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超自然世界
——《麥克白》
美即醜惡醜即美，翱翔毒霧妖雲裏。
——莎士比亞《麥克白》第1幕第1場
莎士比亞在早期喜劇創作中，高舉個性解放的旗幟，熱情頌揚人文主義理想，讚美愛情與友誼。《仲夏夜之夢》中的超自然力量烘托了現世生活的美好與快樂。隨著社會的動蕩變遷，劇作家在中期創作中失去了早期輕鬆、歡快的基調，他轉向對人文主義自身的反思。戲劇是文藝複興時期最重要的一種文學藝術表現形式。多利摩爾在《莎士比亞、文化唯物主義和新曆史主義》（“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New Historicism”）一文中指出，戲劇的政治功能主要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強調戲劇能夠教化大眾，使其保持順從；另一種則認為戲劇的力量在於消除權威的神秘性，使顛覆變得可能。英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曾把君王想象成“舞台上的那個角色，哪怕是他輕微已極的一舉一動，所有注目的人都會看得一清二楚”。戲劇研究社會能量或“焦慮”如何圍繞文藝複興時期文化中的自我塑造最核心、最明顯的方式——王室權力進行。戲劇成為“閱讀”政治權力的文本和表演方式。戲劇通過這種方式成為曆史的自我反照。
莎士比亞終其一生迷戀王者的超凡魅力：王者駕到時引起的群情激奮、對強者的戰栗以及對偉大的敬畏。與此同時，莎氏也了解到王權的負麵影響，王權所帶來的傲慢、殘忍、野心，王權之爭的危險陰謀，王權產生的貪婪與暴力。在16、17世紀之交，英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舊的封建體製已成為強弩之末，新的資本主義正在興起。處於新舊交替時期的英國社會危機四伏，各種矛盾日益激化。麵對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莎士比亞總能站在曆史的高度，敏銳地感受到新時代在孕育過程中的痛苦，並能生動形象地再現時代特征，深刻反映社會現實。在《李爾王》第1幕第2場，莎士比亞通過葛羅斯特之口揭示了縱橫交錯的社會矛盾和殘酷的社會現實：
愛情冷卻，友誼疏遠，兄弟分裂；城市發生暴動，國家發生內亂，宮廷發生叛逆，父子關係崩裂……我們最好的日子已經過去，現在隻有陰謀、欺詐、叛逆、紛亂，追隨我們不安地走向墳墓。
偉大的曆史使命感使莎翁告別了《仲夏夜之夢》中歡快的喜劇世界。他開始用冷峻的目光觀察社會現實，用敏銳的頭腦探索社會的邪惡如何摧殘人性，以及人性的邪惡如何侵蝕社會。《麥克白》中“美即醜惡醜即美”（117）正是對混亂的社會和陰暗的人性的高度概括。莎士比亞作為一名人文主義者，在人性與社會複雜關係的探索中，既看到了人性偉大的一麵，也看到了人性脆弱乃至險惡的一麵。正是人性的脆弱和險惡導致了人生的陰暗，而社會的陰暗又反過來毒害人性。
《麥克白》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中的最後一部。它於1607年8月7日首次上演，第一次書麵出版是在1623年問世的《第一對開本》中。其故事情節主要取材於拉斐爾·霍林希德（Raphael Holinshed）在1577年出版的《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在《編年史》中，麥克白因不滿昏庸無能的國王鄧肯的統治，在一些朋友（包括班柯）的默許和縱容下，殺死鄧肯，登上王位。他在弑君篡位後的前十年統治中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比如，他通過立法加強中央集權，並通過賦予女兒和寡婦一定的繼承權來提高婦女的地位。然而，篡位行為使他一直處於極度的恐懼和不安中。為了鞏固統治地位，麥克白排斥異己，濫殺無辜。他的血腥暴政遭到正義力量的討伐，最終命喪疆場。霍林希德對麥克白的描述和評價與史實有一定的出入。據曆史記載，麥克白殺死鄧肯的部分原因源於麥克白和鄧肯兩個家族之間的世仇。在正常情況下，麥克白比鄧肯更有資格成為蘇格蘭國王。此外，麥克白殺死鄧肯是在戰場上，而不是在自己的城堡裏。另據更為可靠的《蘇格蘭編年史》記載：“麥克白是蘇格蘭早期曆史上最偉大的君主，深受蘇格蘭人民的愛戴、教會的敬重，連他的敵手也非常欽佩他。”
莎士比亞在霍林希德的《編年史》基礎上，精心改編了情節。莎劇中的麥克白是蘇格蘭國王鄧肯的表弟。他因在戰場上英勇殺敵、立下赫赫戰功而受到人民愛戴。然而，麥克白受野心和權欲的驅使，相信女巫的預言，在妻子的慫恿鼓動下，違背良知謀殺了仁慈的國王鄧肯。篡位之後，麥克白一方麵內心感到極大的恐懼和不安，時時刻刻受到良心的譴責與煎熬；但另一方麵，他為了鞏固王位的長久穩定，采用血腥手段斬草除根，殺害無辜，成為不可救藥的暴君。最後，他遭到代表正義力量的馬爾康和麥克德夫的討伐，丟掉性命。莎士比亞依據曆史素材借古喻今，抒發他對社會現實和人類本性的深刻感悟，激發觀眾和讀者對人文主義理想的反思。
長期以來，莎學學者對《麥克白》的評價持有一些截然相反的觀點。有學者讚譽它是莎士比亞創作的最傑出的悲劇，也有學者認為它遠不如其他三部悲劇那樣令人滿意。但大多數批評家還是認為它是一部罕見的藝術傑作。早在 19 世紀初，浪漫主義批評家威廉·赫士列特（William Hazlitt）就在《莎士比亞戲劇人物論》（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1817）中，對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的各自特點做了精湛的表述。他指出：“《李爾王》在激情的深刻強烈方麵占先，《麥克白》在想象的狂放和劇情進展迅速方麵占先，《奧瑟羅》在進步利益與有力的情感變換方麵占先，《哈姆萊特》在思想和感情精致的發展方麵占先。”在《莎士比亞的悲劇》（Shakespearean Tragedy: Lectures on Hamlet, Othello, King Lear, Macbeth, 1904）一書中，著名莎學批評家安·塞·布拉德雷（A. C. Bradley）也將《麥克白》與其他三部悲劇進行了比較。在他看來，盡管《麥克白》在某些方麵使人聯想到《哈姆萊特》，而非《奧瑟羅》和《李爾王》，可是，就主要人物的高度、情節發展的速度、神秘力量所產生的效果，以及在風格和詩律等方麵而言，它卻給人留下了與《哈姆萊特》很不相同的印象。雖然《麥克白》比其他三大悲劇短小得多，但在看戲過程中我們的體驗卻是如此豐富，如此激烈，以致我們隻感到它的情節發展迅猛，卻絲毫不覺得它的短促。布拉德雷由此強調，在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中，《麥克白》是“情感最激烈，情節最集中，也許甚至可以說是一出最令人恐懼的悲劇”。20世紀赫赫有名的莎學專家喬·威·奈特（G. W. Knight）也在《〈麥克白〉與邪惡的玄學》（“Macbeth and the Metaphysic of Evil”,1930）一文中指出，《哈姆萊特》《奧瑟羅》《李爾王》，甚至包括《雅典的泰門》，盡管都可以看作是“仇恨主題”的描寫，然而它們總是向我們指點美德，而不是邪惡。它們所表現的那種陰沉（gloom），乃是一種偉大理論的影子，據此邪惡便被視為是對人類積極願望的否定。可是，我們在《麥克白》中所發現的卻不是陰沉，而是漆黑（blackness）。換言之，在其他劇本中所表現的邪惡的個別類似事例，在《麥克白》裏取得了最集中的表現形式。因此，邪惡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奈特認為，“《麥克白》是莎士比亞對邪惡的最深邃而成熟的想象”。的確，這部戲劇是莎士比亞創作中最黑暗、最令人恐懼的悲劇，充滿著邪惡、混亂、血腥和幽靈般的恐怖氛圍。
近三十年來國內學者對《麥克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劇中人物的悲劇性、宗教倫理、精神心理、女性主義、敘事模式、超自然因素和人文主義等方麵。有學者從“語言的悲劇”視角和比較文學角度重新闡釋麥克白悲劇的根源，給《麥克白》研究帶來了新的變化。研究者指出，“女巫”是語言符號，是一組能指符號。麥克白身上有人性和魔性之間的激烈衝突，人性的淪落和人生價值的喪失，讀者對麥克白憎恨和恐懼的同時，又表示了同情和憐憫。有學者指出，《麥克白》與《聖經》之間存在知識、意象、觀念三個範疇的明顯聯係。李偉民在《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一文中指出，對麥克白的形象和社會悲劇性質的闡釋在曆來的《麥克白》研究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在《麥克白》研究中“社會悲劇說”影響最大，且在20 世紀80至90 年代，國內相當一批研究者持此看法。研究者普遍認為，麥克白的悲劇在於野心戰勝了善良的天性。
《麥克白》中的超自然因素長期以來備受學者關注。A. W. 克勞福德（A. W. Crawford）在文章《〈麥克白〉中的幽靈》(“The Apparitions in Macbeth”）中分析了幽靈對劇情發展，對主人公心理變化帶來的重要影響。沃爾特·克萊德·柯裏（Walter Clyde Curry）在文章《〈麥克白〉中的惡魔的形而上學》(“The Demonic Metaphysics of ‘Macbeth’”)中通過分析女巫三姐妹的外貌、言行、劇中作用指出她們是惡魔力量的代表。托馬斯·卡特裏（Thomas Cartelli）在《班柯的鬼魂：共享的視覺》(“Banquos Ghost: The Shared Vision”）中結合舞台表演，分析了班柯鬼魂在文本和表演中對視覺的衝擊。大衛·克蘭茲（David L. Kranz）的《〈麥克白〉中玄奇力量的聲音》(“The Sounds of Supernatural Soliciting in ‘Macbeth’”）一文分析了各種超自然現象的聲音在劇中的表現和功用。
莎士比亞在《麥克白》中折射出文藝複興時期各種權力、利益、觀念、信仰的複雜關係。其他非文學文本中的社會能量“流通”到了莎劇中，上演後社會能量又通過觀眾流回社會。這部悲劇中超自然因素的大量運用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形成了互文關係，使觀眾和讀者產生共鳴。新曆史主義主張的“曆史的文本性”與“文本的曆史性”為理解《麥克白》中的超自然因素提供了多維闡釋的可能性。一方麵，文本與曆史之間具有互文性，文本受到共時文化語境的影響；另一方麵，文本參與重塑曆史，展示出強大的修辭力量。新曆史主義打破了主觀與客觀、真實與虛構、文學與曆史之間二元對立的關係，把曆史當作由敘述話語結構連綴起來的“素材”，提倡“把文學材料和非文學材料同樣當作‘文本’來進行闡釋”。《麥克白》文本的闡釋和閱讀是各種力量在闡釋中不斷流通、協商、交換、碰撞，導致新思想和審美力量不斷得到塑造的過程。在這種人性自我塑造的奧秘揭示中，我們得以窺見格氏研究文藝複興自我塑造的真實意圖是，打破傳統曆史、文學二元對立，將文學看作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在曆史語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種重新塑造每個自我以至整個人類思想的符號係統。而曆史是文學參與其間，並使文學與政治、個人與群體、社會權威與他者權力相互激蕩的“作用力場”，是新與舊、傳統勢力和新生思想最先交鋒的場所。在這種曆史與文學整合的“力場”中，讓那些伸展的自由個性、塑形的自我意識、升華的人格精神在被壓製的曆史事件中發出新時代的聲音，並在社會控製和反控製的鬥爭中訴說他們自己的活動史和心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