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拍”是明代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初刻拍案驚奇》刊刻於崇禎元年（1628），共40卷；《二刻拍案驚奇》刊刻於崇禎五年（1632），亦40卷，其中第二十三卷《大姊魂遊完宿願》與初刻重複，第40卷《宋公明鬧元宵》為雜劇，實際上共收短篇小說78篇。“二拍”故事的素材，大多取自前人或同時代人的小說、筆記、戲曲等。據譚正璧考證，《初刻拍案驚奇》40篇，正文本事有依據者34篇；《刻拍案驚奇》38篇，正文本事有依據者32篇。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據胡士瑩考證，《初刻》40篇作品，正文本事有確切出處者32篇；《二刻》38篇作品，正文本事有確切出處者32篇。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與“三言”相比，“二拍”的大部分小說描寫的是明代的人和事，雖然，78篇小說中，不少故事發生的時間不是明代，春秋時期有1篇，唐代9篇，宋代21篇，元代7篇，5篇難以確定年代，但是，故事的內在精神具有強烈的晚明特色。雖然，“二拍”的大多數作品有本事可依，但經過作者的再創作，較之原有素材，或拓展情節。如《程朝奉單遇無頭婦》取材於《智囊補》第十卷《察智部》之《徽商獄》，一則簡單的怪事演變成一篇懸念叢生、頗富吸引力的小說；或立意深刻。如《趙六老舐犢喪殘生》出自《智囊補》第七卷《明智部》之《張晉》，在原來的故事裏，父親夜晚到兒子家偷竊的原因交代不明，淩初則從父母以不正當的手段、不切實際的行為溺愛子女後果危險，追名逐利的社會風氣扭曲了親情，這些富有警世意義的角度揭示了造成命案的深層原因；或再造人物，如文若虛從一個貪婪狡詐的奸商變成一個積極進取、精明能幹的成功商人。“二拍”中的故事與其本事相差往往不大，主要的差別在於人物形象發生變化。本事的作者通常比較關注聳人聽聞的奇人異事，人物形象大多數比較單薄。經過淩初再造後的人物形象，不僅在藝術上有了提高，而且有了更豐富的文化意蘊。
“二拍”問世300年之後，學人才開始對它進行研究。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二拍”的研究由資料抄錄、翻拍、整理、刊刻逐漸走向全麵和深入，經過前賢時彥的辛勤耕耘，“二拍”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因此，回顧研究曆史，了解研究現狀，對於我們今後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研究曆史與現狀。
（一）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研究。
1資料整理與本事源流研究。
“二拍”的原刊本在中國久已亡佚，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國內學者在日本和歐洲發現了“二拍”，隨後，開始介紹和抄錄“二拍”。1926年，馬廉發表《關於白話短篇小說“三言”“二拍”》《語絲》第111期，1926年12月25日，轉自溫孟孚。“三言”話本與擬話本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06頁。介紹“三言”、“二拍”的有關情況。1927年，鄭振鐸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戲曲》《小說月報》第18卷之第11期，1927年11月10日，轉自溫孟孚。“三言”話本與擬話本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07頁。中介紹了明代刊刻的《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的收藏情況。1931年，孫楷第到日本找書，他在《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中介紹了日本內閣文庫保存的尚友堂刻本《二刻拍案驚奇》40卷。1941年，王古魯在日本發現了尚友堂刻本《初刻拍案驚奇》40卷，由於時間和經濟原因，他沒有能夠把國內缺失的四卷拍攝或抄錄回來，王古魯從日本抄錄了尚友堂刻本《二刻拍案驚奇》的副本。這些前輩學者的工作為“二拍”研究奠定了基礎。
孫楷第的《小說旁證》完成於1935年。在這本書中，孫楷第“從上起六朝，下逮清初雜書小記傳奇記異之編，凡所載事為通俗小說所本或可以互證者皆錄之。”孫楷第。小說旁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1頁。對《初刻拍案驚奇》的27篇故事，《二刻拍案驚奇》的20篇故事作了詳細考證。譚正璧的《三言兩拍資料》、《三言兩拍本事源流述考》考證了《初刻拍案驚奇》40篇故事、《二刻拍案驚奇》38篇故事的本事，考證翔實，功不可沒。
2.簡介性評價。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不少文章僅對“二拍”作簡單的或否定或肯定的評價，在這些文章中，否定性評價占主導地位。
一種觀點以“三言”為參照，對“二拍”的內容和藝術水平基本持否定態度。魯迅說：“敘述平板，引征貧辛，不能及也。”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72頁。鄭振鐸認為“二拍”的說教氣息濃厚、內容荒誕、手法不自然、格調低級。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一文中說：“最壞的是淩初的‘二拍’，文筆非常生硬，七十多篇中很少有好的。”鄭振鐸。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99—300頁。譚正璧在《三言兩拍本事源流述考》中也認為：《初刻拍案驚奇》“風格精粹崇高的極少”譚正璧。話本與古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6頁。“落於教訓文學的窠臼”同上，第147頁。，某些篇目有大膽鏡頭描寫；《二刻拍案驚奇》“全書幾乎充塞了鬼氣”同上，第150頁。另一種觀點從淩初的世界觀出發，在基本否定“二拍”的前提下，對其中的某些作品給予肯定。遊國恩。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方麵說：“由於淩初世界觀的落後，決定了‘二拍’的基本傾向是消極的。在很多篇章中充斥著大膽鏡頭的描寫、因果報應思想和封建說教，甚至還有敵視農民起義的描寫。”遊國恩。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120頁。另一方麵也承認《轉運漢遇巧洞庭紅》、《疊居奇程客得助》等篇目“使我們看到了明中葉後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些公案小說和以愛情為題材的作品也寫得比較好，反映了一定的社會內容”。遊國恩。中國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121頁。
在一片否定聲中，王古魯在《關於新刊拍案驚奇》裏肯定“二拍”“盡管並不是沒有糟粕，大部分作品卻生動之極，真實地描繪了當時各方麵的生活，……鮮明地表現了和人民一致的愛憎，今天看起來，卻仍然有很大的藝術魅力的”王古魯。關於新刊拍案驚奇［N］。文彙報，1957年11月1日。
3思想內容的研究。
在比較深入研究“二拍”的文章中，鄧允建、徐淩雲、胡士瑩等人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1958年3月30日的《光明日報》刊登了鄧允建的《談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兩個特色》，該文針對描寫商人和男女戀愛的篇目，分析了“二拍”反映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特色，沒有涉及對“二拍”內容和藝術水平優劣的評價。鄧允建認為“二拍”是市民文學，商人和手工業者成為正麵主人公，商人對自己的事業感到自豪。在市民的愛情生活中，封建意識褪色；女子追求愛情時，性格大膽率直；金錢在兩性關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徐淩雲既不同意把“二拍”貶得一無是處，也不讚成把它誇得沒有缺點，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分析作品。他的文章《試論淩初的“二拍”》分別刊登在1958年4月27日和5月4日的《光明日報》上。徐淩雲認為：首先，“二拍”主要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即使那些取材於曆史、描寫統治階級人物的作品，也是用市民的眼光看待、理解問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仍然是市民階層的。在描寫商人的作品中，反映了商人地位的提高。在描寫愛情的作品中，平等、自由的願望強烈，對待貞節問題可以“從權”，婦女突破了“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封建道德。其次，在描寫其他階層人物的生活時，作者有時站在人民的立場分析問題，有時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維護封建製度，宣揚封建道德。一方麵，有的作品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貪贓枉法；另一方麵，“二拍”存在宣揚宿命論、因果報應思想、大膽描寫等糟粕。徐淩雲進一步指出了這些糟粕的成因及其危害。最後，客觀評價了“二拍”的思想內容。他說：“‘二拍’無論在思想性、藝術性上，的確比不上‘三言’”，但是，淩初並非“站在官僚地主階級立場，利用民間文學形式來宣揚封建道德倫理觀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封建道德倫理觀，表現了市民階層的思想感情、要求和願望；並且揭露了封建社會中一些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顯然作者並沒有完全站在官僚地主階級立場上來分析問題，理解問題。當然我們並不否認與此同時，作者也有意無意地散布著封建思想意識，和迷信、宿命等等有害毒素”。徐淩雲。試論淩濛初的“二拍”［N］。光明日報，1958年5月4日。
胡士瑩著眼於淩初的階級立場，對“二拍”的內容加以全麵否定。首先，他認為“二拍”有嚴重缺點。一是露骨的鏡頭描寫，二是宣揚宗教迷信、因果報應、宿命論思想。其次，作者的思想反動，汙蔑農民起義。再次，有些作品情況複雜：第一，描寫敲詐拐騙的作品，對官僚地主的貪婪、愚蠢，社會的黑暗有所暴露。其中，關於煉金術的故事，多少反映了剝削階級的貪婪，但意義不大，作者“並沒有觸及產生種種情況的社會階級根源”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68頁。第二，有關愛情的作品瑕瑜互見。第三，公案故事中較好的作品“對封建統治的黑暗殘酷有相當強烈的暴露”同上，第470頁。但這些暴露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目的在於希望封建最高統治者能夠‘選賢任能’”，希望某些官吏“洗心革麵，共同維持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挽救’反封建意識日益滋長的世道人心”同上，第471頁。第四，描寫商業活動的作品，對“認識明代後期的社會風氣，是有一定幫助的。但是，這些小說，其主題都是赤裸裸的追求金錢，……一心想不勞而獲或小勞大獲的剝削階級思想。”同上，第473頁。最後，他尖銳地批判說：“從‘二拍’的全部作品來看，思想傾向是反動的，作者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替封建統治者進行說教。滿紙淫詞濫調，寫作態度極不嚴肅。”同上，第473頁。
在這一階段的研究中，即使持全麵否定觀點的學者，也不得不對描寫商人和商業活動、男女愛情、暴露司法腐敗的作品給予肯定。總之，在這個階段，對“二拍”的否定性評價占主導地位，否定的理由集中在三個方麵：第一，思想反動，汙蔑農民起義；第二，宣揚封建迷信和封建倫理道德；第三，趣味低級，充斥著大膽描寫。肯定的理由也集中在三個方麵：第一，反映了市民的理想和願望；第二，在愛情婚姻問題上，突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第三，揭露了貪官汙吏的罪惡，暴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在這個階段，幾乎沒有展開對“二拍”藝術特點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這個階段提出的問題，給予了重新認識，某些偏見和錯誤逐漸得到糾正，已經取得的成果被繼承下來，並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