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神經症通論 第28講分析治療
本演講包含著弗洛伊德對精神分析的治療效果的理論所做的最全麵的說明。他後來在《有終結的分析和無終結的分析》（1937c）這篇論文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某些方麵似乎與它不一致。參見該文的編者注。弗洛伊德極少發表有關精神分析技術細節方麵的文章。不過，可以參見他在標準版第12卷中的技術論文，在那裏可以找到有關該主題的其他一係列著作。女士們，先生們：
你們知道我們今天要講什麼。在我們承認我們的影響主要依賴於移情作用——即暗示時，你們問我，為何我們不在精神分析治療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 suggestion）？而且你們還提出了一個疑問：既然我們承認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還能保證心理發現的客觀性嗎？我曾答應你們，我會給你們以詳細的答複。
直接暗示是針對症狀顯現的暗示，它是你們的權威性和患病的動機之間的一種鬥爭。在這種鬥爭中，你們自己不關心這些動機，而隻要求患者克服它們在症狀中的顯現。不論你們是否使患者處於催眠之下，其原則都沒有什麼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銳的目光再次認為暗示乃是催眠現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為暗示的結果，或一種暗示狀態弗洛伊德後來表達了他對伯恩海姆（Bernheim）的這一觀點的不讚同。見《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章末尾的腳注。，並且他還喜歡在清醒狀態下運用暗示，這種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獲得同樣的效果。
對於這個問題，你們想要先聽什麼——是經驗的東西呢，還是理論的思考？
我們以前者開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個學生。1889年，我在南錫拜訪他，並且我把他的一本有關暗示的書譯成了德文實際上弗洛伊德翻譯了伯恩海姆的兩本書：《暗示及其在治療中的應用》（1886，1888~1889譯）和《催眠術：心理治療中的暗示》（1891，1892譯）。弗洛伊德對前一本書寫的一個很長的序言包括在標準版第1卷中。，我運用催眠治療多年，起初用“抑製性暗示”（prohibitory suggestion），後來則與布洛伊爾（Breuer）的詢問患者的方法相結合使用見英文版第292頁。。因此，我可以根據廣泛的經驗來談論催眠或暗示治療的結果了。如果根據古人有關醫學的見解，一個理想的療法應迅速、可靠，並不為患者所厭惡，伯恩海姆的方法實現了至少兩個這種要求。它能夠迅速見效——或者說要比分析治療快得多，並且它既不會引起患者的困擾，也不會引起其不愉快。但在醫生看來，在長期的治療過程中它顯得很單調；因為無論對什麼人，他都運用同樣的方式，阻止各種各樣症狀的出現，而無法了解症狀的意義。它是機械的工作，而非科學的活動，並且它具有江湖術士的意味，然而為了患者的利益，這一點可以不計較。要說明的是，這種治療缺乏第三種品質：這種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這種方法，而另外一些則不能。對於一些患者來說，它很見效，而對於另外一些來說則不然，並且人們根本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更為糟糕的是這種治療結果不能持久；過了一段時間後，你就會聽到患者又舊病複發，或得了新的病症。盡管可以再次給他催眠，但在其周圍會有一些有經驗的人告訴他，勸他不要再由於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並像服用了麻醉藥一樣嗜此成癖。當然有時實施催眠法之後，也如人所願，經過幾次努力，獲得了成功，並可以使療效永久保持弗洛伊德在一篇早期的論文《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療》（1892~1893）中報告了一個諸如此類的例子。，但決定這種有益結果的條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過短暫的催眠治療，完全治好了一位婦女患者，但她突然無緣無故地對我感到怨恨，並舊病複發。後來，我又再次醫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對我再次表示憤恨。還有另外一次，還是一位婦女患者，我曾通過催眠多次地使她擺脫神經症狀態，但在我有一次為她治病時，她突然用雙臂緊緊地抱住我的脖子弗洛伊德後來在他的《自傳研究》（1925d）中再次描述了這段情節，標準版，20卷，第27頁。。出現了這種情況後，人們不可避免地（無論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療中人的權威性的本質和起源的問題了。
以上這些都是經驗。它們向我們表明去掉直接暗示，我們可以用其他方法來代替。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稍加說明，催眠治療的實踐對患者或醫生的要求都很少。它與大多數醫生所堅持的有關神經症的觀點相吻合。醫生對神經症患者說：“你沒有什麼毛病，這隻是一個神經問題。可以用簡短的幾句話在兩三分鍾裏消除你的困擾。”但是不花費力氣，也不采用任何適當方法作為幫助，就能治好一個嚴重的病症，這與我們所持的有關能量規律的觀點不符。隻要條件是可比的，經驗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經症，但我認識到這種論點並不是無懈可擊的。偶然獲得成功這樣的事情也是存在的。
根據從精神分析中所獲得的知識，我們可以將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間的區別描述如下：催眠治療尋求掩蓋和粉飾心理生活中的東西；分析治療尋求揭露並去除這些東西這種區分是在弗洛伊德的一篇早期論文《論心理治療》（1905a）中以相當的篇幅提出來的，標準版，第7卷，第260~261頁。。前者像是在化裝，而後者像是在手術。前者使用暗示來阻止症狀，它隻增強壓抑量並不改變導致症狀形成的過程；分析治療在引發症狀的衝突中，尋找病源之所在，並通過暗示來改變這些衝突的結果。催眠治療使患者處於不活動並無改變的狀態，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誘因時，他就難以抵抗了。分析治療則要求醫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內心的抵抗。這種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變，有了更為高級的發展，並且具有了防止舊病複發的能力參見英文版第445頁注。。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療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須實現這一點，並且醫生通過一種有教育意義的暗示的幫助為患者提供這種可能性。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精神分析治療可以稱為一種後教育（after education）見英文版提到的《論心理治療》這篇論文（標準版，第7卷，第266~267頁），在那篇文章中，德文詞“Nacherziehung”（後教育）偶爾被錯誤地譯做“再教育”（reedueation）。。
我希望我現在已向你們講清楚了，我們分析治療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療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麵存在著不同之處。從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實中，你們也可以認識到分析法以暗示來輔助治療，而催眠法則隻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療的結果就不那麼可靠，而分析治療的結果則較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賴於患者的移情能力狀況，我們卻不能影響這種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許是消極的，或通常的情況是模棱兩可的，或者他可以采取特殊的態度來防止自己的移情，對此我們一無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們則著眼於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發展，並成為治療的幫助。這樣，我們有可能從暗示的力量中獲取幫助，我們控製它，不論患者如何地喜歡，他都不能對自己進行暗示，我們引導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響的可能性。
但是，你們現在會對我講：無論分析背後的動機力量是移情還是暗示，我們對於患者的影響使我們的發現的客觀正確性產生了疑問。對我們的治療有利的東西成為了我們的研究的損害。這是最常提出的對精神分析的反對意見，並且必須承認盡管這些話沒有理由，但我們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麼精神分析將不過是暗示治療的特別方式，是其中最為有效的一種，這就不必再重視那些所有有關患者過去生活的經驗、心理動力以及潛意識等的結論了。這正是我們反對者所認為的；並且他們還認為我們不過是先由自己設想出與性經驗的重要性有關的東西，然後將這些經驗的意義——甚至經驗本身——灌輸給患者。這些指控通過經驗要比通過理論的幫助更易於反駁。不論是那一位親自運用過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夠使自己確信，在很多情況下，不可能以這種方式對患者進行暗示。當然醫生毫不困難地使他成為某個特定理論的支持者，並且這樣會使他對自己具有某些錯誤的認識。在這一點上，患者會像其他人一樣（像一位學生一樣）行事，但這隻影響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畢竟，假如給予他的這種預先的觀念與他實際具有的相吻合，那麼他的衝突才會被成功地解決，並且他的抵抗才會被克服。而那些醫生推想的錯誤，在分析過程中將會逐漸地被消滅弗洛伊德在《對“狼人”的分析》中提供了一個與此有關的小例子，標準版，第17卷，第80頁。，並被更為重要的和正確的東西取而代之。我們試圖用一種很慎重的技術，來避免由於暗示所帶來的過早的成功；但即使它們真的發生，也沒有什麼危害，因為我們並不滿足於第一個成功。在疾病的疑難沒有得到解決，記憶的缺失未能填補起來，並且壓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來時，我們並不認為我們的分析就算完結了。我們把太快獲得的成功看做是分析工作的障礙而非幫助。直到我們徹底解決了它們可依賴的移情作用，我們才算最後成功了。這個最終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療有別於純粹的暗示治療，使分析可得的療效不同於暗示所得的療效。在各種其他的暗示治療中，移情作用得到了細心的維護而未得到揭示。在分析中，它本身就成為治療對象，並且不斷地就其所有的形式進行剖析研究。在分析治療的最終，移情作用本身必須被消除，如果這時成功是持久穩定的，那麼這種成功不一定來自於暗示，而是由於患者內心已發生了改變，患者內在的抵抗這時已通過暗示被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