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公四年《經》：庚辰，吳入楚。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例五：
哀公十二年《經》：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上文所列之外，兩傳行文中用“蓋”字的條目還有許多。《公羊傳》有：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莊公二十四年赤歸於曹；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僖公二年城楚丘；八年鄭伯乞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十四年城緣陵；襄公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十一年諸侯會蕭魚；昭公八年蒐於紅；十一年大蒐於比蒲、楚師滅蔡執蔡世子用之；哀公四年蒲社災。《穀梁傳》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六年大閱；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僖公八年鄭伯乞盟；定公十年頰穀之會。這些條目，兩傳都在有關內容前著一“蓋”字，明示傳疑。
與此相類似，《公羊傳》有時用“其諸”一詞，表示存疑。如：
例一：
桓公六年《經》：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例二：
閔公元年《經》：冬，齊仲孫來。
《公羊傳》：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例三：
宣公五年《經》：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羊傳》：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穀梁傳》也有以“或者”表示存疑之例。
文公四年《經》雲：“夏，逆婦薑於齊。”《穀梁傳》雲：“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
有時因傳聞異辭，疑莫能明，《公羊》、《穀梁》幹脆不加取舍，諸說並存。如：
例一：
隱公二年《經》：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例二：
莊公元年《經》：齊師遷紀郱、鄑、郚。
《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於郱、鄑、郚。
例三：
僖公元年《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薑，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例四：
成公元年《經》：秋，王師敗績於貿戎。
《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
例五：
襄公十九年《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於祝阿。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
除上文所列，兩傳諸說並存的例子還有不少。如兩傳稱“或曰”的條目有：《公羊傳》閔公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戰；成公十七年用郊。《穀梁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八年祭公來；莊公三十一年築台於秦；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成公二年鞌之戰；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二十五年有茲鵒來巢；定公六年城中城；九年得寶玉大弓。其他如，《穀梁傳》隱公八年“無侅卒”條稱“或曰”、“或說曰”，莊公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條稱“其一曰”，三年“桓王崩”條稱“傳曰”、“或曰”，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條稱“其一傳曰”，十八年“夫人薑氏歸於齊”條稱“一曰”。
劉師培雲：“觀《左傳》記事無蓋詞，《穀梁》於郭公諸條始著蓋詞，《公羊》所著則以十餘計。蓋詞而外，《公》、《穀》兼用或詞。《公羊》所雲‘其諸’與‘或者’同，亦有直言‘無聞’者。又宣夫人、公子喜時諸條，《左傳》所載至詳，《公羊》則均言‘未知’。宣二年勇士，《左傳》明言靈輒，《公羊》則言勇士某，此即劉歆所謂傳聞與親見不同也。《穀梁傳》莊公七年雲：《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這裏講“疑以傳疑”實際上正可用來說明《公羊》、《穀梁》對某些史料未能把握的無奈。《公羊》、《穀梁》所謂“無聞未聞未有聞未知”是承認不了解有關事實，蓋或曰一曰其一曰其一傳曰或說曰之類，表明它們對某種判斷沒有把握。這類條目是如此之多，足以證明兩傳在占有史料方麵存在缺憾。《春秋》文辭簡約，記載史實，許多條目不詳過程，隻錄結果，如法官之終審判決。而其原始資料，則如同辦案之卷宗。想要說明法官判決的旨意及依據，當然不能信口開河，而應根據相關事實資料。文獻不足，闕疑傳疑，對於解經者來說，實屬無可奈何之事。如果憑借想象，甚或任意歪曲、編造，其結果必然造成謬誤。《公羊》、《穀梁》解經出現的一些失誤，與不明事實有很大的關係。
（二）成書背景與流傳形式
1.成書背景
《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劉師培：《左盦集》卷二”春秋三傳先後考。
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孔子作《春秋》”約其辭文“又雲：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此，知孔子修《春秋》，弟子傳《春秋》，為免時難，不能無所顧忌，都有意回避了詳盡的事實材料。左丘明作傳，情況卻大不相同。《十二諸侯年表》雲：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離開事實，以空言說經，難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左氏有感於孔門弟子退而異言，懼失《春秋》之旨，故依據史實，”具論其語而成《左氏春秋》。《公羊》、《穀梁》偏重義理，《左傳》詳於史實，與它們的成書背景不同有關。三傳運用史實的諸多不同，也與此有關。
2.流傳形式
《左傳》成書，即著竹帛，定型較早。《公羊》、《穀梁》在早期則以口說流行。《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雲：“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十口相傳，難免失真。《公羊》、《穀梁》口耳相傳，情況也是如此。一方麵，由於以口說流行，沒有一個定本，經師在講授時發揮餘地較大，容易摻進一些增飾附會的東西；另一方麵，原本正確的東西也容易在流傳中漸漸失真。特別是在舊史散佚、沒有相關文獻可資參考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桓譚《新論》雲：“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這一看法，應當符合實情。
現在兩傳以“公羊”、“穀梁”命名，實際上它們在流傳過程中都綜合了各家之說。《公羊傳》稱“子沈子”、“魯子”、“司馬子”、“子女子”、“高子”、“公扈子”、“子公羊子”、“北宮子”，《穀梁傳》稱“穀梁子”、“屍子”、“沈子”，兩傳諸說並列的條文至少有數十條（已詳前文），對諸家之說加以取舍而未明言的當更多。兼綜各家之說，加以比較、取舍，在某些具體的條目上可能會後來居上。但兩傳以口說流行，總的趨勢是漸離本真。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吾不知其所從受，然其書《穀梁》間有稱屍子、沈子，《公羊》稱子沈子、子北宮子、子司馬子、子女子、魯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學者也。是其淵源皆出孔子者邪，抑各以其所聞而自相傳受者耶？然而《穀梁》載屍子言初獻六羽曰始厲樂矣，則非經意也。而《公羊》載魯子言晉文公會溫為溫近而踐土遠，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婦薑於齊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宮子言晉執戎蠻子為辟伯晉而京師楚，司馬子言齊人伐山戎為操之急，子女子言齊仲孫為吾仲孫，其去經意皆遠甚，則二氏其亦多門而莫知所從歟？使數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門人，必不如是駁矣。”葉氏還認為《公羊》、《穀梁》因“不得見魯史，不知事之實，徒以義傳之，以求合於事”，故解經多有“乖違”。孔子根據魯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去其繁重，隱其“不可以書見”之內容，雖語焉不詳，但當時典冊俱在，七十子之徒生當其時，親接夫子，了解有關史實，應非難事。史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十四。
葉夢得：《春秋考》卷三：“統論”。
記·孔子世家雲：“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親授《春秋》，基本事實當不至有大誤。孔門弟子對孔子筆削之意雖不敢輕易評論，而對其筆削的依據似無不知之理。即或疏於按核，退而異辭，也不致背離事實太多。後來魯史散佚，情形就不一樣了。《公羊》、《穀梁》流傳至今，史實謬誤隨處可見，上文已擇其顯者略加舉證。古今學者談及於此者，更是不可殫舉。史實既失，解經基礎便不可靠，闡釋經義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偏差。宋張洽雲：“啖、趙[以]為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事失所本，義離其真，兩者互相影響，更陷入惡性循環之中。顧頡剛認為“公》、《穀》之義，誠多牽強”，他在列舉大量例證之後指出：“凡此皆據一二字各逞私臆妄為解說，或無中生有，或顛倒史實，要皆為憑空撰語自圓其說者。《公羊》誕矣，《穀梁》尤甚焉。”四、結語劉知幾將《左傳》與《公羊》、《穀梁》進行比較，以為“二傳之義有五短”，有雲：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產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張洽：《春秋集注·綱領》。
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四“春秋三傳論”。
國典，時號正書。既而《先賢》、《耆舊》、《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強書它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冊府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同時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於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錄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稿削，孟堅雌黃所構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璅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官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雲‘楚子麇卒’，而《左傳》雲公子圍所殺。及《公》、《穀》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案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劉氏論三傳長短及其原因，語多中肯，可資參考。《左傳》與《公羊》、《穀梁》以事解經的區別，如數量多寡不一，敘事準確性有別，主要原因在於：《左傳》依據簡冊，充分地占有了資料，故能得心應手，遊刃有餘，《公羊》、《穀梁》則因史料匱乏，顯得力不從心；《左傳》早著竹帛，成書於魯史散佚之前，故能敘事從容，如形目前，《公羊》、《穀梁》始以口說流傳，曆久而漸失其真，又於魯史既亡之後方始寫定，因此不免捉襟見肘。由此可以判斷，《公羊》、《穀梁》未能更多地補充史實，有關記載多有謬誤，實出無奈。
劉知幾：《史通·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