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藝術學科的問題
2009年8月，國務院學位辦提出調整我國學科目錄的工作，這為增列藝術門類提供了契機。①在曆史的進程中，藝術與道德、科學構成了人類把握世界的三大途徑。藝術本身也自成體係，涵蓋造型藝術、語言藝術和表演藝術三大領域。然而，在我國現行的學科專業目錄中，藝術僅是一個從屬於文學門類的一級學科，這嚴重製約了我國藝術創作、教育和研究的發展。它給藝術學科帶來的諸多問題中，有三個問題顯得格外突出：一是造成學科發展的不平衡，二是扭曲學科的評價體係，三是影響人才的培養。②
藝術是一個多種類的集成，它包括美術、音樂、戲劇、舞蹈、影視等領域，而每個領域中又有許多科目，如美術中有繪畫、雕刻、建築、設計、書法等，而各子科目中還有若幹類別，如繪畫中有中國畫、油畫、版畫等。簡單地用一個“藝術學一級學科”顯然難以包攬如此複雜多元的學科，使得該學科很多極為重要的課程和研究沒有對口目錄，因而也就沒有了發展的餘地。而在另一個方麵，它又為濫用一級學科提供了方便。按照現行規定，凡是申請到一級學科的院校，可以在一級學科之下自行設置二級學科的博士點。而申報一級學科的基本條件必須已具備至少兩個二級學科博士點，並已有綜合學科的規模。按照這些條件，我國久負盛名、師資力量雄厚的專業藝術院校都沒有資格申報藝術學一級學科，符合條件的隻有那些綜合性大學。綜合性大學具有學科交叉的優勢自不待說，但我國藝術教育建製的重點一直是專業學院，藝術創作、教學和研究的主要力量也都集聚於專業院校。相形之下，綜合性院校一旦取得藝術學一級學科就可自行設置所有的二級學科博士點，專業院校卻至多停留在二級學科，無法借助許多學科發展必需的資源，從而造成了極不平衡的學科狀況。迄今為止，在專業的藝術院校中，隻有南京藝術學院擁有一級學科博士點，其他同類一級學科博士點都在綜合性大學。這種情況存在著如下危險：即使沒有足夠的專業教授與學術積累，也可以任意招收藝術學一級學科所包括的所有類型的博士研究生。這無疑使得專業性強的藝術院校失去本應具有的學科優勢地位，而綜合性大學中相對邊緣化且師資力量較弱的藝術學科則將發展資源過度占用。③
將藝術學科歸屬文學門類，所造成的第二個問題是沒有自主獨立的評價體係。如在職稱評定和研究成果考核中，套用文學的，甚或理工科的量化標準加以評定，隻計發表的論文篇數，不考慮作為藝術主體的創作，哪怕是在國際和全國性展覽上榮獲金獎也無濟於事。毋庸置言，在大學從事藝術教學者必須具備闡釋創作活動的理論水平，但其鑽研理論的目的不是為著書立說而著書立說，而是通過提出、思考問題來解決創作與教學中的實踐問題。這種評估方式顛倒了創作與研究的主次關係，迫使教師放棄創作而絞盡腦汁申請研究項目，舍長就短，為其不能為而不得不為之事。顯然，這種做法極不利於藝術學科的正常發展。
此外，在藝術研究生招生製度上，反映出的問題也很突出。報考藝術專業的研究生必須與報考其他領域者一樣參加全國外語統考，這致使許多真正具有藝術創作潛質但因外語未達到分數線的考生沒有機會入校深造，而某些藝術才能欠缺卻能在外語統考中勉強過線者反被錄取，所以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稱現在的藝術研究生的專業水平普遍不如本科生。外語固然重要，它不僅是人生的工具，而且是一種可以擴展視野的思維模式。然而，不同的學科領域應對外語有不同的要求。從事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包括藝術史與理論研究者，不能不精通一至兩門外語。試想，若王國維不能閱讀康德和叔本華的西文原典，他豈能突破傳統詞學而有所創新？同樣，錢學森若不通外文，能借鑒國際尖端科學而成為中國航天之父嗎？但藝術家的情況與之有別，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近代國畫家沒有外語照樣成為大師，而如果從事油畫創作，懂外語肯定有益，因為油畫的本源在歐洲，隻有懂其語言，才能更透徹地理解油畫的曆史、媒介和技法。無論如何，對於藝術家來說，學不學外語，應是個人的選擇，而不應是強製的考試科目。藝術家主要是以肢體、聲音、圖像等媒介進行創作的，文字語言不是其必要手段，正如從事其他領域如科學、醫學、地理學等，都需要培養敏銳而準確的視覺觀察力，掌握一些繪畫能力對其必然有益，但這不等於非要其通過全國美術統考才能進入專業。
重文輕藝，這是古已有之的一個偏見，在當前的社會裏，這種偏見愈演愈烈，人們普遍認為搞藝術的人沒有文化，非文字的藝術創作沒有什麼學術價值。殊不知，藝術本是文化的主幹之一，而藝術的學術性就體現在創作本身之中，猶如科學的創造性體現在科學發現之中。這種偏見已滲透進我們的專業語言中，在藝術院校裏，人們放棄了體現專業性質的術語，如“創作”“作品”和“畫室”或“工作室”等，采用來自科技領域的說法如“科研”“項目”“實驗室”，等等。為了使藝術看起來有學術意味，也模仿其他學科，給之戴上了一頂“學”字帽，叫“藝術學”。在文學門類下出現了一個“藝術學”一級學科，統攝音樂、美術、戲劇、影視等藝術種類，同時又有一個二級學科的“藝術學”。“藝術學”這個概念之所以講不通，是因為它在試圖強調對藝術的學術研究意味的同時，實則已將其研究的對象即藝術創作排除在外了。沒有創作，就沒有藝術學科。其次，這個稱謂無法在國際上交流，人們將“藝術學”譯為“Art Studies ”，這並不是一個學科名稱，如果硬要創造一個可與其他學科名字如Philology、Psychology、Sociology等相對應的名稱，那就會叫Artology，一個在英語詞典還未出生的字眼。④
二、藝術研究與科學研究
這種混亂說明兩點。首先是混淆了科學與人文學科的關係，也就混淆了創作與研究的關係。藝術中所謂的“研究”，其角色與科學中的研究截然不同，這是由兩個學科的性質所決定的。科學的價值必須建立在進步的前提上，假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再優美但比牛頓的理論落後，那它就談不上什麼科學價值，而藝術不以先進與落後論價值，不論動用多麼先進的現代手段如計算機模擬程序，也難以創造出在藝術價值上可與中西古代大師如範寬、米開朗琪羅一爭高低的作品。科學有古今，藝術無古今。當21世紀之前偉大的科學家及其發明皆已成往昔偉大的曆史成就時，往昔的藝術傑作卻依舊光彩如新，超越時空而煥發出新的無可超越的生命。顧愷之、荷馬、莎士比亞、莫紮特等傑作不會因為科學和物質的進步而失去價值。科學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動，猶如自行車的騎者，一旦停車就無法穩坐於車上。⑤藝術學科包括創作與研究兩翼。即使是研究其一翼即藝術史與理論，也不應模擬科學研究。藝術史與理論屬於人文學科，而人文學科旨在恢複、保存和解釋人類的文化遺產。例如，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致力於發掘古典殘本和殘缺的藝術遺跡，不但試圖加以保存，而且加以正確地闡釋，在這個過程中，其目的是精通這類古典文獻的語言和藝術作品的程式慣例，並不斷拓展參照領域，因為他們羨慕古典世界的文明，希望從其遺產中獲得智慧。而古代典籍的語言和藝術程式本身構成了人文學科的“知識宇宙”——一個價值永恒不變卻又是新智慧源泉的世界。人文學科旨在保持這個知識宇宙的生命。就在這一點上，藝術與科學融合了。藝術持續生發的新生命、新智慧給予科學的最大啟示是：並非是見於教科書的知識構成了科學，而是有待提出並加以解決的問題才是科學研究的本質。科學是假說，對每一個科學假說的否證才引起科學的發現與進步，而藝術以其超越性技巧對世界作出最大膽的創造性假說，這種假說的偉大表現就是藝術傑作，它們永遠屹立在人類的地平線上，不會隨時間而改變其不朽價值。
把科學研究的評估製度強加給藝術創作與研究，無疑會扼殺後者的創造力，而造成這種狀況的第二個原因就出在沒有認清兩者的差異，尤其是它們的互動關係。筆者之所以在此強調“互動關係”，是因為不相信學科之間存在著等級關係。中國有“重文輕藝”的傳統偏見，而這種偏見如今演化為“重理工科而輕文科”，它進一步把藝術推向邊緣，將之降為生活與精神的調味料，使之淪為純然的休閑產品，全然無視藝術的智性力量，即它在建構我們創新思維模式上所起的關鍵作用，以及它對科學等其他創造性領域的催發動力。而藝術的這種智性力量，正是筆者想反複強調的重要價值之一。⑥
三、藝術學科的智性作用
藝術是一門創作與研究相結合的學科，它與道德(宗教)、科學構成了人類文明的三大支柱。藝術、語言和科學乃是人類把握世界的三大智性手段，馬克思曾論及此點。而作為以審美途徑把握世界的方式，藝術則與人類同步起源，一直發展至今。早在文字沒有誕生之前，人類就運用音樂、舞蹈和圖像表達自身的經驗與情感，以此探索人與世界的關係，誠如魯迅所說，藝術“皆足以征表一時及一族之思維”。藝術與哲學一樣，承載著人類的思想與世界觀；與曆史一樣，保存著人類活動的鮮活記憶；與科學一樣，體現著人類的創造性發現。⑦在中國文化中，道德和藝術是上述三大支柱中的兩大擎天支柱，其極點是孔子的仁與藝的合一，“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道、德、仁、藝並重，並把藝放在上位，作為德與仁的具體顯現，從而建立起豐富深厚的禮樂文化，使之成為營造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充分凸顯了藝在我國傳統思想中的價值。孔子還提出“樂以道和”，以音樂代表國家的政治和道德秩序。在西方文化中，藝術是知識與創造性靈感的本源。亞裏士多德認為藝術是對自然的模仿，而模仿是人類獲取知識的重要方式，藝術的模仿創造性地影響著自然，使之實現人類的目的。而柏拉圖則運用藝術闡明哲學理念，其關於真、善、美的論斷影響了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