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認為不言衛滅，是為桓公諱，不書城者為不與諸侯專封，都能言之成理。但它解釋經義的基礎卻不牢靠。“蓋狄滅之”為揣測之辭，幸好所言時中，不至於產生大的謬誤。《穀梁傳》釋義與《公羊傳》相似，而竟隻字不提滅衛的事實，說理更顯得空洞。閔公二年《經》雲：“狄入衛。”《左傳》雲：“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侯）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於曹。”又雲：“僖公）二年，封衛於楚丘。……衛國忘亡。”據《左傳》，則閔公二年狄入衛即滅衛，僖公二年城楚丘實封衛，確然無疑，與《公羊》、《穀梁》之釋義可以互相印證。兩傳苦於不能確知史實，故於《經》書狄入衛均無一言，而釋城楚丘，或語氣遊移，或閃爍其辭，令人對其可靠性產生懷疑。
例三：
僖公五年《經》：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
兩傳釋《春秋》書“執”之義，均未得要領。虞之亡，因虞公貪財，不聽宮之奇“唇亡齒寒”的忠告，兩次假道與晉伐虢。《左傳》雲：“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傳》僖公二年雲：“虞公）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穀梁傳》亦雲：“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據《左傳》，晉滅虢滅虞同在僖公五年十二月，晉人一舉而滅兩國，這是理解經書執虞公的關鍵。《公羊》、《穀梁》誤認為滅虢在僖公二年，不明晉順道滅虞的事實，故解說經義亦多隔膜。
例四：
僖公十七年《經》：夏，滅項。
《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嚐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嚐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左傳》雲：“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薑以公故，會齊侯於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由於經文“滅項”無主詞，導致三傳理解迥異。考之史實，揆諸情理，參以《春秋》行文之例，滅項者應為魯國而非齊國。《公羊》、《穀梁》主名既誤，所作解說也就失去了依托。兩傳不能揭示《經》書“夫人薑氏會齊侯於卞”“公至自會”與“滅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書法大義，也是因為不了解事實真相。
例五：
襄公十三年《經》：夏，取詩。
《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於邾婁？諱亟也。
《左傳》雲：“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以詩為邾婁之邑，而《左傳》則認為是國。由於了解史實的程度存在差異，它們甚至對基本事實的定性都無法統一。而對於《春秋》書法及其含義的理解，更是判然有別。不管它們誰對誰錯，都足以證明事實對於解經的重要性。昭公四年《經》雲：“九月，取鄫。”《公羊傳》雲：“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左傳》則雲：“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此例《公羊傳》以鄫為國，而《左傳》認為是邑，情況正好與襄公十三年之例相反，而事實為解經之根本，其理則一。
（三）揭舉隱諱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春秋》多不可書見之文辭，而隱諱為其中之一。《公羊傳》閔公元年雲：“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穀梁傳》成公九年雲：“春秋》）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春秋》隱諱，在弑君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隱諱作為《春秋》重要書法，對於體現作者的“微言大義”起著重要的作用。隱諱之目的，並不是將某些事件完全抹去或者加以歪曲，而是經過某種獨特的處理，在更深的層次表現作者的思想與見解。後人探求《春秋》書法及其微旨，必須聯係本事。
例一：
隱公十一年《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公羊》、《穀梁》確認隱公被弑的事實而未作具體說明。《左傳》雲：“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於洩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洩氏，立桓公而討洩氏，有死者。”《左傳》的記載，可為隱公被弑和《春秋》之有所“隱”及“不地”之立論依據。
例二：
莊公三十二年《經》：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傳》：子卒雲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逾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
此年經文書法最重要的一點是諱弑書卒，《公羊》、《穀梁》均未言及。《左傳》雲：“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其事既具，則《春秋》隱諱之義，自不待明言。
例三：
閔公二年《經》：秋八月辛醜，公薨。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傳》：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左傳》雲：“秋八月辛醜，共仲使卜軏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閔公之死也，哀薑與知之，故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於夷，以其屍歸。僖公請而葬之。”《左傳》所載史實，對於理解《春秋》，為必不可少之依據。《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共仲、哀薑既伏其辜，閔公仍不書葬，顯然不能用“賊不討”來解釋。《公羊傳》以為共仲不誅，體現了“逸賊緩追”的“親親之道”，正因不明事實而昧於大義。《穀梁傳》認為“不以討母葬子”，其義頗精，但也必須參考《左傳》所載史實方始明了。
例四：
文公十八年《經》：冬十月，子卒。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
《公羊》、《穀梁》都從“日”與“不日”來推測卒者是壽終正寢還是非正常死亡，說甚迂闊。《左傳》雲：“冬十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事實與書法都很清楚。
有關弑君的基本事實，對《春秋》書法具有多方麵的影響。被弑而書“薨”、“卒”，是經文有所隱諱；弑君之後，作亂之人是否受到誅討，關係到被弑之君是否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閔公之賊已討而亦不書葬，是因為哀薑身份特殊。這些，都有賴於事實而後明。《左傳》於隱公等四人之弑均詳其過程，並非多餘。
國君是遇弑還是自然死亡，還關係到《春秋》對新君繼位的記載。一般情況下，國君正常死亡，則新君書即位；如果國君被弑，新君一般不書即位。但《春秋》書法的獨特之處，正在於它往往打破常規，以表達作者的獨至之見。《春秋》對桓公等四人繼位的記載不同，即是其例。
《春秋》閔公、僖公元年都書“元年春王正月”，而不書公即位。《公羊傳》閔公元年雲：“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莊公存之時，（鄧扈）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穀梁傳》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公羊傳》僖公元年雲：“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同樣是繼弑君，《春秋》桓公、宣公元年卻均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與閔、僖二君情況截然不同，其間區別何在？《公羊傳》桓公元年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雲：“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公羊傳》宣公元年雲：“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雲：“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羊》、《穀梁》兩傳分別認為桓、宣二君書即位，是因二人“與聞”弑君之事、有“意”爭君位，這是正確的。那麼，何以見得二人與弑君之事有牽連且有爭位之意呢？《左傳》隱公十一年雲：“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羽父使賊弑公於洩氏，立桓公。”文公十八年雲：“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隱公有讓桓之誌而桓公殺之，宣公與嫡子爭位而篡立，不正是桓、宣與聞其事、有意爭立的最好說明嗎？如果不將有關事實揭出，則《春秋》前君書“薨”、“卒”，而新君書即位，極易被誤認為是正常死亡和正常即位，《春秋》大義將湮滅不彰。
四、事實與孔門說經
前人論述事實與經義關係，亦時有可觀者，茲擇要略述如下，以供參證。
張高評曰：“孟子》述孔子作《春秋》雲：‘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事者，曆史發生之本體，經文字或非文字之征存以傳後者也。文者，曆史發生之客觀記述，文字之考訂，史事之考證皆屬之。若夫義，則是史家主觀心識中所懷之哲理，乃撰史時去取之圭臬。以《春秋》言之：《春秋》為一霸史，蓋桓、文之伯事，《春秋》所以終始者，此其事也。魯史策所記，一依成法，不可益損，此其文也。而或史之所無有而筆削之，以見孔子之特識，致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辭，此其義也，此所謂《春秋》之書法義例也。《禮記·經解》引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即比例，此孔子自發其作《春秋》之旨，為有義例也。《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之原委，亦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傳》亦謂《春秋》曰：‘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雖變義為詞，但謂丘有罪，即可謂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心於其間，有義例於其中。故合《禮記》、《孟子》、《公羊》三家之說觀之，《春秋》之作，必有義例，非苟作也。有事有文而若無義例，斯即王安石所謂之斷爛朝報矣，又何價值之可言乎？知《春秋》之必有義例，又知《春秋》之價值，端在義例，然後可以言《春秋》。”元黃澤曰：“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若專據經文，而不考史，則如‘滅項’之類如何見得？”又曰：“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後聖人之法可求。若其本意脈絡，則盡在《左傳》。”明湛若水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乎大者，《傳》識其小者。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跡，則《左氏》之事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薑炳璋曰：“若州蒲之弑，自成四年伐鄭之後，欒書並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弑君，微《傳》，安知弑君之為書也？鄭伯卒於鄵，微《傳》，安知為釭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傳》，安知其圍弑也？他如莊公七年齊人執鄭詹，微《傳》，則相傳為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微《傳》，則或以為自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微張高評：《左傳導讀》第五章”論《左傳》之解經與緣飾增續。
見趙汸：《春秋師說·論魯史策書遺法》。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序》。
湛若水：《春秋正傳·自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春秋類一·序》。
《傳》，則且以為導淫也。定四年，吳入郢，微《傳》，則以為掘文王之墓，鞭之三百，左右踐腹，右手抉目，且以為辱及昭王之母也。“文史通義·易教上》：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葉瑛注：蓋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離器而言道，猶離形而求影，此天下所必無者，故雲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綜合以上各家之說可知，《春秋》大義與《左傳》事實的關係，確實有類於道之於器，形之於影。離開事實，《春秋》之義將無所依托，晦而不明。
運用曆史事實，是孔子及其後學解說《春秋》的法寶。
《春秋繁露·俞序》雲：“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玉杯》雲：“春秋》之好微與其貴誌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誌，遂人道之極者也。”《精華》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據《繁露》之說，《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通過對人事的判斷，表達自己的主觀理想。《春秋》之所書，如同法官之最後裁決，而其裁決的方法是“本其事而原其誌”，即依據客觀事實。同樣地，要判定孔子的裁斷是否正確公正，也應以事實為根據。《春秋繁露·精華》雲：“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孔子作《春秋》的終極目標是述往事，思來者，為後人提供借鑒。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對曆史事件有具體的了解。《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雲：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薑炳璋：《讀左補義》。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卷一。
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又雲：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奸萌。”孟子·離婁下》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洪業曰：孔門《春秋》之教，有文，有義，文則舊史之陳篇，義則孔子之新裁。文則屬辭比事，有時而失之亂，學者習之深，然後可免。義則君人者將持勢蚤絕奸萌，雖亂臣賊子聞之而亦懼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者，其意在此而不在彼歟？”春秋》之文，據舊史筆削而成，《春秋》之義，賴舊史所載史實而明。子夏說《春秋》重視事之漸萌，目的就是依據史實，從事物發展的終始本末中引申出成敗得失之理，借鑒往事，著眼現實，杜漸銷萌，防患於未然。這正是孔子筆削精義之所在，也是《春秋》價值的最高體現。
《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孔門弟子退而異言，是因為不明事實；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正是針對這一弊端而采取的補救措施，同時也是為了表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此理既明，以事解經的合理性也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