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新文化、新知識分子、新感受力
桑塔格在1988年的一次采訪中，明確指出：“我不喜歡文學理論之類的東西。”Leland Poague, ed. 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i, 1995. p.237. 她認為，感受力的豐富以及快速變化是理論無法把握的。所以，她大量的文章不是從理論出發，也不是為了推演出一套理論，而是“從自己的體驗出發，闡述讀後感及看法”（美）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第1頁。。新感受力就是一種體驗的能力，也是桑塔格對她那個時代以及新文化體驗的結果。
在桑塔格那裏，新感受力改變了我們思考的方向，從過去那種注重“對……的感受”轉變為“感受……的能力”，也就是說，它關注的不是我們到底看見了什麼、聽見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而是我們能夠看見、能夠聽見、能夠感受的能力。新感受力並非局限於某個獨特的領域（比如自主的審美王國），也不依存於對某種存在的獨特感受和領悟，更不是一種封閉的自我經驗，而是跨越存在的所有領域，對新時代存在狀況的全麵體驗。它向所有領域開放，既有對外在環境的身體體驗，又有對圖像的感知，實際上，還包括對日新月異的大眾文化和現存的高雅文化的感受，甚至包括對道德和古老的人文價值的體悟以及對現實中責任和良心的召喚。第一節新文化、新知識分子
無論如何，桑塔格的名字首先是與“新感受力”和“反對闡釋”這樣的詞語聯係在一起的。可以說，1966年出版的《反對闡釋》既開創了一種新的批評又宣告了一種新的美學——新感受力美學。
論文集《反對闡釋》收錄的是桑塔格1961年到1965年之間寫下的大部分批評文字，共26篇。這些文章有三個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對多種文化和思想的廣泛關注，而不隻是討論文學藝術，涉及哲學、人類學、文學批評、電影、戲劇、宗教和心理學等。文集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兩篇批評理論文章——《反對闡釋》和《論風格》；第二部分的8篇文章，展現了她對藝術家、批評家、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研究；第三部分的5篇文章，是對戲劇的研究；第四部分的6篇文章，是對電影的研究；第五部分的5篇文章，主要是研究事件劇、坎普以及文化中的新感受力問題。二是大量文章討論的是歐洲的藝術家和思想家，直接涉及美國本土的隻有3篇。三是文章討論的內容雖然不同，甚至沒有關聯，但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努力確立一種新的批評。這種批評關注的是整個文化現象，是對二戰後美國批評的超越，其核心是圍繞新感受力建立起一種新的批評方式。
這種新的批評既沒有深奧、係統的理論體係，也不是從某種現存的嚴密理論展開，更多的時候顯得非常散漫，其中大量的觀點隻是桑塔格自己體驗的一種表達，不少看法顯得陳舊，缺乏新意。但是，它為什麼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呢？這具有深刻的現實原因，根本在於它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和價值的變遷，衝破了二戰後紐約知識分子文學批評的僵局。
美國著名的文學和社會批評家歐文?豪於1968年發表的一篇名為《紐約知識分子》的長文，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歐文?豪正是受到桑塔格的影響而寫作此文的，他向我們描畫了紐約知識分子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變化，即紐約第一知識分子的曆史。歐文?豪認為，進入60年代，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影響已結束了，並誕生了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桑塔格是其領軍人物，“我們正麵對一個文化的新階段，在動機和本源上代表了一種摧毀現代主義血淋淋的遺產的強烈欲望。……這種新的感性對各種觀念已經無興趣，對複雜整一的文學結構也不感興趣，這些是我們過去批評的關鍵術語……它也討厭托馬斯?曼給予我們的對反諷的讚美，討厭卡夫卡所引導我們陷入的幻景，討厭喬伊斯留給我們的日常恐懼和優雅的遁辭。它藐視理性，對精神不感興趣……它厭煩過去……”轉引自周憲編譯《激進的美學鋒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1頁。而新一代知識分子，“他們雄心勃勃、自信、討厭失敗、他們徹底遠離集權時代的創傷，也沒有受到它的汙染，所以很容易發展壯大。”新一代知識分子拋棄了“政治－文化的風格……推崇新的感受力。”Liam Kennedy, Susan Sontag: Mind as Passion. p.16.歐文?豪看到了文化變遷所帶來的趣味和價值的變化，但這一變化卻讓他沮喪，他不是一味稱讚桑塔格，相反，他批評桑塔格采用各種觀點的折中，缺乏創新。
歐文?豪並沒有看到桑塔格這一新批評的實質，沒有明白新感受力在桑塔格整個思想中的地位，更沒有看到新感受力美學的思想價值。利亞姆?肯尼迪從另一個角度向我們闡述了這一問題，他認為歐文?豪對桑塔格的評論，僅僅“反映了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在60年代文化和政治方麵的挫折，而並沒有清晰揭示桑塔格與‘新感受力’之間的關係。豪的文章是有一定洞察力的，特別是他評價了戰後知識分子寫作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力，但對年輕一代知識分子他並沒有太客觀的認識，他看到的是他們頭頂上的一種集體性的壞信譽：失掉了知識分子和政治的嚴肅性，拋棄了初期高雅現代主義那些批評和道德的信條，背叛了文化激進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他斷定桑塔格和與她類似的知識分子是反對在二戰中和戰後形成的那種批評實踐的文化理想的。其實，歐文?豪沒有看到——也許是他不情願承認——桑塔格並不是簡單地拋棄這種精神遺產，而是刻意地質詢它並在它的基礎上來建構自己的批評方式和美學理想。”同上。
道格拉斯?凱爾納和斯蒂文?貝斯特在《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中認為桑塔格的“新感受力”是“向理性主義追求內容、意義和秩序的做法提出了挑戰”（美）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張誌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3頁。。桑塔格表現了新一代知識分子的趣味和新的價值追求，她的批評既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對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批評模式的批判。她看到，紐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批評沒有跟上文化和美學變遷的步伐，沒有意識到新的藝術實踐對批評提出的新要求，仍然受限於傳統文學批評的思路，根本沒有討論新文化對人們感受和價值的影響，已經變得極為僵化、狹隘，這樣，他們的趣味和價值評判標準已和時代不相符合，失去了批評的效用。
新感受力就是桑塔格衝破這一僵化格局的結果，她看到60年代早期文化轉型所帶來的意義，意識到這將是一場在文學、藝術、科學、生活等領域發生的巨變，它還將改變人的經驗以及價值追求，與此相適應，我們的批評也應該改變。
對桑塔格而言，文化的變遷必然帶來感受力的變遷。如果沒有20世紀出現的新文化，桑塔格也不可能提出新感受力美學。理解新感受力離不開對這一新文化的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60年代初，美國經濟出現持續繁榮，可以說，已成為“豐裕社會”。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有了屬於自己的房子，讀大學的人激增。在科技方麵，晶體管的發明帶來了又一次科技革命，隨之而來的是各式家電產品的發明：按鈕電話、立體聲收音機、電熱毯、烘幹洗衣機、空調、速凍食品，這些大都是50年代出現的。這些發明逐漸成為中產階級的生活必需品，促使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和觀念的更新。城市向郊區的延伸又直接帶動了汽車業的發展，因為汽車是城郊流動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電視技術出現於20世紀20年代，但大量湧入美國普通家庭也是在20世紀50年代。電視的普及極大地改變了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圖像世界成為人們麵臨的新問題。這是一片繁榮的社會-文化圖景。然而，繁榮背後卻潛伏著危機：一是日漸加劇的貧富差距、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人們普遍存在悲觀絕望或不滿、沮喪的情緒；二是冷戰和越戰的陰影仍然在人們的生活及心靈中揮之不去。
新技術也帶來了新的趣味和文化樣式。進入60年代，美國出現了大量新型的文化樣式，比如通俗藝術、電影文化、即興劇、多媒體聲光節目、搖滾音樂等等。在桑塔格看來，這些新文化的發展，超越了詩歌、小說等傳統的藝術邊界。在一些創作中，不同藝術的界限、藝術與其它領域的界限被打破，某些藝術家開始結合多種媒介手段進行創作，把過去認為的庸俗作品和大眾文化的某些因素，甚至整體吸納進他們的美學創作當中。作品呈現出多元化、多樣性的特征。這改變了文化藝術過去那種嚴肅和說教的麵孔，也因而催生了新的感受和趣味。
在這場漫長的變遷中，各種先鋒思潮對文化的大眾化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一方麵，先鋒總是破壞已經建立起來的規則、體製，顛覆權威，帶給人們新的體驗和感受；另一方麵，先鋒不是抽象思考，它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創造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思想僅僅是它的附屬產品。這樣，先鋒就把藝術從過去的神聖殿堂拉了下來，撫平了藝術與生活的距離，於是，藝術就緊緊與生活聯係在一起，甚至成為生活的組成部分了，也正是如此，杜尚的小便器才堂而皇之地進入了藝術的殿堂。
60年代開始，後現代主義文化進入美國，它帶來了一股巨大的文化浪潮。在詹明信看來，它表現為“文化的主導”，它不僅是多樣的新型文化產品，還是文化的多樣生產。6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反文化運動”對新文化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它實際上屬於社會抗議運動，既包括校園民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反戰和平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同性戀者權利運動等方麵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搖滾樂、性解放、吸毒、嬉皮士文化，以及神秘主義和自我主義的複興等方麵的文化“革命”。它“從50年代後期一直延續到70年代”（美）莫裏斯?狄克斯坦《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方曉光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頁。 ,表現了對主流文化、現存製度的強烈不滿和批判，對婦女、同性戀者及少數民族處境的同情，對和平、正義的渴望。它極大地動搖了美國主流文化價值觀，打破了文化的雅俗界限，是對戰後美國社會主流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衝擊。有人稱之為“反正統文化”。
“反文化運動”帶來了一種解放，它促使傳統被拋棄，社會按人的意願來重新被塑造。它既推動了革命又推動了改革，並試圖把追求社會正義和找尋個人真諦相結合。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的興起對這場反文化運動有著一定影響：“第一世界的60年代最富有特征的表達方式——無論從反文化這裏實際上是指反正統文化，而不是反一切文化。的角度來理解(如吸毒，搖滾樂)，還是從‘新左派’學生和群眾反戰運動的政治角度來體會——從時間上來說，都要比第三世界的晚一些。從政治上來看，第一世界60年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確該歸功於第三世界主義……”（美）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第343頁。他認為60年代美國黑人運動是世界反殖民運動的組成部分。“土著”、“少數民族”、“邊緣人員”、婦女、被殖民者在60年代都開始了自我意識的進程。
這場反文化運動是激進的。丹尼爾?貝爾分析這種激進主義時認為：“文化激進主義除了在風格和布局中的形式革命外，則基本上是叛逆性的，因為它的衝動來自憤怒；正因為如此，人們在60年代的文化情緒中看到了文化現代主義的一個關鍵方麵的枯竭。”（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蒲隆、任曉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69頁。貝爾把60年代的文化情緒同50年代的文化情緒相比較，認為50年代美國有代表性的文化情緒屬於一種“超然和距離”的批評態度，仍屬於“思想”範疇。“60年代的情緒則以洪水猛獸般的，甚至愚笨莽撞的方式摒棄了那種情緒。這種新的情緒由於對這個時代怒不可遏，它因此表現出喧鬧而又咒罵成性的特征，且流於淫穢……”同上，第169-170頁。60年代的反正統文化欣賞荒誕，顛倒價值，謳歌“基本衝動而不是高級衝動”，在吸毒中致幻，熱烈中暴力，沉溺於性反常，“具有反認識和反理智的情緒”，展開了對資本主義傳統價值觀的批判。
文化逐漸成為了一種具有獨立的、自治價值的理論視閾，而以往這些價值隻能在哲學和經典文學中去尋找。這也是20世紀中期發生的一個重大的理論轉變。這一轉向除了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生產方麵的原因外，還有人們在政治上的“失望”。一方麵是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失望，其實這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了，是知識分子普遍關注的問題，其直指的焦點在於資本主義對人的抽象、控製、異化，他們希望重新找回屬於人的東西。另一方麵是西方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失望，它是晚近一些的事情，出現於30年代末期，徹底的失望則開始於對斯大林政治的認清。這兩種失望讓知識分子突然失去方向和價值。他們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文化、藝術最後接納了他們，成為他們精神的避難所，因為那是人自己創造的東西，保留著人的精神，體現了人的價值追求。於是，文化轉向開始了，他們希望通過文化獲得拯救、抓住真正的價值。對紐約知識分子來說，同樣麵臨這樣的問題。但是，不是所有文化都能提供他們所希望的東西，不是每部作品都能成為經典，隻有高級文化才是他們的精神家園，而大眾文化是鄙俗的、趣味低下的。1952年，《黨派評論》舉辦了一個題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文化”的著名研討會，它標誌紐約知識分子的批評開始向文化轉向。從40年代到50年代，“高級文化”與“大眾文化”還是紐約老知識分子爭論的焦點問題。但進入60年代，兩種文化之間的絕對界限被逐漸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