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判得失明書法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春秋》所載事件，是非得失往往不甚了了，需借助於傳文而後明。此類例子為數甚夥。這裏限於文公初年略舉數事。
例一：
葉夢得：《春秋考》卷一“統論”。劉知幾：《史通·申左》。
文公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
例二：
文公二年《經》：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例三：
文公三年《經》：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吊如同盟，禮也。
例四：
文公四年《經》：夏，逆婦薑於齊。
《左傳》：逆婦薑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薑之不允於魯也。
例五：
文公五年《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左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以上所舉各例，經文的記載大多連事實都不很明了（如例一至例四），褒貶之義更是無從知曉。《左傳》述其事，辨其理，是非得失，一目了然。
《左傳》敘事，往往與解釋《春秋》書法的文字相配合。這一類型，除“五十凡”、“君子曰”之外，文中有明顯提示的即達一二百處，其中以“書”、“書曰”作提示的有七十餘例，出現“不書”五十八例，其餘“未書”、“不先書”、“稱”、“不稱”、“言”、“不言”之類，不一而足。這裏以僖公時期為限略舉數例。
例一：
僖公二年《經》：“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雲：“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裏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例二：
僖公十六年《經》：“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十七年《經》：“九月，公至自會。”《左傳》雲：“十七年）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又雲：“秋，聲薑以公故，會齊侯於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例三：
僖公十九年《經》：“梁亡。”《左傳》雲：“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止。’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例四：
僖公二十八年《經》：“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又雲：“天王狩於河陽。”《左傳》雲：“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例五：
僖公二十九年《經》：“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於翟泉。”《左傳》雲：“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如上所引，例一，晉主謀伐虢而《經》先書虞；例二，僖公止於齊而《經》稱公至自會；例三，梁亡而不書其主；例四，晉侯召周天子會諸侯而《經》雲天王狩於河陽。例五，諸侯之卿與會而《經》不書。凡此諸例，《春秋》書法因與事實對照而顯得彰明，而《左傳》所敘事實，也在解經中體現了自身的價值。《左傳》敘事與解經的文字互相配合，可謂相得益彰。
三、以事解經與孔門家法
運用曆史事實，是孔子及其後人解說《春秋》的法寶。
（一）孔子不以空言說經
《春秋繁露·俞序》雲：“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繁露·精華》雲：“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誌》雲：“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不可以書見”的內容，是孔子微意之所在，而要將《春秋》“刺譏褒諱挹損”之義揭示出來，就必須聯係這些“不可以書見”的事實。孔子口授弟子在前，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在後，實際上都貫徹了孔子“不以空言說經”的意圖。
（二）子夏說《春秋》重“萌”“漸”
《史記·孔子世家》雲：“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子夏是孔門高弟，長於《春秋》之學。他對於《春秋》的見解，已難窺其全，而他解說《春秋》的基本方法猶可考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雲：“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奸萌。”又雲：“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春秋繁露·俞序》雲：“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又雲：“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繁露·二端》雲：“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繁露》概括《春秋》“至意”，與子夏之重“萌”、“漸”若合符節。《孟子·離婁下》雲：“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洪業曰：“孔門《春秋》之教，有文，有義，文則舊史之陳篇，義則孔子之新裁；文則屬辭比事，有時而失之亂，學者習之深，然後可免；義則君人者將持勢除患，蚤絕奸萌，雖亂臣賊子聞之而亦懼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成《春秋》’者，其意在此而不在彼歟？”《春秋》之文，據舊史筆削而成，《春秋》之義，賴舊史所載事實而明。子夏重視事之“萌”“漸”，目的就是依據史實，從事物發展的終始本末中悟出成敗得失之理，借鑒往事，著眼現實，杜漸銷萌，防患未然。這正是孔子筆削精義之所在，也是《春秋》價值的最高體現。
（三）《公》、《穀》以事解經
《春秋》出於舊史，它與曆史事實有著割不斷的聯係。曆史事件本身乃至於它的各種因素和各個環節，如人物、時間、地點、原因、過程、經過等，都可能直接影響到對於經文的理解。解釋經文，不能離開史實。《公羊》、《穀梁》兩傳的作者也深明此理。
《公羊傳》大約有570條，《穀梁傳》大約有750條。兩書雖不像《左傳》那樣以補充事實為主，但大多數條目都涉及史實或與史實有關聯。兩傳敘述事件較為具體者，《公羊傳》有50餘條，《穀梁傳》有30餘條。以僖公時期為例，《公羊》、《穀梁》兩傳都涉及的事件有：僖公二年，晉假道伐虢取虞；三年，陽穀之會；九年，葵丘之會；十年，裏克事；
洪業：《春秋經傳引得序》。
二十二年，泓之戰；三十三年，殽之戰。《公羊傳》涉及的事件有：僖公元年，齊桓公殺薑氏；季友、公子慶父事；四年，齊人執袁濤途；十年，裏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穀梁傳》有：僖公元年，公子友獲莒挐；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九年，梁亡。
《公羊》、《穀梁》兩傳解經，有時明知某事不能確知，卻又不能不涉及，這類條目尤可見出兩傳對史實的重視。如，隱公八年《經》雲：“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穀梁傳》雲：“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又如，成公元年《經》雲：“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公羊傳》雲：“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兩傳解經，有明確承認某事“無聞”、“未聞”、“未有聞”、“未知”者，有在判斷句前著一“蓋”字以示存疑者，有標明“或曰”、“一曰”、“其一曰”、“傳曰”、“其一傳曰”、“或說曰”並存諸說者。類似的字眼，兩傳中至少有50處。明知事實不能確知而又無法回避，說明事實對於解經不可或缺。
《漢書·藝文誌》雲：“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春秋》“不可書見”而孔子“口授弟子”的內容，可能也包括《春秋》的微言大義，但主要應是指事實。弟子說《春秋》“失其真”，故左氏“論本事而作傳”，書成後為免時難，“隱其書而不宣”，可為“褒諱貶損”指事實之注腳。《公羊傳》、《穀梁傳》所發《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及種種忌諱之辭，更足以說明《春秋》“不可書見”者主要是事實。三傳既以解釋經文為己任，考見《春秋》“不可書見”之辭，進而推求其義，自屬必不可少之步驟。此理既明，以事解經的合理性也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