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我的詩生活
王西平梁平
梁平：1955年12月12日生於重慶。當代詩人。先後畢業於重慶師範專科學校、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學曆。1975年下鄉當知青，曾擔任公社黨委副書記、縣文化局副局長、重慶市文化局辦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秘書長、《紅岩》雜誌社執行總編輯。2001年1月，從重慶調入四川省作家協會。已出版詩集《山風流人風流》、《拒絕溫柔》、《梁平詩選》、《巴與蜀：兩個二重奏》、《琥珀色的波蘭》（中英文對照）、《詩意什邡》、《巴蜀新童謠100首》、《遠與近》（波蘭版）、《三十年河東》《深呼吸》等十部詩集。長篇小說《朝天門》一部。呂進、蔣登科編著有《梁平詩歌評論集》。現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四川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成都市作家協會主席、《星星》詩刊主編、《青年作家》主編，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一、記憶
王西平：說說您出生的豐都吧。再談談您的家族背景吧，以及父親和母親。
梁平：豐都不是我的出生地。我的祖籍是豐都，我曾經在一首題為《豐都》的詩裏寫到過。豐都是古代小說中的鬼城，非常遺憾我至今還沒有去過，總是陰差陽錯。但是我很多次夢見過豐都，似是而非，既清晰又含混。我父母出生在那裏，大概是他們十幾歲的時候，因為家族遭土匪襲擊，就跟隨我的爺爺舉家到了重慶。那時他們很小，我父親在“萬惡的舊社會”就去了當時的國民黨21兵工廠（現在的長安廠）當童工。母親很漂亮，作為童養媳指定到梁家，我父親在他那一輩是老大，所以母親跟到了重慶，隨了我父親。父母親很小的年齡就顛沛流離，沒有什麼文化，後來一直在廠裏當工人到退休，二老均八十有餘身體尚好。
王西平：在《重慶書》中，您表達了對一個城市的緬懷，在您的記憶中，有哪些事和人是永遠逝去的，以至於讓您如此緬懷呢？
梁平：重慶是生我養我的城市。我在《重慶書》的自序裏特別強調了“我不是對這個城市的緬懷”，而是對這個城市幾千年曆史的追究，對這個城市的血緣以及我的血緣的指認，勾畫出我所以為的城市精神。我一直認為，一個人生長的地方必然給這個人留下精神胎記，而這個人，無論在哪裏無論生活得怎樣都不應該忽略或者責備自己身上的胎記。
王西平：1975年，您開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活，那個地方叫五裏坡，從地圖上看，周圍是貓兒山、獅子山、鵝蛋山、鷂子岩、肖家坡、一碗水，您還提到過猴子山……很有趣的名目。說說在五裏坡的生活吧。
梁平：那個叫五裏坡的地方是與我的青春同在的地方。我當知青已經是上山下鄉的尾聲了，因為不知道有多麼苦，所以下去的時候還是很激動，估計這樣的激動和青春有關。我下鄉的地方是川東的江津，現在已經歸屬重慶。長江流經這個地方成了個“幾”字，很有點意思。江津在明朝出了個輔相江淵，大學士，雖位高飽學，卻一直沒有成為朝廷的重臣。共產黨早期領袖陳獨秀，也是一個大才子，後來落難在江津紅牆院落魄潦倒，靠賣字為生。江津的五裏坡實際就是我們生產大隊的地形，整個大隊幾乎就是一條五裏長的半坡，田少土多，一年有半年時間吃紅薯和玉米，紅薯出來吃三個月，玉米出來吃三個月。現在城市裏的人時興吃這兩樣雜糧，而我，隻要一看見就滿嘴冒酸水。那些名字都是因地形而來，川東屬丘陵地帶，小山包很多很常見，一個山包一個名字，有的有故事，有的沒有故事，如此而已。我在五裏坡住的是生產隊的保管室，土築的牆，隔了個小間砍了兩根樹，去梢去枝去葉，在土牆上穿兩個洞，釘幾塊木條，堆一大堆稻草，鋪上席子，就是我的床了。那時沒有電，一盞煤油燈伴我春夏秋冬。我在那間屋子裏因為沒有書看，把一本嶄新的新華字典幾乎翻“泡”了，後來估計比原來買的時候要厚幾倍。農活很苦，但是沒有多久就把我調到“農業學大寨”的工地上搞宣傳，寫表揚稿、刻鋼板、編戰報。幹這份差事，我常常想起《紅岩》裏寫的那個地下黨員成鋼，就是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刻鋼板、自己印刷的那份《挺進報》，就覺得很有點成就感，嗬嗬。
王西平：您曾經帶著兒子到當知青的地方去過年，用您自己的話講“說是過年，實際就是帶著他在我當時的公社、大隊、生產隊去走了一遭”。與30年前相比，現在的五裏坡有什麼變化呢？
梁平：帶兒子去我原來下鄉的地方是我一直存有的一個念想。家族裏幾乎連在農村的親戚都沒有，這是非常大的一個遺憾。兒子對農村完全沒有概念，所以應該帶他“走一遭”。30年前的五裏坡我原來居住的保管室還留下殘垣，好像已經沒有派上什麼用場了。因為離縣城很近，區域劃分已經成為江津區主城區的轄地，盡管那裏有了比較規模的產業區，原來的模樣幾乎蕩然無存，但是五裏坡還在，那裏還有我接任指揮長主持建設起來的一個水庫，至今碧波蕩漾。灌溉依然，還為城裏的人增加了一個休閑去處，有了農家樂，有了小船，可以觀光、垂釣。
水庫涵洞口的石欄上還有我在那裏留下的一副時代痕跡很重的對聯，上聯是“汗水澆灌創業誌”，下聯是“鐵臂開出幸福泉”。這是水庫落成的時候，涵洞口按照慣例要有個對聯，我是指揮長，三年吃住在工地上，當然要我寫兩句，於是寫了，拿了張報紙用毛筆寫了，再由石匠把它拓刻在兩邊的石欄上。那年，我24歲。
王西平：帶著兒子去五裏坡，最大的收獲是什麼？您認為這是一次自我“複蘇”之旅，還是讓兒子去印證和穿越一個叫“梁知青”的“過去”？
梁平：沒有那麼崇高的“複蘇”之旅，就是想去看看。兒子的最大收獲我無從了解，但是當時幾歲的兒子，居然現在對那次的“過年”記憶深刻，我以為夠了。
王西平：您什麼時候開始寫詩的？據說第一首詩就是發表在《工地戰報》上，這是一份什麼樣的報紙？還記得那首詩大概的意思嗎，能否曬出來讓大家看看？
梁平：現在看來是不是詩都無所謂，如果自己以為在寫詩了是在讀高中的時候。那時候讀唐詩宋詞，懵懵懂懂，也開始四言八句地湊，湊個順口。而且勁頭很足，自己寫了厚厚的兩個筆記本，隻可惜在人生的無數次轉遷中弄丟了。剛下鄉就上了在猴子山改田改土的工地，後來看我的字寫得好，就叫我在工地上編印《工地戰報》，這比抬石頭要輕鬆得多。我也很珍惜這樣的“器重”，就認真編報，往往要配合版麵就得填充一點四言八句，所以也沒有什麼刻意，有了“天窗”就自己補上幾句。其中有四句“層層梯田鋪稿簽，滴滴汗水寫詩篇，貧下中農創大業，公社處處湧詩泉”，這份戰報後來被來采訪的《四川日報》的記者看見了，我記得當時他以很驚訝的神情望著我，這真是你自己寫的呀？我說是啊。然後他回成都沒多久就把這首四言八句的“詩”發在了《四川日報》上，一個字未改，取了個名字叫《公社處處湧詩泉》。這就應該算我第一首發表的詩吧？我沒有覺得把這首詩拿出來曬有什麼難為情，這是一個人的印記，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自己走的路，無論姿勢怎樣，自己必須要記得。
王西平：您將自己90年代的詩歌，定義為“簡單、尖銳”，並將這一特點歸結到“小時候留在腦子裏的重金屬的轟鳴”。“金屬的轟鳴”這怎麼講呢？這種時空與時空的穿插，以及詩歌與物體的對應，跟您的出生環境有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