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佛陀的思想對當時印度社會的啟示
第一節佛陀的政治思想
佛陀是人間佛陀，佛教是佛陀在人間教的教化，絕不脫離世間而孤立存在，從《阿含經》中可以看到佛陀對印度政治的關懷，他曾具體地說過：“為家忘一人，為村忘一家，為國忘一村，為身忘世間。”釋迦牟尼對政治的關懷，不是“止於言”，而是起於行。佛陀有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在《增一阿含經·等見品》第2經中，曾經描述了佛陀阻止毗琉璃王征伐佛陀的祖國迦毗羅衛城的經過，佛陀為了救度釋迦族的人民，兩度趺坐在枯樹下靜坐示威，抗議侵略者。當毗琉璃王上前問他時，釋迦牟尼果斷地回答說：“親屬之蔭涼，釋種出於佛，盡是我枝葉，故坐斯樹下。”在摩謁陀國於攻打跋祇國時，阿闍世王曾派大臣禹舍前往闍崛山，試探佛陀的態度。於是佛陀向禹舍說了著名的“七不退法”，並借禹舍的口下結論說：“彼國人民若行一法不可圖，況複具七。”
“七不退法”的內容是什麼呢？應該說是佛陀的民主政治主張，是健全國家的七項條件：
1數相集會，講議正事。（此是議會政治的開端）
2君政和順，上下相敬。（以共和之精神相集合，以和合心議國事）
3奉法曉忌，不違禮度。（保護傳統的國法，不亂立新現。這傳統的國法，當是指原始氏族公社製度）
4孝事父母，順敬師長。（尊重國中耆宿，聽受意見）
5恭於宗祖，致敬鬼神。（尊重宗教信仰）
6關門真正，潔淨無穢，至於戲笑，言不及邪。（指國家治理良好，國家安定之表現）
7宗事沙門，敬持戒者。（沙門一詞，在佛陀時代是一切反婆羅門教出家人的泛稱，實際上是知識分子的代詞，這可以理解為尊重婆羅門教以外的一切知識分子和文化人）
一個國家具備了這七個條件，不僅使國家強盛，並使侵略者不敢覬覦。佛陀以這七法製止了阿闍世王的侵略計劃。從這裏，我們不僅提出了佛陀治理國事的政治主張，同時亦可看出了他對當時印度諸國之間的政治糾紛所負的使命如何。後來舍衛城波斯匿王遵照佛陀的指示，以此為政治之標準。佛陀還就當時社會的實際情形，衡察君王立國之得失，乃在於君主一人之道德，若君主（國王）能知德政，則國運必昌，人民幸福；若失德政，則國運必墮，人民痛苦。於是佛陀乃特地為當時之君主（國王，當然是佛教之信徒）製訂了十條應守的道德條款：
1清廉寬容。
2能受群臣之諫。
3好施與，與民同樂。
4租稅必須依法征收。
5嚴肅閨門。
6不因性亂性。
7勤勉，不嬉笑戲樂，謹持威嚴。
8審判必依法律，無私曲於其間。
9與群臣和睦，不與彼競爭。
10常注意身體健康。
在釋迦牟尼本身，他也表現出了指導實際政治的精神，並且往往將此精神配合著僧因，開導弟子們以此精神作為自身的修學和安身。但是，這還不能完全展示佛陀的政治理想，他提倡轉輪聖王的正法治世，這在《阿含經》中是經常述及到的。轉輪聖王治世的方法是：“依於正法、重法、敬法、思法、尊法、稱讚法、樹立法幢。依於法，自采女、內官、軍人、刹帝利、婆羅門、居士、村士、沙門，乃至鳥獸均保護之。”佛陀還專門列舉君主不應成就的十惡，並說：“國王成就十法者，不得久成，多諸盜賊。”這十惡是：
1慳貪，以小事便興嗔恚，不親義理。
2貪著財物，不肯庶幾。
3不受人諫，為人暴虐，無有慈心。
4枉諸人民，橫取係閉，在牢獄中，無有出期。
5非法相佐，不案正行。
6貪著他色，遠離己妻。
7好喜嗜酒，不理官事。
8好喜歌舞戲樂，不理官事。
9恒抱長患，無有強健之日。
10不信忠孝之臣，翅羽鮮少，無有強佐。
佛陀還特別說到“尊重在野力量，不濫捕濫殺異己”，《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中曾說到逮捕判處罪犯的五個原則：
1依實，非不實：依實情而治罪，而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相當於審判必依法律，無私曲於其間。
2依時，非不時：經文說：“王有力時，彼違王命，應治其罪；若王無力，應止不治。”這不外是說是否逮捕罪犯，應視國家是否處於安定狀況而定；如果國家於動蕩不安中，應該抱著“不是敵人，便是朋友”的胸懷，廣開言路，寬容異己，如此才能上下一心，克服困難。
3依義，非義：這就是說應該體諒罪犯的犯罪動機，“若從惡心，應如法治；若非惡心，不應治罪。”也就是說，如果在野勢力的意見，是為了國家更上軌道，即使其意見尖銳以致不堪入耳，也“不應治罪”。
4柔軟，非粗獷語：經文說：“如此眾生所犯王法，但應嗬責不合餘治；應知其過，正說不隱，善說苦言。”這是針對罪犯隻治其犯罪之事實，而不做人身的攻擊；換句話說，犯罪是要治罪的，但不能因其犯罪，就施以違背人權的待遇。
5慈心，非嗔心：佛典在說明這五種治罪原則之前，特別強調說：“行法行王，若欲治彼惡行眾生，先起慈心，智慧觀察，思維五法，然後當治。”其中最先提到“先起慈心”，又在五種治罪原則的最後，再度具體化地被提出來。經文說：“斷此罪過，除卻斷命；不得割截手腳眼耳鼻舌；依於大慈大悲之心，聽係閉牢獄，枷鎖打縛，種種嗬責，奪取資生，驅擯他方，為令改悔；非常惡心，舍此眾生。”這是說，即使不得已而治罪，也不應該有死刑或嚴刑拷打的情形發生，而應發起大慈大悲之心，感化罪犯，令他悔改。對這一條，以多於前四條佛典裏特別數十倍的文字來說，君主不應以應刑峻罰來治理國家，而基於佛教“不殺生”的教義，更應廢除“斷命”的死刑。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所描述的國王是佛陀理想的轉輪聖王，對內仁民愛物，對外以德服人。例如，對那些人侵的敵軍，“當令和解，滅此鬥爭”，“不應與戰，當與其物，求無鬥爭”，“以方便，現大勇健難敵之相，令彼逆主生驚畏心，以滅鬥爭”。這就是經文中所說的“親友”、“與物”、“驚怖”三種消除兩國戰爭的方法，包括了現今常說的外交政策及軍事演習等和平手法的運用。如果用這三種方法依然不能令敵人知難而退，那麼就必須抱著三種心情來參加戰爭：
1“此反逆主，無慈悲心，自殺眾生，餘人殺者亦不遮護，我今不令如此相殺。”這就是說，戰爭是為了阻止敵人的窮兵黷武，以獲得永久的和平。
2“當以方便降伏逆主，士馬兵眾不與戰鬥。”這是透過巧妙的手法，例如政治、經濟、外交等交涉，盡快結束戰爭。
3“當以方便活係縛取，不作殺害。”盡量以優待俘虜的方式打敗敵人，而不殺害他們。
佛陀的這種戰爭哲學，在《增一阿含經·等見品》第2經中表現得最為透徹，當毗琉璃王率兵攻打釋迦族時，有位名叫舍摩的青年，站在城牆上勇敢地抵抗敵軍的侵略，一時之間，殺死了許多的敵軍，連站在城下的毗琉璃王看了都感到恐怖。這時，城內的釋迦族人卻把舍摩叫了下來，對他說：“汝年幼小，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蟲，況複人命乎！我等亦能壞此軍眾，一人敵萬人，然我等複作是念，然殺害眾生不可稱計，世尊亦作是說。”像這種“寧可投降，也不要塗炭生靈”的戰爭哲學，與本世紀偉大的哲學家羅素（B、Russell）的主張，完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