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晉綏的八路軍電台女台長
抗日英烈
作者：何廣華 何明圓
2014年9月30日，四川廣元烈士陵園內，烈士紀念碑巍然聳立，漢白玉製作的浮雕上，抗日女英雄宋玉生的雕像尤其令人矚目。上午10時，廣元市暨利州區烈士公祭活動在這裏隆重舉行。在莊嚴肅穆的哀樂聲中，600多名社會各界群眾，懷著極其崇敬的心情，向宋玉生等13121名烈士敬獻了花籃，並追憶了這位女英雄短暫而又悲壯的一生。
1942年5月，八路軍晉綏支隊無線電台台長、無線電支隊隊長宋玉生帶領全隊戰友，在晉綏抗日根據地的一座無名山岡上，與凶惡的日軍展開殊死拚殺，彈盡援絕之後，為掩護戰友撤退，她獻出了22歲的如花生命……
千裏求學，跋山涉水赴延安
1920年3月，宋玉生出生在四川省廣元縣下河街一個小商販家庭。父親經營土特產，生意紅火，家庭殷實。宋玉生11歲那年，父親因長年操勞患病，不幸離開人世。從此，生活的重擔就落在了母親一人身上，家道也逐漸衰落。在弟弟宋安邦的記憶裏，姐姐宋玉生是一個活潑開朗、頗有主見、愛憎分明的人。
廣元，古稱利州，是四川最北的城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裏成為川陝革命根據地的第二大區域，是西線的主戰場、後期的中心和紅四方麵軍長征的出發地。廣元蘇區共輸送4.7萬優秀兒女參加了紅軍。1932年至1935年，紅四方麵軍在廣元先後建立了10個縣級、55個區級、245個鄉級蘇維埃政權，嘉陵江兩岸打土豪分田地的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火熱的革命形勢對少年時代的宋玉生產生了很大影響。她從小喜愛文娛活動，上小學時便愛唱歌跳舞，尤其喜歡唱南宋民族英雄嶽飛的《滿江紅》。上初中後，她帶頭把長辮子剪成短發，積極從事反對婦女纏足的活動。
1935年，因為舊習俗的影響，也為了減輕家庭負擔，母親托人給15歲的女兒說了一門婚事，宋玉生堅決反對，說：“婚姻大事是關係男女終身幸福的大事，完全拋開子女意願，僅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過去了。”她自編、自導、自演獨幕話劇《出走》，表現了誓與包辦婚姻鬥爭到底的決心，在學校演出後，深受全校師生的好評。
1936年9月，宋玉生打聽到陝西西安衛生學校招生的消息，於是決定同陳紹香、吳子華、王秀華等同學一道，遠赴西安報考衛校。
俗話說，“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那時，川陝公路尚在修築，4個小姑娘家裏貧窮，什麼交通工具都乘不起，隻得背著簡陋的行李，徒步向西安進發。一路上，她們餓了就吃點兒幹糧，渴了就喝點兒泉水，困了就倒在破廟或草棚裏睡。這樣過了整整20天，經曆了無數的艱難險阻，她們硬是從廣元走到了西安。
可是，當她們千辛萬苦來到西安，好不容易找到西安衛校時，得到的答複卻是：衛校不招生了。4個小姑娘頓時心涼了半截，隻好四處尋找適合她們報考的學校。
經過幾天奔波，報考學校的事仍無著落，身上的盤纏也所剩不多了。心灰意冷的陳紹香、吳子華、王秀華決定結伴返回廣元。宋玉生建議大家再等幾天，到別處碰碰運氣，可3個姑娘去意已決，宋玉生隻得含淚與她們告別。
孤身一人的宋玉生留在西安，四處尋找機會，但始終無法找到明確的人生目標。不久，西安事變爆發，全國抗日運動風起雲湧，生性活潑的宋玉生也參加了不少社會活動，引起了陝西姑娘杜培毅的注意。杜培毅是華縣杜家堡人， 1927年隨長兄杜鬆壽參加革命，1936年12月在西安西京醫院組織護士救國會，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杜培毅比宋玉生大兩歲，兩人相識後，她經常向宋玉生灌輸抗日救亡的思想，講青年人應有的抱負。
七七事變爆發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陝北的紅軍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紅軍遊擊隊分別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延安成了中國人民的抗日聖地。“到延安去”成為當時一切向往革命的熱血青年和有識之士的共同選擇。為了把大批愛國青年培養成為優秀的抗戰幹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決定創辦陝北公學，8月，陝北公學開始招生。
杜培毅時常給宋玉生介紹抗日聖地延安的情況，鼓勵她投身於偉大的抗日戰爭，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不懈奮鬥。宋玉生第一次聽到這麼多新鮮名詞，覺得杜培毅非同一般，並且值得信賴，當即決定與其結為好姐妹，並約定一起去報考延安陝北公學。結果沒想到她倆竟然都被錄取了，兩個姑娘高興得跳了起來。
“打斷骨頭還有筋，扒了皮肉還有心；隻要還剩一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從西安到延安有300多公裏。兩個姑娘背上行囊，和15名熱血青年一起拄著木棍，一路上跋山涉水，曆盡艱辛，兩天走了40多公裏，到了三原縣。這時，她倆渾身的骨頭像散了架，腿腳都腫了起來，再也不能前行，隻好經八路軍三原辦事處介紹到吉陽短訓班受訓。
短訓班條件較好，一天3頓大米飯，白天4堂政治課、2堂軍事訓練，晚上講故事聽，或者寫寫畫畫。兩星期後短訓結束，姐妹倆還是想到延安去。
從三原到延安還有200多公裏的路，姐妹倆再次彙入11人的隊伍向延安進發。她們走了整整10天，腳板上磨起了血泡，痛得一步一咬牙。但她們毫無怨言，互相幫助，互相鼓勵，終於到達了日夜向往的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