屋，隻好原址修蓋。毛澤東住在原有的北房裏，土坯木頂，麵積狹小，但為了穩固和安全，工作人員還是在屋中央支起一根立柱，頂住房梁。
院子裏有豬圈、磨盤和雞窩等，衛士認為不太雅觀，請示拆除。毛澤東說：“我們在這裏不會太久，老鄉還要用呢！”於是，隻是填平豬圈，其他設施都原物保留。
一張木床、一條白布床單，一床灰布棉被，一幅巨大的軍事地圖，一個土黃色的水牛皮沙發和一個鑄鐵浴缸，這就是毛澤東的臥室。
院內有一棵梨樹，是房東栽種的。轉眼已經是五月了，梨子在悄悄地長大著，前天像豌豆，昨天像酸棗，今天已是鵪鶉蛋大小了。
北屋門前還有一棵楸樹，樹陰下是一麵舊磨盤，磨盤上麵放著一隻熱氣嫋嫋的白瓷水杯，水杯旁邊是一張帆布躺椅。
夏天的夜晚，毛澤東時常與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圍坐在磨盤周圍，談論戰局和時局。一盞煤油燈，幾隻小飛蛾圍繞在周圍，細細地諦聽……
山風爽爽的，吹拂著小院裏昏黃的燈火。火焰熊熊燃燒著，雖然搖搖晃晃，卻也腳根穩定，把一座簡陋的土舍映照得流光溢彩，滿壁輝煌！
劉少奇與毛澤東比鄰而居。
西柏坡的劉少奇，是最幸福的劉少奇。
在延安時，劉少奇就認識了年輕、美麗、聰慧的王光美。
王光美是天津人，1921年出生於一個富貴家庭，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輔仁大學，並獲得碩士學位。因為向往共產黨，王光美放棄了到美國留學的機會，先是到北平軍調處中共代表團任翻譯，後又報名去延安，在中央外事局工作。正是在這裏，她遇到了劉少奇。
1948年“三八節”前後，兩人意外地在西柏坡的一次舞會上重逢了。
原來王光美離開延安後一直在晉綏解放區參加土改，前些天剛剛隨外事局搬到距離西柏坡4華裏的柏裏村。
這一次，劉少奇沒有浪費機會，主動提出了約請。
幾天後，兩人在劉少奇辦公室見麵了。
劉少奇正在埋頭寫東西，看見王光美，馬上站起來，驚喜地說：“你真來了！”
兩人談論了很多話題。最後，劉少奇囁囁嚅嚅地表示了自己的意願，並再三強調說，自己年紀較大，身染胃病，婚姻不順，又有孩子，要對方好好考慮。
已經28歲的王光美雖然學養深厚，性格穩重，卻也不乏浪漫情懷，最主要的是她對於中共領袖有著一種特殊的崇敬。麵前這個清瘦、儒雅的人，真是有些讓她動心了。追求戀愛的男人，大都願意展示自己的優點，而他卻隻是強調自己的缺陷。
她囁囁嚅嚅地說：“年紀什麼的我倒沒有特別考慮，隻是在政治水平上我們差得太遠，和你在一起的話，我不知道應該注意什麼，而且我也不了解你過去的個人情況。”
劉少奇說：“應該注意什麼問題，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如果想了解我過去的曆史，你可以去問李克農。”
王光美又小聲追問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其他婚姻關係？”
劉少奇說：“如果你想知道這方麵的情況，就去問一下鄧大姐。”
王光美不說話了，靜靜地低著頭，臉色酡紅。
忽然，她感覺時間不早了，便怯怯地說：“幾點了？我該回去了。”
劉少奇拉開抽屜，拿出一塊懷表，遺憾地搖搖頭，歎了一口氣。原來，這塊懷表早就損壞了，表盤黃黃的，僵僵的，像一顆風幹的魚眼。
看到這個情況，王光美心裏再次觸動了。他工作沒日沒夜，怎麼連一塊正常的懷表也沒有？禁不住問：“你怎麼不讓人幫助修一下？”
劉少奇為難地說：“該找誰呀？”
王光美鼓足勇氣，說：“你交給我吧！我幫你拿去修修！”
……
在西柏坡這個緊張、安靜卻又浪漫的小村裏，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經過鄧穎超、康克清等人的熱心撮合，劉少奇和王光美兩人終於正式確定了關係。
決定結婚以後，劉少奇請王光美把行李搬過去。但王光美還是有些顧慮：“我就這樣搬到你這裏，算是怎麼回事？要不要到機關大食堂宣布一下？”
劉少奇說，不用，結婚就是兩個人的事。
1948年8月21日，是他們大喜的日子。這一天，劉少奇仍像往常一樣，在辦公室處理土改文件和新華社文稿。直到傍晚時分，他才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今天要成親了，光美不好意思，你們去接接她。”
就這樣，秘書齊建華和幾個人騎上馬，把王光美從柏裏村接到了西柏坡。
這一天，他們沒有舉行什麼儀式，甚至連一頓小範圍的聚餐也沒有。王光美所在中央外事組的同事們隻是做了一個大蛋糕，算是給他們的結婚賀禮。
晚飯後，中央食堂裏舉辦一個小型舞會，兩人都去參加，正好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在場。周恩來十分機敏，看到兩人沒有專門舉行結婚儀式，就對毛澤東說：“咱們一起去少奇家，熱鬧熱鬧。”
於是，新郎和新娘陪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人來到了所謂的新房。說是新房，其實就是劉少奇居住的那間土牆瓦房，隻有8平方米，裏麵除了一張大木床和兩把木椅外，就是從延安帶出來的一個白茬木箱，上麵寫著幾個字：奇字第3號。
坐下後，王光美給在座的男人們一一點上香煙。閑聊了一會兒，幾個人就到隔壁的劉少奇辦公室談工作去了，外事組的幾位女翻譯便開始“嘻嘻哈哈”地分切蛋糕。
女人們給隔壁的男人們每人切了一份。他們一麵說笑，一麵品嚐。
毛澤東吃完後，忽然想到女兒李訥，便又討要了一塊，雙手小心翼翼地捧著，急匆匆地離開了。
周恩來住在大院最東側，距離防空洞最遠。
正是戰事最稠密最緊張的時候，他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決策層的所有準備工作，都需要他具體辦理。另外，還分管外交、僑務、統戰、新聞宣傳等工作。不用說，他是大院裏最忙碌的人。
周夫人鄧穎超在婦委會工作，辦公地點是附近的北莊，平時很忙，隻在周末回家。周恩來腳上的那雙布鞋，還是警衛員王還壽在轉戰陝北時縫製的，上個月就破了洞，露出了腳趾頭，衛士長成元功就請劉少奇家的保姆耿桂珍縫補了兩個包頭。他的外衣紐扣也陸陸續續地脫落了，來不及補綴，便總是敞開著。白露過後是霜降，一場秋雨一場寒，待到要係緊紐扣時，卻發現隻剩下一顆了。於是，幾個人四處翻找，卻隻是尋到幾枚不同樣式和顏色的扣子。沒有辦法，隻有這樣了。
1948年冬天，周恩來的上衣紐扣竟然是五種樣式的。
周恩來的屋裏有三個特別的書櫃。每個書櫃都是上下兩層，中間有合頁，折疊起來就是一個箱子。這是他在延安時專門請木匠設計、製作的，便於行軍時使用。
屋內最顯眼的是一台交直流兩用收訊機，鐵質，蟹青色，土坯大小，正前麵有七個旋鈕，一個喇叭和兩個儀表，底麵是四個短足，既可收音，又能發報。
這件寶貝是陳毅的禮物。1947年12月，為策應劉鄧在大別山駐腳，陳毅、粟裕在平漢、隴海路組織指揮阻擊戰，包圍許昌，全殲守敵6500餘人，在戰鬥中繳獲了這個稀罕寶貝。1948年5月，軍委後勤部部長楊立三到華野駐地濮陽公幹。臨別時，陳毅委托楊立三把這台交直流兩用收訊機帶給周恩來，並附信一封：“恩來、小超，此美國新出品，許昌戰役繳獲品。你們有電燈，利用其開動起來十分好，夫婦倆可以在屋內跳舞。”
但，周恩來太忙了，哪有時間跳舞呢。
所以，那個收訊機總是閑置著，獨自蒙塵。
他的辦公室西側也有一棵小梨樹，樹幹黃瓜般粗細，上麵結了三個小小的梨。周恩來特意囑咐警衛員，要把這棵小樹管好，常澆水，不要幹死了。平時，警衛員除了適時澆水外，還特地在樹旁插了一個固定的木樁，並將魚蝦的腸肚等廢棄物作為肥料埋在樹下。
每天晚上，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起，在軍委作戰室裏常常通宵熬夜。
院子裏空空的，隻有一棵梨樹，半輪清月，光影斑斑駁駁，花香飄飄浮浮……
大房間，玻璃窗，暖牆壁，置身於老鼠嶺北側的窯洞裏，年過六旬的朱德總司令，住房條件是最“豪華”的。
本來這所房子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但毛澤東說朱總司令年齡大，又和劉少奇擠住在一處院子裏，不方便。這個窯洞是獨院，相對比較安靜，房子也寬敞，適合老年人居住。朱德知道毛澤東的好意後說，任弼時雖然年輕，但是身體不好，更需要安靜，還是讓他住吧。而任弼時堅持說，一定要請總司令住下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