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考高中時，我想盡早參加工作，獨立生活，就去報考福州師範學校。也是機遇不湊巧，這一年各種中專停招新生，大家都集中去師範學校，結果許多考生都落榜、轉錄他校。我也被福州四中高中部錄取。
和我一起錄取福州四中的還不少，具體是多少，我不清楚。隻知道鈴蘭姐姐在高一（3）班，我在高一（4）班。我的教室在樓梯口，姐姐在我的隔壁。
也許是長大了，也許是到了一個新的環境，我和姐姐之間，那種天真無邪、無拘無束的心情不複存在了。上學、放學，姐姐不再需要經過我家門口。雖然姐姐就在隔壁，上下課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我也不再到姐姐家去做作業了。每天菜園子裏都有新鮮蔬菜出售，都有現金收入，生活比過去有所改善，家裏也點起了電燈。
我和鈴蘭姐姐的金蘭姐弟之情，似乎到此結束了。以後的許多年，都沒有再見麵。但我總是在心裏，時時緬懷那一段清純的情結。
進入高中後，反右派鬥爭開始。江立凱不知所以，輟學務工。
他進入福州紙廠，先在機械製漿車間的調木工段。大煉鋼鐵開始，每天做工十二小時。大鍋飯帶來大浪費，接著是浮誇風等造成的經濟困難。交友不慎，使他陷入囹圄六個月（雖然1986年改判無罪，但所造成命運的多舛，卻無法改變）釋放後在街道學做泥水雜工。1962年修建國防公路，參加台江三中隊，在永太、閩清等地段築路。1963年9月，自閩清完工回家，大病九天，無醫得愈。
1963年10月，沙縣國營農場來福州招工，江立凱毅然離家。
還在初中的時候，甄椏楓就邀我去工人文化宮。我們特別喜歡去圖書館。由於去的次數多了，與管理員薩仿鹿伯伯和張步良叔叔就成了好朋友。他們允許我們進入庫區，隨意選看自己喜歡的書。因為張叔叔那邊都是技術、工藝類圖書，薩伯伯這邊都是文史地、藝術類圖書，所以我們兩個都在薩伯伯這邊幫忙。
他們兩人都寫得一手好字。張叔叔擅長各種美術字體，館內的新書宣傳、時事宣傳欄等，都又他擔當；薩伯伯擅長毛筆正楷，一些瀕危的古籍，則由他修繕。我跟在薩伯伯身邊，有時也幫他抄寫，那工作是需要十分的耐心的，要一絲不苟，認認真真的。進了高中以後，不再去姐姐家了，更多的課餘時間都在文化宮。文化宮的文藝館、第一禮堂（電影院）、第二禮堂（劇院）等群眾文化活動場所，都有象我們這樣不需報酬的義務工。後來為了加強管理，將我們召集一起（有二三十人）開了個會，宣布我們為正式的義務服務員，發給我們一麵胸徽。並定下我們的義務和權利。就是：在群眾入園活動的高峰期，要忠於職守，積極幫助正式員工做好接待和疏散工作；高峰期過後，有權進入各娛樂場所，免費借閱圖書、觀看電影、戲劇及參加其他文娛活動。
1958年，是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特殊年代。各行各業都能突發奇想地大放“衛星”。
“衛星”代表著一種創舉，實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蘇聯可以發射人造衛星，我們為什麼不能放“鋼鐵衛星”、“水稻衛星”、“紅薯衛星”呢！有這樣一句“豪言壯語”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於是，在平均畝產三四百斤水稻的地裏，創出了畝產二萬一千多斤的奇跡……。鋼鐵的產量，也要在一年之內創造曆史新水平，趕超英國、美國。有一首歌這樣唱道：
五年計劃看三年，
三年之計看頭年，
我們趕超英國
用不了十五年。
十五年，十五年，
嘿，嘿，十五年！
伴隨這些豪情壯誌的，是文化藝術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空前繁榮。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亞非拉美國家的許多電影，被介紹進來；幾乎所有的地方劇種，都被搬上了銀幕。還有五一、國慶、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的遊園活動，民間文藝也煥發出青春的光彩。
這段時間給我提供了豐富的文藝素養。我幾乎每個星期，能看上七八片電影，二三場地方戲、話劇、歌劇等。
我突發奇想，就是在大表妹上學、奶奶外出的時候，將自己關在奶奶的前屋，用三五天的時間，改編一個電影文學劇本。夢想有朝一日突然成名成家。當然得到的是退稿和客氣的退稿信了。
舅母多年沒有生育，竟然又懷孕了。農曆二月十七日，小表妹誕生了。接生員要填寫出生證明，問剛剛下班回來的舅父。他也不問問是男是女，一口氣說了三個“建國，建國，建國”。到了滿月，要去洋中派出所申報戶口，拿著出生證明，怎麼看都覺得不順眼。奶奶去請了算命的先生來，請她定時改名。我站在一旁，心裏怎樣想，就怎樣說：
“姐姐不是叫國瑞嗎？那就給妹妹起名叫國華吧！清明節生人，女孩子嘛，清清秀秀的，多疼人哪！”
算命先生裝模作樣地掐起指頭，子、醜、寅、卯地折騰一番，說：“嗯，這個名字好，就叫國華吧！”算命先生收了資費走了。其實，一個孩子的命名，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為什麼一定要白白送錢給那不相幹的人呢？
小表妹出生，舅母特別疼愛，隻要有空，就把她背在背上。後來一直背到八九歲。我從此也多了一項任務，就是要抱抱小表妹。
剛剛進入高中，時逢學生會改選。不知怎麼的，全校2300個學生，竟有1800多人投我的票。我以高票當選。學生會召開全體成員會議時，我被推選負責牆報、黑板報的工作。
反右派鬥爭蔓延到學校裏來，教師自然首當其衝。特別是從教多年的資深的教員。學校發動學生寫大字報。我們不知道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弄得學習不能正常進行。聽說福八中的一位老師自殺了，吊死在音樂教室裏。人們惶惶不可終日。我也對學習漸漸失去興趣。
暑假期間，我們到東門外農村參加了夏收夏種，晚上就住宿在第十中學的教室裏。白天到水田裏學拔秧、捆秧。早上九、十點鍾，新早米稀飯送到田頭，就的是橙黃色的蘿卜幹，十分可口。倒使我羨慕起農民來了。我覺得，這美味城裏人不容易享受得到。
中午，我們在村口大榕樹的陰涼下休息，由我負責讀幾段報紙新聞。
寒假去鳳凰嶺開荒。我沒去。
我對學習提不起興趣，舅父巴不得我早日輟學，做工掙錢，就將我帶到福州造紙廠去。福州造紙廠我是熟門熟路，除了到機械製漿車間挑柴片外，暑假裏也到這裏打過零工，就是搗水泥磨石。一個暑期能幹十來個工，每工一元二角。
我終於自動退學，到紙廠機漿車間調木工段，當一名臨時工。
調木工段有個大大的水塢，山區采購來的鬆木，從水路紮排運送到這裏貯藏著。水中貯藏有兩大好處：一是有備無患，能保證正常開工；二是經過浸泡的鬆原木，表麵的樹皮脫落，內層的真皮也容易去除。原木一般四米至四米二長。調木工段就是對它進行初步加工。先將原木經曳木機，從十幾米底下的水塢拖上來，到電鋸口下，下鋸成60厘米左右的木段，經凹槽形的皮帶運輸機，送到去皮女工麵前。女工們在沿皮帶運輸機一側的加工架上，隻要用短搭鉤，就可以將木段拖到自己麵前，去皮後，再將它推回皮帶運輸機，由它帶到下一道工序——電斧那裏。電斧師傅將木段劈成若幹爿，讓木節暴露出來，再由去節工人用小快斧除去木節。
鬆木木節富含鬆脂油，在抄紙的時候容易造成破洞。被挖出來的鬆木節是上好的引火材料，除了供應食堂外，有時還可以賣一些給工人。當然是機漿車間的工人囉。
我剛進紙廠，就在調木工段。起先和女工一起去除樹皮，後來開挖木節。
黨中央、國務院號召全國人民大辦鋼鐵。村村寨寨、街道居委會，都要建立小土窯大煉鋼鐵。要讓我國鋼鐵產量，從現有的東北、上海鋼鐵基地年產100多萬噸，在兩三年內達到1070萬噸，趕上美國、超過英國。福州造紙廠，作為一個幾千人的中型企業，當然也不例外。
廠部在禮堂召開了動員大會。決定在廠門口內河的對麵空地，專門新建一個煉鋼車間。人員由各車間抽調，也作為各車間對煉鋼運動的支持。各車間為了保證製漿、抄紙任務的完成，將三班製改成兩班製，每班12小時，以彌補人手的短缺。上班時間為每天的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再從下午六時至次日上午六時。調木工段是手工操作，不宜連續作戰12小時，就改為每天上兩班，每班六小時。為了保證有足夠的休息時間，車間決定所有男女工都不回家，用鬆、杉木板在工段旁邊空地，搭蓋兩間通鋪大房間，男女各一間。每間均可容納一二十人休息。
各行各業都以自己的行動支援大煉鋼鐵。一到傍晚，廠門口一字兒擺開各種小吃、小點心，簡直成了小食街。無論什麼點心，每碗統一一角錢，不收糧票。對我們來說，工廠、車間的點心基本管飽，但還是有不少人要到這個“小食街”來換換口味。還有小貨郎擔，針頭線腦的也送來了；新華書店也拉來了專車，在我們這裏擺攤設點。後來聯係廠工會，在樓下倒出一個空間，作為常駐紙廠的分店。
正在大家幹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我的腳掌彎被斧頭砍傷了。初時還不覺得疼，直到冷風沁入皮內，才痛得呼叫師傅。師傅立即到隔壁機漿車間，把正在值班的舅父叫來。舅父找了一塊布條來，將我的傷口紮緊，背起我就趕往廠醫院急診。醫生給我清洗了創口，用羊腸線縫了幾針，敷上消炎藥，紮好繃帶，由舅父背回我的宿舍。
大約一個多月，我都在養傷。起初的幾天，三餐由舅父給我送飯，稍好一些，就自己拄著拐杖去食堂就餐。這段時間，我成了廠圖書室和新華書店分店的常客。看了不少小說、戲劇、電影文學劇本。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暴風雨所誕生的》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海之歌》、《一本打開的書》等。還定閱了《電影文學》，零星購買了《中國電影》、《電影創作》等。
腳傷好了之後，仍舊回到調木工段。廠裏各個食堂已開始實行飯菜一票製。就是憑一張票，供應一份菜（菜湯不收費）、飯量不限。到了午餐時候，全班組的飯票由我收齊，我挑著籮筐和湯桶，去食堂領取飯菜。為了測算平均每人每餐吃了多少飯菜湯，有人建議我將空擔子過秤，吃完以後，再將吃過後餘下的過秤，計算結果平均每人每餐消耗三斤食物。還有人特地在飯前稱量了自己的體重，飯後再稱一次，發現體重僅僅增加250克，懷疑所吃的食物到哪裏去了。調皮的小夥子則說：“放屁放走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大嬸、阿姨則掩嘴偷笑。
嶽大嬸對我說：“依俤，我給你介紹個妹妹好不好？”她一邊說，一邊將眼神瞟向在我右側的小妹妹。她才十七歲，比我小兩歲。這時候我又改作刨樹皮工種，緊挨著嶽大嬸。這群女人仿佛拿我尋開心，需要跑腿的事兒，就“依俤，依俤”地呼喚我。反正我年紀輕輕，隨叫隨到。難得她們能夠開開心心。此時她們在竊竊私笑。我也跟著傻傻地笑。
兩次由廠部抽選人手參加的義務勞動補記在此：
一次是人造纖維廠基建工地的地麵平整勞動。調木工段有電斧手加劉師傅和我等三四個。加劉師傅挑土，一次要兩副擔鉤、兩副土箕，挑起來快步如飛，結果扁擔經受不了，斷了兩三跟。正在我們大家鬥笑的時候，工地指揮部宣傳報道的人來了，問我們有什麼事跡需要報道的沒有？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開了。廣播室的人要求我們寫一篇稿件，大家公推我去。我跟到廣播室，寫了一段順口溜交給他們，我剛回到工地，稿件就播出來了。
另一次是在現在的長途汽車站附近修“五一路”，幹的是挖地基的活。還是加劉師傅一馬當先。中午不休息，由廠部食堂負責送飯。
不久，我被調到化學製漿車間，到二樓的6#、7#打漿機台當學徒。由於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學起來比較快，三個月後，就能獨立操作了。與我的老師傅分班。我在甲班，師兄乙班，師傅丙班。
廠黨委、團委號召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車間與車間、機台對機台進行對口賽，操作員之間進行對手賽。這樣一來，我和師傅、師兄就成了競爭對手。比賽的內容是：在符合規定的纖維長度和叩解度的條件下，班產量（幹漿量）最多的為優勝。乙班師兄的成績已經記錄在台時記錄本上了。我接手的是師傅遺留下來的半成品漿料。我查看了師傅兩台機所裝的幹漿量，及它們已經運行的時間，和已達到的技術指標，認真分析需要再運行的最短時間。決定先加大下刀力度，解決它們的纖維長度，再回刀“細嚼慢咽”，解決叩解度。結果全程運行時間縮短了半個多小時。同時，在本班新裝原料時，又加大濃度，使兩台漿池的裝漿量都超過了乙、丙兩班。這樣，我自然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勝過師傅和師兄，獲得了優勝紅旗。
廠團委差派幾個青年工人，一路敲鑼打鼓、燃放鞭炮，經過食堂、經過抄紙車間，一直來到我的機台旁，將一朵紅花佩戴在我的胸前，將一張獎狀遞給我。我捧著獎狀，回頭注目車間一角的測驗室，與我同班的上海姑娘小白，此時正在對我會意地笑著。我應該感謝她。我所以能夠得到這麼好的成績，這裏麵也有她的一份功勞啊！
1958年初，廠裏來了一批上海青年。他們被分配到各個車間。分到我們化學製漿車間檢測室的兩女一男，在福州人邵大姐的帶領下，很快就掌握了半成品紙漿質量的檢驗技術，並能獨立操作。小白就是其中的一個。
檢驗室七個人，分成三個半班輪流倒換，與我們化漿車間的三班倒，產生剪刀差。因此，如果今天與小白相聚同班，要過若幹天以後，才能再次相聚。
小白，十七歲，因小時候患了天花，大難不死，留下一臉的芝麻坑。車間裏的工人並非出於惡意，愛戲稱她“貓仔”（福州方言，與“麻子”諧音），久而久之，她也答應。但並不知道其中的含義。我卻從來不這樣稱呼她，那樣對人不尊重。她身材姣好，心靈手巧，輕言輕語，一天到晚嘴角總是帶著笑容。
那一天我在洗衣房刷洗被單，小白經過那裏，看看隻有三兩個人，就走到我的麵前，告訴我，中午她會來我宿舍，幫我縫被子。
其實，縫包被我早就會了。在家裏，除了洗衣物以外，我的針線活比舅母強多了。在椏楓家學習小組的時候，女孩子都被會母的細密的針線折服了。她們圍在會母身邊，看她刺繡的枕套，嘖嘖稱讚，對枕套四邊的封口，以為是縫紉機幹的活。我也跟在姐姐的身邊，看了個仔仔細細。因此，舅母遇到需要縫縫補補的活，都交給我。
到了下午兩點，我已經將幹透的被麵、被裏收回來了。門外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正好，同宿舍的幾個，上白班的上班去了，同班的也逛街去了，整間宿舍隻剩我一個。我認定是小白叩門，立即從上鋪下來去開門，果然是她。她滿臉帶笑，芝麻坑也變成了花蕊。她手裏帶著縫被子的針和線，說：
“我把針線都帶來了，怕你沒準備。”
“謝謝你！”我深情地望著她，逼得她低下頭去。
畢竟是上海人，在閣樓小空間住慣了，自然養成了許多應對小空間的本領。她不用在走廊上鋪草席，就著下鋪窄窄的單人床，將被裏、棉絮、被麵，折疊成一半一半，先縫一邊，然後再縫另一半。很快，整床包被在她的巧手下縫好了。我自始至終都認認真真地看她操作，一床被子在她的手裏就象擺弄小物件似的。縫好了，她咬斷線頭，將餘下線尾的縫衣針別在胸前。她回過頭來望著我。我也直直地盯住她。她羞澀地低下頭，兩手輕輕地搓著，似乎在想：“我有如此的缺陷，他還直直地盯住我，一定不會嫌棄我。”
我將疊好的被子遞到上鋪，仍立在她的身邊。我拉起她的一隻手，用另一隻手撫摸她的手背，試探地說：
“白，我們什麼時候去看電影吧！”
“好吧！”
“什麼時候？”
“你決定吧！”
我去台江的文藝劇院買了兩張戲票，演的是閩劇《靖邊記》。這出戲，到底演的是什麼，我也不清楚，她就更不明白了。但我們能夠如此緊密地坐在一起，讓我始終拉著她的手，撫摸她的手背，心裏感到十分的滿足。既然看不懂，我們就提前回廠。正如相聲演員馬季說的，五十年代的人談戀愛，是“各走一邊”。我們怕路上遇上熟人，在萬壽橋上就開始各走一邊了。一個在橋東的人行道，一個在橋西的人行道。一直到廠區，也沒有走在一起。雖然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心卻是始終在一起的。
我們在不同的倒班中，還時不時地會有相聚的機會。那一天晚班，我們又遇上了。車台前十分平靜。小白也隻有一個人當班（另一個請假了）。忙完了活，我們緊緊地坐在一起，再沒有人來打擾我們。隻有頭頂上的三五牌的名掛鍾，在的達的達地計算我們平靜的脈搏。我們在臨門（其實是二樓的落地大窗）的方桌前坐下，將台時記錄本的背麵翻過來，各人取出自己的鋼筆，你一句，我一句地交流心聲。
我寫：“前麵遊來一隻大白鵝，”
她寫：“後麵的母鵝叫哥哥。”
我們彼此露出會心的笑，還交換了鋼筆。
今天的崗位對手賽，正好我們又相聚了。而且又是夜班。我不停地調整打漿機的飛刀，需要即時了解紙漿質量的進展情況，那就要對紙漿進行多幾次的測驗。一般地說，在一個台時中，最多檢測三到五次。今天，她卻為我檢測了不下十次。每一次我隻要“哎”一聲，她立即就過來取樣，幾分鍾就能給出結果。為我節省台時立下汗馬功勞。這時候，我胸前戴著大紅花，手裏拿著獎狀，她一定看在眼裏，樂在心裏。所有的疲勞辛苦，都蕩然無存了。從她躲避眾人耳目，在檢驗室的一角，低頭不語地偷笑的神態，我已經感覺到了她對我的真心。我以滿懷感激的目光注視她，希望她能抬起頭來，讓我飽飽地看上一眼。但她一直不抬起頭來。當別人在注意我時，我才收回眼神。
福州紙廠各個車間，都有定期出版的板報。化漿車間的板報欄立在通往食堂的大路旁。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因為所處的地段是大多數人必經之地，所以，刊頭設計、文字抄寫，以及文稿的內容，都特別引人注目。
板報的美術設計，由蒸球工段技工蘇恩義負責。他愛好美術，功底較厚。每期都要畫出不同的刊頭。稿件的題頭、題末的插圖，都十分切題和精彩。文字則由我編輯和抄寫。說是編輯，實際是從頭到尾全部包辦。因為，一線工人師傅雖有很多值得歌頌的模範事跡，但他們文化都偏低，都不會寫稿。哪怕幾句順口溜都拿不出來。所以，每期出版前，我都要從采訪、撰稿、編排，直到抄寫在大白紙上，流水線作業全過程，一人擔當。每期24個版麵，最快也要忙乎三四天。到出版時間，工段長都會特批我們的假。我們就將廣告色顏料、各種筆、紙，搬到大食堂裏，占用一個角落，在那裏忙著，有時還忙到深更半夜。
化漿車間的板報，無論從刊出的及時、版麵的活潑、組稿的豐富、形式的新穎來看，在全廠都是名列前茅的。雖然沒有這方麵的單項競賽，但隻要從就餐、過路的工人經常在這裏長時間駐足停留，就可以看出他們對刊物的評價。
廠裏接納了一批實習生，有的是退伍兵，有的是幹部。他們是為蘇聯援建的項目之一——青州造紙廠作人事準備的。一個退伍的班長擔任我們車間唯一一台精漿機的操作員。精漿機就設在檢測室的隔壁。他在精漿機上的操作比我在打漿機早兩個多月，已經十分嫻熟，得心應手。安排在我這一班的退伍兵，是個山東人。他身體粗壯，但文化很低，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好。他來跟班當學徒，跟他說叩解度、纖維長度，根本聽不懂，隻能做些粗重的活。如：抬明礬或硫酸亞鐵的大包裝，將稱好的明礬或硫酸亞鐵倒入溶解桶裏，加上水、通入蒸氣，用小木槳將它們攪拌融化。在我所定的時間，再將這些溶液慢慢用勾桶打出來，加入紙漿池中等。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會做。我還是不能脫手離開。幾個月時間，我是白當了一回“傅”。
與這些跟班學徒的退伍兵所不同的，化漿車間也來了一位管理幹部。他是從廣州抽調出來的，曾在廣州紙廠見習一段時間，現在又來福州紙廠見習。
有一天，他突然召見我，還是在我當班的時間。我請示了曾煥祥工段長。他答應讓我去，我的機台由他親自代管。
我到了車間辦公室，在工會主席引薦下認識了他。他姓丁，我們就稱他丁幹部吧！我們在會客室裏一邊品茶，一邊聊天。廣州人很看重飲茶。有人說，你去廣州不要怕住不上旅社。你隻要將預先帶去的茶葉拿出來，與服務員一起品嚐，準保你能住上。
他先作了簡短的自我介紹，接著表達了渴望與我見麵的想法。他說，他看了化漿車間的板報，覺得我們化漿車間真了不起，能出這麼好的板報。為我們驕傲！他說他看了板報之後，就向工會主席打聽，一直想和我見麵，現在終於如願以償了。
他從小品、相聲、小說、戲劇……一直談到電影。談到最近放映的反特故事片《雲霧山中》、《羊城暗哨》等。我們談得津津有味。他提議與我合作，寫一個反特主題的電影文學劇本。我欣然同意了。
正在我準備著手這一合作時，丁幹部調走了。接著，退伍兵學徒也隨後離廠。後來才知道，這些變故是因為1959年赫魯曉夫撤走蘇聯專家，青州紙廠下馬所致。
1959年下半年，糧食恢複定量供應。隨著糧食庫存量的不斷吃緊，糧食定量幾乎是逐月減少。每個員工都發給一張糧卡，用於向食堂管理處購買飯票的登記。飯票、菜票從此分開，不再合二為一。原因是，在1958年的浮誇風中，鼓山公社原全國勞動模範曾“創造”了水稻畝產兩萬多斤的“衛星”，農業部門的秀才們用計算尺（當時的先進計算工具）算出，全市將有多少多少億斤糧食可以入庫。因此就有了《福州晚報》的元旦社論：《放開肚皮吃飽飯》和評論員的文章。廠礦企業、各行各業都吃大鍋飯，居民戶實行自報用量，已報的數量一定要買完。結果造成大量的浪費。紙廠食堂的背後建立一排豬欄，每餐吃不完的大米飯，倒進豬食槽裏，連豬都吃膩了。再加大煉鋼鐵，使許多人不務正業，丟棄在地裏的大量糧食沒有及時入庫……，所以，造成糧食供應的後續困難。到了1959年下半年，這一困難更加突出。為了解決問題，學校、工廠、企事業單位紛紛到農村圈地辦“農場”。紙廠也在三叉街以南的農區劃了一片地，挑選幾個老農去種植蕃薯、青菜，同時也抽出一部分青年去作幫手。我和檢驗室的葛家駒也在其中。臨行前，車間舉行小型歡送晚會。我編了一段相聲，和家駒同台演出。葛家駒是檢驗室中唯一的男同誌，是和小白從上海同來的夥伴。他寫得一手獨特的三角形的異體字。
1960年6月，閩北山區連降暴雨，山洪爆發，漂流的木材堵塞了萬壽橋的橋洞，橋西與橋東的水位高低相差十幾米。如不及時搶救，福州城區通往倉山的唯一一座大橋，將被強勁的洪水掀翻。情況十萬分危急。市裏組織了搶險隊，主要由部隊擔當。任務是將堵塞的木頭一根一根拉出來。沒有什麼機械設備可以使用，隻能人工操作。聽說這一場搶救中犧牲了五六個戰士。
我們福州紙廠接到夜間巡邏和橋頭警戒任務。我和抄紙車間的姑娘嶽雄等二十多人被選。前後十天左右。具體工作是：晚班，負責巡邏從江邊向西的沿岸木材垛頭，發現偷盜，當場捉拿。巡邏沿觀井路、麥園頂，至福州九中、人民公園……。這樣從東到西地繞一圈，一兩個小時就過去了。一趟下來，在倉山橋頭的教堂（或是銀行）休息十來分鍾，然後再進行第二次巡邏。我們這一班共有十五六人，隻負責夜班。到天明八點交給白班。白班主要負責把守倉山橋頭，向過往行人講解大橋的危機，提醒行人注意安全，有序通過，不要擁擠……。一般天明後，行人就開始來來往往了。因此，我們在未交班之前，已經在執行白班的任務了。
一班姑娘膽子小，巡邏時喜歡紮堆，手電筒又都歸她們。我們男孩子隻好摸黑。特別是在福州九中那一段，很長一截沒有路燈，她們就往你身邊擠擠挨挨。我還真有一點想她。想她那天真活潑的模樣。但任務完成之後，我們就沒有再多見麵了。有一次去抄紙車間還遇上她，隻是簡單地打個招呼：“哎，你好！”“你也好！”如此而已。
年輕人結交朋友應當慎之又慎，一次失足，將留下終生的悔恨。這是指絕大多數人說的。對我則另當別論。我覺得，即使因此貽誤了我一輩子，使我終身屢遭坎坷，也不悔恨。因為不如此，就沒有如此豐富多彩的故事發生。有人說：“苦難是金”。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過分。
調木工段電鋸手嚴仁光，是浙江省平陽縣人，挺聰明能幹的小夥子。這一天，他突然來找我，取出一本過期的學生證，讓我給他塗改就學日期。以便他弟弟在來往鷹潭、福州之間，可以繼續享受半價火車票的優惠。減輕他生意中的車費負擔。我覺得很為難。但經不起他軟纏硬磨，隻好用鉛筆擦擦去原來的字樣，用毛筆寫上新的日期。
過了一陣子，嚴仁光被捕了，食堂裏張貼了有關他的罪行的公告。罪名是：偽造證件、投機倒把（當時不允許做小生意）。
糧食供應更困難了，食堂從采購來的稻草中發現還有未脫盡的稻穀，不管實穀癟穀，統統收集起來，洗淨，用磨推過，加水沉澱，取出沉澱物，再加上純米漿，做成黑褐色的米粿，按純米粿應收糧票的一半收票出售，很受工人的歡迎。稻草中的遺穀畢竟有限，後來直接用稻草磨漿的沉澱物加米漿，蒸出來的米粿就更黑了。
這些辦法雖然能解決部分人的饑餓，但畢竟數量不多。每天出籠時都要排隊搶購，供不應求。此時我的每月糧食定量已降至35斤以下，正值青春成長期，顯然不夠維持長身體的需要。況且，每月工資28.50元，其中15元上交給舅父，自己隻剩下13.50元。大鍋飯時期還不成問題，現在可大難了。我在一台新建的打漿機旁的廢紙堆裏，發現了幾張舊糧票，就撿了起來，居然還可以使用。又發現用牛皮紙印製的福州市一斤糧票的圖案十分簡單，就去尋找色度近似的紙，用毛筆、黑色鋼筆，在宿舍無人的時候，偷偷地臨摹仿造。我將它帶到下渡的街道食堂去買熟食，找回來的真糧票攢起來，以備急需。這樣一來，總共攢了有30多斤。
嚴仁光的案子沒有牽涉到我，也沒給我留下應有的教訓。生活上的無助，使我看重自己的小聰明，一多半也是抱著僥幸的心理，再加上變造食堂的點心票等。我終於鋌而走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