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營
作者：吳曉波
自公元前7世紀開始，中國就逐漸演化成了一個國家資本空前強大的中央集權型國家，政府通過對關鍵性生產資料的控製來增加收入和體現控製力，政府儼然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濟組織”：政府不僅向百姓收取稅賦，更通過控製戰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獲得了一部分專營收入。從幾千年前的鹽鐵官營到今天的國有企業，中國的朝代更迭變換，這種治理邏輯卻從未改變。在這樣的環境下，商幫的出現無疑是一個異端。所謂“商幫”，是對一個區域的民營資本集團的統稱，它既是一個經濟地理的概念，又是一個商業文化的概念。自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商幫，它們是當時民營資本的最強代表，也體現了當時經濟的主要特征。
然而，由於中國傳統對商業和商人的輕視，商幫的曆史從未有清晰的記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創富傳奇散佚在時代風塵之中，漸漸淡去痕跡，那些開山辟路的商幫人物也因史料的匱乏，不複後人記識。
幸運的是，總會有人願意出發去追尋那些被曆史湮沒的名姓和身影。當《中國商幫600年》的書稿擺在我麵前時，我感到久違的開心，我知道又有一個同行者不辭辛勞，去挑戰無人問津又幾乎無利可圖的課題。書稿閱盡，王俞現兄對商幫梳理之清晰，材料之翔實，令人印象深刻，而浮華喧囂之下，仍有肯如此青燈獨坐者，著實讓人心生敬意。更難能可貴的是，俞現兄感慨時事，書中多有借古諷今之言，如他引用朱元璋的話，“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又如他提到日本增井經夫在其《廣州的十三行》中所寫下的文字，“官僚不僅隻是壓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國官僚是一種商人，中國的富豪全部是一種官僚。”這些話放之今日，仍是警世之言。而他更是在前言中直抒胸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民貧而國強，一個民不富、商不立的國家，從來隻能貌似強大。”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600年的商幫史，衍進變遷，細細讀來，頗多裨益。改革開放以來，正是經濟權力不斷下放和自由化的啟動，成就了一段傳奇。然而行之今日，我們需要的不是回答“齎正清的困惑”，而是如何打破千年以降的惡性循環。
讓人欣喜的是，當今的改革環境和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民間資本的總量非昔日可比，有產者的人群之眾已成蔚然之勢，國民經濟的發展對民間資本和智慧的依賴度日漸提高。不過從來沒有一次特權的釋放是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民間階層的覺醒與爭取，自是變革發生的根本動源。當今的“新商幫”們——無論是稱之為“商人階層”還是“企業家階層”——都必須從理性和製度的層麵上思考自己的命運，思考有所作為的策略，方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