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詩，具有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詩，是人類心靈的深切呼喚。
詩是一條流經人類每個角落永不枯竭的清清小河。
詩是不受時空條件限製的。那是因為由詩所傳達出的人的美好情感是不受時空條件限製的。詩，可以越過滄桑歲月，到達地老天荒。
詩是整體意義上的美，是春風沉醉的美。詩是美的極致，因為詩具有巨大的藝術容量和廣闊的想象空間。
詩情和詩意充滿著美好的善意。詩，從來都是引人向善的。詩過去不會今後永遠也不會讓人向惡。詩可以達成各個地域的人們心靈之間的牽手。所以亞裏士多德哲學的重要內容是《詩學》，他指出詩是“創造的科學”；所以康德提出詩美“是道德的標誌”，而黑格爾說“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古希臘有《伊利亞特》和《奧德修斯》那樣的荷馬史詩，古代中國有“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那樣的詩，我國藏民族也有史詩《格薩爾王傳》，這些都無一不在證明著詩的普世價值和恒久美感。
20世紀中，詩更是把人類生活提升到新的高度。海德格爾說：“人類應當詩意地棲居在這片星球上。”詩在當代不僅具有普世價值，更成為人類生活新的標尺。
二
詩在中國具有更加崇高更加特殊的地位。在中國，詩從有史之初就受到格外的尊崇。中國是詩的國度。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擁有像中國這樣數量巨大的詩歌和眾多的詩人。
詩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也是中國文化的源頭。
孔子是最早發現詩的巨大價值和崇高地位的人，他是最早、最傑出的詩學家。他反複閱讀《詩三百》，他又重新修訂和編輯《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然而《論語》中孔子已多處說過“詩三百”的話，《墨子·公孟篇》中也有“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的話。另外，《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國公子季劄這一年到魯，魯國為他表演的《詩》從名稱到順序都與今天《詩經》基本相同，而孔子這年隻有十歲。由此可見，孔子當時《詩》已成集。但值得注意的是，《論語·子罕》中記有“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史記》關於孔子刪《詩》之說並非全無根據。因此筆者認為，孔子在讀詩傳詩過程中也整理修訂過《詩》。人們感歎於“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其實，他讀《詩》何嚐不也是韋編三絕。
孔子高度重視詩。他在《論語·季氏》中說：“不學詩，無以言。”長時期以來，人們總是從修辭學角度理解孔子這句話，認為不學詩就不會講話，例如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就把“不學詩，無以言”譯成“不學詩就不會說話”。其實孔子在這裏說的是“不學詩就不能講話”，是關於話語權、發言權的問題。可見孔子對詩的重視。
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強調了詩的綜合性、全方位的意義和價值，雖然我並不讚成他讓詩為政治教化服務的觀點。他在《論語·泰伯》中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禮、樂這三個大的階段構成人的心智成長、精神發育的全過程，而詩則是宇宙觀養成的第一步。“興於詩”是指詩讓人振奮，讓人激動，讓人富於激情地生活。詩召喚人們生活的激情、生命的激情。在這樣的精神狀態下，再經過“禮”的熏陶，使人合乎社會規則地生活，合理地站立在社會群體之中。最後完成的階段是“樂”，樂又是富於濃厚感情色彩的，但這時的感性化卻是和理性化高度統一的，是一種具有理性元素，與理性水乳交融的感性。是否定之否定的完成式。
“詩——禮——樂”這條人生成長的軌跡，詩在開端，在起點。
詩是重感情的，是表達感情的，是用感情來打動人、感化人的。孔子也正是從“詩——禮——樂”這條精神成長道路上走過來的。他是有著博大精深思想的哲人，他又是滿懷充沛感情的詩人。他是有性情的，是有激情的，他就是“興於詩”的。真正了不起的人，也就是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人，一定是滿懷激情而又一腔深情的。孔子就是這樣。我們讀《論語》，裏麵處處是飽含感情的句子，完全沒有那種板起臉孔的態度。孔子是我國最早、最有成就的教師和文化傳播者，他實行的“師道”，不是講求尊嚴，而是熱情洋溢、感慨萬端，並用熱情和感慨去感染學生，讓他們從感情上去熱愛知識，進而對知識產生理解、尊重之情。這是教育學最重要的使命和方法，這是富於詩意的教學法。從這裏可以看出孔子“興於詩”的深刻本質和具體運用。
《史記·孔子世家》中記錄了孔子一生中最後唱的一首歌。這是他七十三歲臨終前唱的歌，也是他把詩與樂、把感性和理性高度結合在一起的典範。歌詞共三句：
泰山壞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
泰山崩塌了！
天柱摧折了！
哲人離去了！
這是孔子用詩歌表達的人生最後感慨。七天之後，他去世了。
斯人已逝，但他強調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留給我們極其深刻的啟發：
一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是情感的豐富而不是情感的枯竭，是情感的敏銳而不是情感的麻木，是情感的充盈流動而不是情感的萎縮凝滯，是情懷的自然天成而不是情懷的矯揉造作（參看鮑鵬山《說孔子》，上海高教電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
孔子是我國有史以來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影響力最深巨、最持久的華夏文化傳播者和創立者，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國人。孔子以及他所創立的學說早已成為中國人永遠的精神內核和心靈印記。“自孔子之前數千年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之後數千年文化賴孔子而開。”這是柳詒徵先生作出的符合曆史事實的評判。朱熹甚至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朱子語類》卷九三：“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嚐於郵亭梁間見此語。”唐子西名庚，北宋詩人，其《唐子西文錄》中記曰：“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雲‘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可見為無名氏所作。後世多係之於朱熹名下。
隨著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在全社會的至尊地位的確立和持續不斷的強化，孔子的詩學上升為詩教。作為儒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成為中國社會的重大精神支柱，成為道德倫理體係、政治理論體係和社會行為規範的組成部分。
中國對詩和詩學的重視，詩和詩學在中國所體現出的極其崇高的價值，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所不能比擬的。
三
在這樣的詩的國度中，詩歌精神與詩人精神緊密結合在一起，詩歌品格與詩人品格緊密結合在一起。回望曆史，先秦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詩人，中國的知識分子，體現出極高的人格尊嚴，無論公德私德，他們都有自己堅守的價值尺度和道德尺度，並且一以貫之，甚至以生命殉之。屈原就是這樣的詩人。他的詩品也正是他的人品。“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離騷》）這就是孔子說的誌士仁人，孟子說的大丈夫。屈原的身後，站立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群體的人格雕像：“唐雎不辱使命”、“趙氏孤兒”、“信陵君竊符救趙”等等，為中國詩人確立了一個精神高度和人生高度的坐標，具有超越曆史的感召力。
《詩經》之後，出現了屈原，他吸收民歌營養，另創新體，成為“騷體詩”的創立者。他是中國詩史上文人創作從民間創作中分流出來的第一個作家，是第一個偉大詩人，是中國文人詩的第一座高峰。無論從詩人之變還是從詩體之變上看，屈原都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第一次變局。
漢代是中華民族的定型期，是中華民族及其國家形態最終確立的時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繁榮而又穩定的封建王朝。至漢武帝時，國運空前昌盛，日麗中天，這樣的社會現實很容易在人們心理上培育出奮發向上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這影響到文學藝術，便產生了一種陽剛崇高、義尚光大的審美傾向。在建築藝術、雕刻藝術、繪畫藝術和文學藝術上都是如此，都具有雄渾博大的氣魄、粗獷豪放的風格和深沉穩定的力度。詩人文士滿懷參與生活的激情，以奔放雄健的筆力，描寫大好河山，作品中洋溢著按捺不住的讚歎和欣喜之情。這一點如李澤厚所言：“在一個琳琅滿目、五色斑斕的形象係列中，強有力地表現出人對物質世界和自然對象的征服主題。”（李澤厚《美的曆程》）麵對著大漢帝國這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嶄新局麵，詩人文士對美麗、富饒、繁榮、昌盛、先進、強大的祖國盡情謳歌禮讚。在詩體上，漢代人繼續著屈原騷體詩的變化之路而更進一步，創變出形式更自由的詩體——漢賦。劉邦是楚人，漢文化主要傳承的是楚風，同時融入儒、道文化元素。本真狂放、情感熱烈、心胸開闊、氣派雄沉、資質悲壯是兩漢文化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集中體現在司馬遷、李固、陳蕃、範滂等士人身上。司馬遷的人生追求和偉大人格，深刻影響著漢代詩人。李固、陳蕃為代表的理想主義者，以澄清天下為誌，是知識分子群體意識最早覺醒的一代，其慷慨赴死的壯烈，為正直知識分子提供了風骨上的楷模，也為漢代乃至三國時代詩人精神之變播種下內因。
魏晉時代是中國詩史上尤為顯著的變革期，向我們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心靈世界和人格世界。官方意識形態向心力的渙散，帶來了文化生態的多元，刺激了“人的覺醒”。於是，一種“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不理會冠冕堂皇的教條禮法，隻管放任性情，自由自在，被稱為“魏晉風流”的人生範式出現了。最具代表性的詩人是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淵明等。魏晉詩人追求以漂亮的外在風貌表現出高逸的內在人格。他們縱情享樂，又滿懷詩心哲意，瀟灑不群，超然自得，無為而又無不為，藥、酒、詩、樂，談玄論道，山水景色……與他們相伴，如影隨形。魏晉詩人超凡脫俗的高貴氣派和綽約風姿，為那個時代留下了“遙遠的絕響”。
這種狀況，對那個時代的詩人之變、詩風之變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南朝文化是魏晉文化的延伸，尤其是東晉文化的延伸。東晉在中國曆史上呈現出另一番麵目，它是第一個隻擁有江左之地的漢族王朝，是曆史上的第一次“衣冠南渡”。黃河流域和中原大地成了北方少數民族鐵騎逐鹿的場所。大批王室、貴族和士人渡過長江，在江左安身立命。東晉，是中華文明重心第一次從黃河流域遷徙到長江流域的時期。
地域範圍的銳減使得東晉的政治格局和社會麵貌空前狹小，這是製約和影響東晉詩歌的最根本因素。又兼西晉後期之內外戰亂連綿不已，大批文士死於非命，詩人隊伍元氣大傷，過江之時，詩人已寥寥無幾。因此，東晉詩歌總體上呈現出“小”的特征，詩人隊伍規模小，詩壇氣象格局也小。自然，詩歌成就也較小，沒有出現建安那樣的詩歌高潮，也沒有出現正始、太康時的詩歌景象。
東晉詩歌整體上的另一特征是“弱”。東晉一朝，偏安江左，以守江自保為滿足，毫無朝政之振起和民氣之發揚的誌向與舉措。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晉元帝，早已懷有“據守江東”的打算。他曾對作為吳人的驃騎將軍顧榮說過“寄人國土，心常懷慚”的話（《世說新語·言語》），似乎懷有內疚之情和興亡之思，其實這隻是一種政治策略和姿態。他這番試探性的話語，得到顧榮“王者以天下為家，……陛下勿以遷都為念”的回答後，即安下心來。文人士大夫也莫不如此，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首輔大臣王導，曾有“努力王室，克複神州”的豪言（《世說新語·言語》），但這種“黍離之痛”很快就化作一縷淡淡的悵惘輕煙。他執政二十餘年，未見任何“克複”舉動。作為東晉第二代士大夫中領袖人物的王羲之，更是“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誌”。在這樣的世風人情之下，東晉詩歌缺乏遒勁的風力、崇高的精神和慷慨的情調，體質和文氣大大弱於建安、正始是必然的。
南朝正是承繼了東晉詩風的餘緒，南朝詩的基本麵也正是小、弱。到了梁陳之際，宮體詩勃興，詩歌題材、氣象更為狹小，被陳子昂斥為“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
與魏晉南北朝相連接的，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高峰同時也是中國“詩歌王朝”的高峰——唐朝與唐詩。唐朝是中國曆史上中央集權王朝之中最具人的氣象的朝代，是真正的民富國強的盛世。唐朝也是中國文化史、中國詩歌史上最為燦爛輝煌的篇章。開放、多元、激情、理性而又浪漫，南北文化交流密切，中外貿易交通發達，伴隨著“胡商”的雲集，“胡姬”、“胡酒”、“胡樂”、“胡服”也成為一時之風尚。這是一個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的時代，為國建功立業的榮譽感、成就感和英雄主義，以及豐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激情和想象，充溢在社會氛圍之中。
大唐氣象的典型代表是唐詩。唐詩多姿多彩，氣象萬千。有李白式的青春張揚，有杜甫式的沉鬱頓挫，或如邊塞詩那樣的豪邁壯麗、虎虎生風，或如田園詩那樣的優美寧靜、意境深遠，有《登幽州台歌》那樣的胸懷高蹈、獨領風騷，有《春江花月夜》那樣的優美明快、寥廓神秘，還有李商隱詩的情意綿綿、一唱三歎……這是個詩人最多、詩作最多、成就最大的詩歌時代。唐詩從各個側麵展現了那個時代的審美高度，展現了人的精神的自由和心靈世界的豐富。
魏晉南北朝正處在唐詩興起的前奏期，它又是《詩》《騷》以來的中國社會的一大變化轉折期。它是秦漢與唐朝之間的“夾縫時代”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1996年版。。在中國詩史上，它也是《詩》《騷》與唐詩之間的夾縫時代。魏晉南北朝詩上承《詩》《騷》的影響和演變而來，下則過渡和開啟了唐詩。這是中國詩史上不容忽視的關鍵時期。我們關注這個時期，關注這個時代的詩歌變遷，關注這個時代詩人群體的變遷、詩人人格的變遷和詩人生命意識之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