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國際共運史上，美國無疑屬於共產主義運動的不發達地區。美國共產主義政黨自1919年誕生以來，它所推動的美國共產主義運動除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過短暫興盛外，其餘時間均處於衰弱狀態。
美國共產主義運動迄今大致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1919年到1935年，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在這一時期的發展屢遭挫折，步履蹣跚。美國共產主義政黨剛一成立，便遭到政府的嚴厲打擊。從1919底到1920年初，美國司法部掀起一場針對激進分子的大規模打擊活動，嚴重削弱了美國共產主義政黨的組織力量，並迫使後者一度轉入地下。隨後美國近10年的經濟繁榮更加使倡導暴力革命的共產黨人失去了市場，加之政策的失誤，使得美共無論在工會工作還是在統一戰線工作方麵都難有發展。到20年代末，美共僅是一個不足萬人的弱小激進組織，孤立於絕大多數工人群眾之外。即便是1929年經濟大危機爆發後，美國共產主義運動也未從中受益。大蕭條期間，絕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喪失對資本主義製度的信心，他們依然相信兩大資產階級政黨而不是共產黨。在1932年大選中，美共總統候選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僅僅得到10萬餘張選票，而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共和黨候選人赫伯特·胡佛則分別得到2200多萬張和1500多萬張選票。此外，美共在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所開展的主要工作，效果也不盡如人意：在爭取失業者的過程中，共產黨雖然能夠動員起上百萬人參加失業遊行，但卻無法喚起上千萬失業者的革命情緒；在工會運動領域，美共從1929年發起的產業工會運動到1935年初以失敗而告終；雖然黑人工作與20年代相比略有起色，但支持和追隨共產黨的黑人群眾依然很少，到1935年5月，美共的黑人成員數量僅有2000多名，且主要黑人組織和黑人領袖普遍排斥和反感共產黨人。到羅斯福新政初期，美國共產黨仍舊是一個隻有2萬餘人的弱小政治組織，繼續孤立於美國社會的主流生活之外，影響力微弱。
第二階段從1935年到1947年，這是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美國共產黨不但在組織力量上有了較大發展，其成員數量一度達到7萬多人的曆史最高峰，而且逐步擺脫了在社會中的孤立地位，滲入到美國的主流社會生活當中，影響力也隨之擴大：在工會運動領域，美共不但幫助礦工聯合會主席約翰·劉易斯等人領導的產業工會運動獲得迅速發展，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還成功控製和影響了會員總數達100萬以上的10餘個產聯工會，成為主流工會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政治領域，共產黨人逐漸滲入進聯邦政府機構及紐約、明尼蘇達、加利福尼亞等州的政治生活當中，並且能夠在紐約等州的地方性政治生活，特別是選舉活動中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在黑人工作領域，美共一度緩和了與眾多黑人領袖及溫和黑人組織的緊張關係，並同他們合作建立了全國黑人大會等較有影響的黑人陣線組織，從而使自己短暫地融入了主流黑人民權運動。由於取得的這些成就，到40年代中期，美國共產黨已經從一個弱小的激進組織發展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政治力量。雖然在此期間，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曾經曆過蘇德條約時期的短暫挫折，但總體上看，在這一發展階段，美國共產黨無論在組織力量還是在影響力上，都達到了其曆史上的最高峰。
第三階段從1947年至今，這一時期，美國共產主義運動迅速滑向衰落並一蹶不振。自杜魯門政府挑起“冷戰”後，美國共產黨的生存環境便急劇惡化。1947年“忠誠調查令”的頒布、“塔夫脫——哈特萊法”的出台以及1948年12名美共領導人以違反“史密斯法”的罪名遭到起訴，標誌著二戰後美國政府壓製、打擊美國共產黨的開始。隨後，美國國會又分別於1950年和1954年通過限製共產黨活動的“國內安全法”（也稱“麥卡倫法”）和“共產黨活動管製法”，實際上剝奪了美共合法存在及活動的權利。與此同時，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的反共狂潮給了美國共產黨人最致命的一擊，徹底摧毀了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根基。這場反共浪潮剛剛平息，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波匈事件”又動搖了許多共產黨人的信念，致使大批美共黨員退黨。到1956年底，美共人數降至萬餘人。1958年進一步下降到7000人左右。雖然在1965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麥卡倫法》違憲後，美共的活動有所擴大，力量略有恢複，但美國共產主義運動一直未能走出低穀。在七八十年代，共產黨成員數量最多時估計隻有約2萬人；美共在此期間參加的幾次總統大選，情況最好的一次也僅獲得5.9萬張選票。事實上，早在“蘇東劇變”前，美共就已重新淪為一個為人們所忽視的、沒有任何社會影響力的邊緣性組織，淡出了美國社會的舞台。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
縱觀美國共運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出，美國共產主義政黨既沒有像俄國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那樣進行一場成功的、具有世界影響的革命運動，也沒有像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那樣能夠參與政府的組建，成為影響國家政局的重要力量。在美共的曆史上，即便是在其力量最強大的時期，也從未有任何一個公開的共產黨人當選過市長、州長、州議員、國會議員。此外，與歐洲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逐漸擺脫蘇聯模式探索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相比——例如，50年代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70年代後期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等三國共產黨共同倡導的“歐洲共產主義”，美國共產黨人自厄爾·白勞德（Earl Browder）以後就沒有在有關社會主義理論的創新方麵有過較為突出的貢獻。這些因素使得我國學術界中較少有人重視對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係統研究。
目前來看，我國有關對美國共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幾篇博士論文。其中肖慶平的《陵穀之變——戰後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曆史述評（1945－1958）》（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係，高放教授指導，1988年）和丁淑傑的《論戰後美共的曲折發展及對社會主義的新探索》（華中師範大學，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聶運麟教授指導，2002年），論述了二戰後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情況，並對其失敗原因進行了分析。前者認為美共嚴重的教條主義和缺乏應有的獨立自主性是導致美國共產主義運動走向衰敗的主要原因，而後者則從美共所犯的教條主義錯誤、內部的宗派鬥爭、美國高度發達的經濟和民主政治以及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存在的反共主義等幾方麵探討美國共產主義運動衰落的根源。此外，還有兩篇論文也涉及美國共運問題，一篇是丁金光的《白勞德及白勞德主義研究》（山東大學，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張樂嶺教授指導，2001年），該文對在美共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的領導人厄爾·白勞德予以了更為客觀和公正的評價，認為他對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功大於過；另一篇是賈慶軍的《美國共產主義運動與莫斯科的關係的曆史考察》（南開大學曆史係世界史專業，陸鏡生教授指導，2003年），該文利用冷戰後的解密資料對美共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往來進行了深入探討。
除此之外，國內其他學者在論及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時，大多隻是在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著作中作為一個方麵簡單涉及而已。比較而言，隻有帥能應主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曆史與現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對美國共產主義政黨從誕生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曆史做了相對詳細的介紹，不過仍顯粗略。可以說，根據到目前為止筆者所查閱掌握的資料來看，還未發現有國內學者對冷戰前的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做過較為係統和全麵的研究。
相比之下，國外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對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較為重視，研究成果也十分豐富。早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有關這方麵的著作就已出現。自1953年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設立“共和國基金”資助對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以來，美國史學界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廣泛和係統的研究。從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有關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曆時性、時段性、專題性、檔案類、人物傳記等各類研究著作相繼問世。
通過對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曆程的研究來探討這一運動興衰根源的著作主要有：詹姆斯·奧尼爾同G·A·沃納合著的《美國共產主義：對其起源、發展及綱領的批判分析》（James Oneal and G. A. Werner，American Commun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Programs， Westport， Con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2，［c1947］）、歐文·豪和劉易斯·考瑟爾所著的《美國共產黨：批判的曆史》（Irving Howe and Lewis Coser，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 Boston: Beacon， 1957）以及哈維·克萊爾與約翰·厄爾·海因斯合著的《美國共產主義運動：風雨中的曆程》（Harvey Klehr and John Earl Haynes，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Storming Heaven Itself，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