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楊樹達
書屋講壇
作者：符嵐
楊樹達先生（1885—1956），字遇夫，號積微，湖南長沙人。父名孝秩，字翰仙，篤厚勤學，喜讀史籍和唐宋古文。楊樹達先生五歲時從父讀書，對訓詁學和史學尤有興致。1900年，楊樹達先生入求實書院肄業，開始鑽研郝懿行《爾雅義疏》、王念孫《廣雅疏證》，始有誌於訓詁之學；十五歲，受業於葉德輝、胡元倓，學問日益精進；十七歲治《周易》，輯成《周易古義》一書。1903年應觀風考，以第一名錄取，不久入校經堂，肄業。1905年，派往日本留學，入東京宏文學院大塚分校，同時入正則學校學習英文。1908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次年3月畢業，派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時湖南留日學生多入速成班學法政、經濟。楊樹達先生受同縣友人楊懷中（昌濟）影響，決心係統學習“歐洲語言及諸雜學”；在日期間，曾加入楊懷中發起的“中國學會”。楊樹達先生學習外國語言，對文法和語源最為用心，曾說：“餘之治中國文法也，資於歐洲文法者多。”又說：“我研究文字學的方法，是受了歐洲文字語源學etymology的影響的。”回國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等高校，桃李芬芳，成績卓著。他和黎錦熙、吳宓、陳寅恪等二十八人首批被聘為南京民國政府教育部教授，並畢生致力於語言文字和秦漢史學研究，國學造詣極深，創獲很多，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新中國成立後，評為一級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同一時期，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蘇聯科學院共有院士和通訊院士二百多人，通訊院士中有外國學者二十至三十人，當時中國學者當選的隻有遇夫先生一位。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他的著作被外國學者譯成俄、日、英、法、德等多種文字，廣泛流傳於全世界，他也因此成為我國二十世紀少數幾位具有廣泛世界影響的學者之一。顧頡剛先生晚年撰《近世治古典之數巨子》一文，認為近三百年來，治古典成就最為卓著的為王念孫、王國維及楊樹達先生，俞樾、孫詒讓、章太炎則稍遜一籌。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楊樹達先生結合教學勤奮著述，出版國學著作達三十多種，這些論著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楊樹達先生的學術成就和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一、古籍整理著作
《春秋大義述》是遇夫先生義理研究的唯一著作，是他抗戰期間為弘揚愛國主義而作。《春秋大義述》“以大義為主，考訂之說概不錄入”。楊逢彬（楊樹達嫡孫）先生說，他之所以一改學術既有思路和理念而撰作此書，乃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變本加厲，“何當披甲持戈去，殺賊歸來一卷娛”。又以年邁不能上疆場深以為憾！一天他忽然想到《春秋》大義，以“複仇”、“攘夷”、“大一統”為至要，將這些大義區分而類聚之，對初學認清《春秋》要旨，尤為便利；而“複仇”、“攘夷”、“貴死義”、“大一統”之說，對激勵軍民殺敵報國，一統河山，應有相當作用，這是撰作此書的重要原因。《春秋》一經，其微言大義經董仲舒闡發，其最著者即“大一統”，所謂“《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要實現大一統，必須“尊王攘夷”，而“複仇”之義，《春秋》經傳亦再三致意。如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經文，《公羊傳》就闡明齊襄公之所以要滅紀國，乃是為其因紀侯進讒言在周被殺之九世祖齊哀公複仇。當時舉國抗戰，“複仇”之義被置於最重要的地位，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春秋大義述》歸納《春秋》之大義凡二十九，而以“複仇”、“攘夷”二義為首。驅逐敵寇，難免流血犧牲，故第三義為“貴死義”，意在激勵士為正義不惜獻身。是書之初撰在１９３９年，而排在“貴死義”之後的第四義“誅叛盜”是於1941年增補的，目的在聲討“憑藉異族之勢力以脅父母之邦”的漢奸，矛頭顯然是指向叛國投敵的汪精衛之流，其他如貴誠信、貴讓、貴預、貴變改、譏慢、貴有辭、明權、謹始、重意、重民、惡戰伐、重守備、貴得眾、錄正諫、親親等篇，則分別為傳統道德、外交、統治術、軍備等等。《春秋大義述》的“述”即“述而不作”的“述”。該書的體例是將《春秋》中的“大義”分門別類，每一大義即為一篇；再以《春秋》經文及《公羊傳》的相關傳文為綱，以《穀梁傳》《左傳》的傳文以及《荀子》和兩漢諸書中相關內容為目，彙集於該篇。如此則領挈而全裘振，綱舉而萬目張，散在篇籍的大義賴之以成為一個條理井然的係統；讀者可以將同篇所錄文字互為比照，交相闡發，因而更深刻地理解相關文字的思想內涵。該書於1939年7月23日初撰，同年秋天完成初稿，並以之教授諸生。從這時起，該書便得到廣泛的讚許，章士釗讀後，亟稱其方法之佳。著名古文字學家曾運乾說：楊先生“鑒於國變日亟，慨然中綴其考訂精嚴之基業，寫《春秋大義述》一書”，突出“複仇”、“攘夷”，其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令人敬佩。1944年4月《春秋大義述》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論語疏證》是遇夫先生古籍整理代表作之一，是古今《論語》研究的重要著作。先生撰寫本書的宗旨在“疏通孔子學說”，給世人提供“研究孔子、總結孔子之材料”。它同《論語古義》比較，其異點不再是“述而不作”，而是“述作結合”，有撰者自己的“我見”，並用古書中記載的史事印證說明“引文”。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說：“夫聖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今楊先生“彙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與《論語》有關者，並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這是“自來治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也”。《論語疏證》195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55年科學出版社再版時，封麵書名印有英、俄、法、德四種文字，全書二十卷，三十七點六萬字。
二、校勘、注釋和考證著作
《漢書窺管》是楊樹達先生整理古籍的最佳著作。遇夫先生治《漢書》用力至勤，以致不複持本而倒背如流，故能深諳《漢書》行文風格體例，加以具有精深的文字、音韻、訓詁、文法、校勘、修辭的學養，所以無論對於王念孫，還是王先謙，都心有未洽，而思有所補輯；於是在1924年撰成《漢書補注補正》一書，次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陳寅恪先生讀到“補正”後說：“漢書顓家，公為第一”，“漢聖之名，真不虛也”。後來學界稱楊先生為“漢聖”，即緣於此。“補正”出版後，經多次增補，至四十年代任教湖南大學時，更名為《漢書窺管》。“癸巳之歲（1953），僻處麓山，賓朋希簡，發奮補苴，遂終全帙。卅年精力，幸資小結”。此書195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學界反響強烈。楊伯峻先生認為，《漢書》至此，已無剩疑；縱有地下發掘，也隻能用以補充或證明漢代的史料和史實，恐難推翻遇夫先生所作的考訂。馬宗霍先生稱該書在學術上“截斷眾流，直探本始，先儒積疑為之一掃，蓋可視為定論”。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書窺管》的價值日益凸顯，它和後來出版的陳直先生的《漢書新證》一道，一直被公認為是《漢書》文獻整理的兩大巔峰之作。而陳直先生也說：“在《漢書補注》之後，最近成書者，則有楊樹達先生《漢書窺管》，對於訓詁校勘，很有參考之價值；在古物方麵，亦間有征引。《漢書補注》，不能與之相比。”因而陳書“體例完全仿楊氏《窺管》”。楊樹達先生被陳寅恪譽為“漢聖”，稱《漢書窺管》是我國現代古籍整理的典範。
三、民俗學著作
《漢代婚喪禮俗考》是關於漢代典章製度和民俗研究的成果，不但是研究漢代文化史的必讀書，同時對考古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曆史學的研究具有極高參考價值。此書解放後雖曾再版，但當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和其妻的墓被發掘以及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時，考古工作者仍以找不到此書參考為憾。楊樹達先生說：“往歲餘治《漢書》，頗留意於當時之風俗，以小冊錄其文，未遑纂輯”。在清華講《漢書》時，“諸生中有以漢俗為問”，於是“依據舊錄，廣事采獲，成此婚喪兩篇”。1933年《漢代婚喪禮俗考》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約十三萬字。該書為曆史學、考古學獨辟蹊徑，是民國時期曆史學方麵學術性、資料性強，極具代表性、權威性的著作，收入了《民國叢書》的第一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