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與耶穌”
思史佚篇
作者：孫宜學
1924年4月，泰戈爾受講學社之邀來華訪問，不料卻陷入了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界的矛盾漩渦，並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論爭的一個新的導火索，各種思想、文化背景的知識分子紛紛就此亮明立場，但多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國當時的“泰戈爾之爭”，實際上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自身矛盾的外在表現。林語堂和江紹原的“泰戈爾與耶穌”之爭，就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例。
1923年9月10日，徐誌摩在《小說月報》發表《泰戈爾來華》一文，讚許泰戈爾“最初最後隻是個詩人”，反對將其作為哲學家和宗教思想家。徐誌摩還冷嘲熱諷有人“研究他究竟有幾分的耶穌教幾分的印度教。這類的比較學也許在性質偏愛的人覺得有意思，於泰格爾之為泰戈爾，是絕對無所發明的”。研究比較宗教學的江紹原記住了這段文字。
1924年4月27日，《政治生活周報》發表《致太戈爾的一封公開信》，火藥味十足地指責泰戈爾宣揚的思想隻有“吃飽了飯以後的人才能做到”，隻有自詡為東方文化的保護者，或玄學鬼才會引為“同誌”。中國正受列強壓迫，鼓吹重虛幻重謙守重無為的東方文化，“無異於存心去攔阻人民向實際奮鬥之路，去打倒他們最大的敵人——外國的帝國主義”。信中還希望泰戈爾就印度獨立、以及取得獨立之法——憲政運動，還是群眾革命——表態。
這樣的批評並非孤例，而是很有“群眾基礎”。實際上，自泰戈爾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反對聲就一直如影相隨。他在上海、南京、北京的演講會場，常出現反對他的傳單，內容大同小異，都是批評他宣揚腐朽無用的東方文明是阻擋現代文明的進步，是逃避鬥爭，隻會使中華民族短命。
國內反對泰戈爾的刺耳聲音，江紹原聽到了；歡迎者如潮的掌聲，他也聽到了。他也有機會見到泰戈爾。泰戈爾遊北海，在海軍聯歡社舉行的歡迎會，江紹原皆因其留美學生身份而受邀，但因為他遠望到活動地點“都有一股又黑又濃的妖氣直衝霄鬥”，而他“身上向來不帶避邪符，如何去得？”泰戈爾後來在北京的公開講演，不幸又在他“能去聽之前就停止了”。因此，江紹原一開始並不敢寫關於泰戈爾的文章，不過他後來發現，雖然歡迎者和反對者“如此之多，叫喊的如此之響”，實際上也都同自己一樣對泰戈爾並無多深的研究。於是，看到《政治生活周報》上的公開信，他的泰戈爾情結被激活了。
1924年5月18日起，他在《晨報副鐫》分四期連載《一個研究宗教史的人對於泰戈爾該怎樣想呢》（另三期在6月4日、13日，7月2日）。基於泰戈爾的著作，他首先回答了《政治生活周報》提的問題。江紹原正告歡迎或反對泰戈爾者：泰戈爾是印度人，是愛印度的人，是為印度努力的人。他的詩歌、戲曲也都是為教育本國人所作，並非為博取什麼世界榮譽，至於外國人讀了喜歡還是不喜歡，從中學到什麼，都不關他的事
泰戈爾宣傳東方文明是否就是提倡不抵抗主義？江紹原通過比較分析泰戈爾與印度文化的關係，得出結論：“印度的自由，專靠政治運動得不到手；若用強暴的手段去得，更是犯了叛逆印度理想的罪。憲政運動無益，武力革命有害。唯一的爭自由的方法，是印度固有的傳統的理想改造印度生活。”江紹原以耶穌為例，推崇泰戈爾采取的第三種民族複興之路。“信他們祖國曆代相傳的宗教理想，根本上健全，泰戈爾與耶穌初無二致；主張精神自由為真自由，泰戈爾又與耶穌恍如一人。他們倆的民族所感受的痛苦和待決的問題一樣；他們倆所擬的（不能博得急進派的同情的）到自由的路也一樣。他們倆的時代，國家，智識程度，思想背景，盡管不同，但他們的精神是同的”。泰戈爾與耶穌都在民族危亡之際，同胞都視暴力鬥爭為爭民族獨立的不二選擇之時，而獨能提倡超國家主義的道德與愛，“所以泰戈爾能對耶穌表同情”。中國反對泰戈爾的人，就和反對基督教和耶穌的人一樣，都不是“不了解”耶穌或泰戈爾，而是“不了解為什麼人受了旁人的欺負不起來抵抗”。他們本希望泰戈爾能成為中國暴力革命的同盟者，卻沒想到他竟持如此懦弱的民族複興思想，自然要激烈評判他！
而歡迎者徐誌摩、梁啟超等為了回擊批評者，則一味強化泰戈爾的詩人身份，江紹原認為效果適得其反，這樣反而加深了批評者對泰戈爾的反感。泰戈爾若真以詩人的身份來華，他就不應該處處批評中國的“物質主義”和暴力革命。詩人卻很少談詩，本身就讓人懷疑其動機。吳稚暉就因此勸泰戈爾“你做詩罷，管不了人家的家國，你莫談天下事”（《婉告太戈爾》，《政治生活周報》，1924年4月27日）。另外，即使中國的批評者承認泰戈爾是詩人，也不會給他什麼好臉色，因為在中國“聖人不作詩，作詩非聖人”。
那麼，詩人泰戈爾為什麼要來不需要詩人的中國？江紹原自問自答了幾種可能：
1．為遊曆而來？他先後遊過歐美和日本，所以也應來中國。——不是。
2．來中國尋找詩歌的靈感？所以逛逛西山，聽梅蘭芳，或找個什麼“千金麗質”——也不是。
3．來傳播其詩歌和藝術觀念？——也不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