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來，黃懋衡搬進省政府“官邸”大院已經整整20年了——1994年，她成為江西省副省長的第二年。
當時，她沒想到，五年後，1999年，她會上書全國政協，直問：“中國能實行官邸製嗎？”而15年後，2013年11月19日晚，當她循著本刊記者的講述上網一搜，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那短短7個字再次戳中了這位78歲老領導敏感的神經——“探索實行官邸製”。
搬來搬去
“黃懋衡同誌，趕快把工資關係轉過來啊！”
“你可拉倒吧！我到政府（做副省長），工資降了四級！”
就在省政府家屬大院的那個單元門口外，黃懋衡一直清晰記得自己與時任江西省省長的吳官正的這兩句對話。
事實上，即便後來省政府給這個原南昌航空工業學院院長、教授的工資補貼了千分之二，也相當直降了三級。當然也有人不滿意——“哼，一個副省長比我們吳官正省長每月多拿30塊錢呢！”
是吳官正把黃教授拉進“官邸”的，盡管他認識黃懋衡時間並不長。吳官正就曾有次走進校園“家訪”，而在之前一天，全國人大“老代表”黃教授突然推開了他辦公室的門。
“（她）大聲說：‘省長，明天去北京的飛機票全賣光了，我看有不少開後門的，太不像話了，你們政府搞不正之風。我們到北京有重要會議，你看怎麼辦？’”吳官正在回憶錄《閑來筆潭》中寫道，“我覺得很好笑，心想還有這樣的‘母老虎’，冷靜地請她坐下來慢慢談。”——恰逢江西省正在物色副省長候選人，於是就有了“家訪”考察一事，“官邸”大院也就有了一位新住戶。
麵對本刊記者，頭發半白、直率幹練、鄰家奶奶樣的黃懋衡笑稱當時自己在那個大院裏屬於“最底層”，當時吳官正等省長班子都住在其中一棟樓的一個門棟裏，麵積不算大，每戶五六個房間能住人。
扣水電費，還交房租，“當然都很少”。
對比還是很鮮明的，之前這位“黃教授”住在大學裏，“講師有講師的房子，教授有教授級別的房子，院長有院長級別的房子”。那時日子都挺苦的，成為副省長之前，她十幾年在南昌都沒有去過廬山，到省政府以後才有每年的療養。搬出校園後她入住“官邸”，也是5個房間。
始自軍隊？
黃懋衡搬進省委大院之前三年，有關“大院”官邸製的第一波討論其實已經開始了，雖然隻是在軍隊內部小範圍。
1991年10月14日，蘭州軍區某部會議室，一個討論會正在進行，其中就提及如何在新形勢下建設“鐵打的官邸，流水的兵”。
“能否搞官邸製？轉業軍官住房怎樣解決？”《軍事經濟研究》雜誌上，這一問題被如是提出。
這次會議的一個背景是，從1991年初開始，中央整頓軍隊房地產，而更大的背景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設計的房改政策。商品化是大方向，但軍隊與地方黨政主要領導的住房怎麼辦？比如，領導調走後是繼續保留原住房甚至出售給領導，還是“鐵打的官邸”那樣，隻與崗位掛鉤，不在其崗退出其屋，實行真正意義上的“官邸製”？
解放後幹部和城市職工的“供給製”，始自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關於城市中公共房產問題的決定》。
決定的核心有兩條：一，所有黨、政、軍工作人員一般都集中住寄宿舍，二，住公共房屋須付房租。
“前一條演化為了實物分房製度，後一條則演變為房改之前普遍實行的公租房低租金製。”住房權研究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圖書館副館長張群對本刊記者解釋說。
城市住宅福利製度奠基於接收的公共房產與沒收官僚資本的私房。1960年左右，一些城市開始出現比較高規格的幹部住宅。“比如北京景山後街的兩棟機關宿舍大樓。在住房極為緊張的重慶、哈爾濱、廣州等市，書記院、高幹樓也如雨後春筍。當時幹部的住宅水平開始同普通職工有所區分。”張群說。
住房按權力級別高低的供給製就這樣一直延續著，直到1998年實行全麵房改，公房自有化成為其中一個核心，第二波官邸製討論也被提上桌麵。
省級幹部的自革命
1999年的一天，黃懋衡突然問時任江西省委統戰部部長，“‘官邸製’這樣的提案你覺得能寫不？”此時她已經是全國政協委員了，加上從1983年開始做人大代表，三屆，她“跑了十多年人民大會堂”。
“沒問題啊！”統戰部部長回答她。部長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屬中共組。
再沒有什麼高層領導事前知道此事。寫這份提案的由來很簡單，“我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麵”，“很有感觸”。黃懋衡寫道——不當高級官員了，調離了、退休了，理應立即撤離官邸，原住所供新上任的領導使用。這說起來很簡單，但在我國推行，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明確：一是哪些是可以住官邸的高級官員？二是公家如何保證官邸名副其實？
由於高級幹部不參加房改，搞到後來又成為群眾看幹部，幹部看領導，領導看中央。中央一著急，就搞“三清”（清住房、清電話、清用車）。其他好清，變通的辦法也比較多，惟獨住房問題，是清而不理。
（官本位）本無可厚非，古今中外皆有之，隻是程度不同而已。但在我國以此為參照，派生出許多廳級校長、司級高工、處級方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