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這種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的主流倫理思想，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傳播和應用，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曆史選擇密切相關。但是，由於文化傳統和製度設計的差異，國人對於西方功利主義往往呈現出明顯的矛盾心態：一會“趨之若鶩”“慕之若膻”；一會“避之若厲”、視作洪水猛獸。
一、功利主義思維的源流沿革
功利主義是近現代西方思潮中一種重要的倫理思想，起源於17世紀英國經驗論者霍布斯、洛克和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等人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與享樂主義、感覺主義密切聯係。19世紀英國思想家邊沁和密爾總結以往這一方麵的思想，建立起係統的功利主義思想體係。
邊沁是一位博學的思想家，他既是一位哲學家，同時還是一位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曾任律師。1789年因發表了《道德和立法原則導論》一書而負盛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稱邊沁是“資產階級蠢才中的一個天才”。
邊沁繼承了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愛爾維修的功利理論，從自然人性論出發，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人的本性是追求感官的快樂，逃避感官的痛苦，因而人都處於苦和樂這兩個最高主宰的控製之下。苦樂既是道德的來源，又是道德善惡的標準，而且它可以被計算。據此，他把商人、市儈作為標準的人，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看作是一種赤裸裸的相互利用互相剝削的關係。“我們第一次在邊沁的學說裏看到：一切現存的關係都完全從屬於功利關係，而這種關係被無條件地推崇為其他一切關係的唯一內容”。邊沁繼承了享樂主義，批判了禁欲主義道德論和情感道德論，主張追求快樂是善，反之則是惡。他把快樂分為由感覺引起的快樂、財富引起的快樂和權力引起的快樂等十幾種，痛苦也分由感覺引起的、窮乏引起、仇恨引起的等十幾種。在《快樂和痛苦的計算》中，他提出苦樂無質的區別，隻有量的不同，而且苦樂的量可以進行精密的對比和計算。他編製了一個“快樂和痛苦的等級表”。該表一方麵可以根據苦樂自身的強度、持續性、確實程度和遠近計算；另一方麵，也可根據苦樂是否純粹和對他人的影響程度計算。邊沁計算的結果是：人們應當追求最持久、最確實、最迫切，而且又是最廣泛和最純粹的快樂。他指出，幸福就是趨樂避苦求得最大快樂，功利的原則應當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快樂和人類幸福的基礎在於利益。他認為，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同一的，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求得個人的更大利益，這種對人類幸福的追求，無非是一種“文明的利己主義”。他強調“個人利益是唯一現實的利益”，社會利益隻不過是一種抽象。
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原則，不僅被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普遍繼承和宣揚，而且市民社會的普遍成員都在行為上為這一理論躬行履踐。
二、功利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中國社會近代以來，隨著中西交流對外交往的發展，西方文明對於中國的征服迅速蔓延。用功利主義思想解決問題是一種重要的方案和出路。思想界出現了許多介紹和宣揚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譬如王韜一方麵呼籲人們把學習西方近代文化“視為急務，勿作虛文”，另一方麵則提出：“誘之以利祿，激之以功名，以天下之大，人材之眾，豈無殊尤之資出類拔萃者哉？”李鴻章為了引發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熱情，以科舉功名為招徠術，建議“專設一科取士”，讓天下“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而嚴複高於儕輩之處，就在於他深諳當時人們的功利心態，通過《原富》《天演論》等譯著，宣傳了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指出隻有向西方學習才是有利無害的選擇，才能使中華民族避免重演“美洲之紅人，澳洲之黑種”遭受殖民奴役的曆史悲劇。在這種背景之下，人們一會兒“避西學若厲”，一會兒“慕西學若膻”。於是，在輸入的西方文化中，歐洲大陸思辨理論被輕視，注重實際功效的英國經驗論傳統和實證主義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廣為流行。這些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近代中國人在麵臨民族危機時表現出的功利傾向。
與此同時，隨著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一些思想家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介紹和宣傳西方近代功利主義學說，以期為發展資本主義確立新的價值觀念。最先的係統介紹首見於嚴複筆下。他在翻譯《原富》的過程中，對亞當·斯密從經濟學角度提出的功利主義思想進行了宣傳和發揮，其見解大致表現如下：
首先是論證個人“自營”和追求享受的正當性。康有為曾認為在人性論上“皆告子是而孟子非”，人性作為一種無所謂善惡的本然狀態，具體就表現於人的各種需求和欲望上，因而趨利避害和各種營利衝動是無可非議的。與這種帶有托古色彩的議論不同，嚴複是從生產與消費關係的原理上，來論證人們追求財富和享受的傾向是完全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他說：民之所以勤動者，“為利進耳，使靡所利，誰則為之？”隨著生產勞動而出現的財富積累，必然會促進人們對享受的追求。“今使一國之民，舉孜孜於求富。既富矣，又不願為享用之隆，則亦敝民而已。況無享用則物產豐盈之後，民將縵然止足，而所以礪其求益之情不亦廢乎？”因此他明確表示：“功利何足病”，“舍自營無以為存”。
其次，社會利益基於個人利益。嚴複依據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反對赫胥黎的先驗道德論，認為人們是出於滿足各自需求的利己心，“才由散入群”，而組成社會群體。所謂“善相感通之德”產生於物競天擇之後。因此，嚴複接受了亞當·斯密的著名觀點，即每個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隻考慮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並沒有幫助別人和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動機，隻是經過競爭原則的自然平衡和調解，才產生彼此間的協作和幫助，消除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對立。“蓋真利者公利，公私固不兩立也”。嚴複認為這種“開明自營”的見解“實能窺天道之全”，“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說”。雖然他認為“明兩利為利，獨利為不利”，“蓋未有不自損而能損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無益於己者”。但是從根本上說，嚴複仍是主張“積私以為公”，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同等重要，顧及他人需求和社會公利必須以不損己為前提，而不是相反。
再次，論證義、利的統一性。嚴複讚同斯密將道德與利益相聯係，從社會的經濟關係和經濟利益中尋找道德依據的思想，反對以義駕馭利的見解，指出“其用意至美，然而於化於道皆淺”。因為在營利和追求財富方麵，“實且以多為貴而後其國之文物聲明可以日盛，民生樂而教化行也。夫求財所以足用，生民之品量與夫相生相養之事，有必財而後能盡其美善者”。因此，必須在義以利為基礎的前提下謀求兩者的統一。
與嚴複差不多同時，梁啟超發表了《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一文，較全麵地介紹了“為近世歐洲開一新天地”的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的學說，並試圖用穆勒等人的觀點加以補充修正。
梁啟超在文章中首先敘述了邊沁認為人的天性在於趨樂避苦，以及一切善惡均以個人幸福為標準的“最大幸福原理”。並引申說：“謂人道以苦為目的，世界以害為究竟，雖愚悖猶知其不可為也。人既生而有求樂求利之性質，則雖極力克之害之，終不得避。”但是他認為，邊沁從純粹享樂主義出發籠統地反對一切“窒欲”顯得“不無太過”。他指出，人類作為具有精神生活的高等動物，“於普遍快樂之外，常有所謂特別高尚之快樂者”。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就應當克製並舍棄普通快樂，而追求高尚的快樂。
梁啟超認為，邊沁在強調立法者的職責在於保護以苦樂為善惡標準時，“所重者仍在量而不在質。彼意以為，苟其樂之量強弱長短相等，則最粗之小兒玩具與最優美之詩歌無所擇”。這一偏頗為另一著名的功利主義思想家約翰·穆勒所糾正。後者提倡適度的快樂，認為應當從數量與質量兩方麵“別擇苦樂”“不徒較其多少，又當較其高卑”。不過在判別這種“高卑”的方法上，梁啟超指出，穆勒主張以外部輿論的裁定過渡到心理聯想的見解，實際上與邊沁的聯想原理相似，“不外邊氏所謂感情說中常識之一種”。
對於邊沁認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常相和合，是一非二”的見解，梁啟超認為，由於在現實中這兩種利益常常處於衝突狀態，邊沁主張個人營利求樂的目的與遵循道德是統一的這一觀點便難以成立。對此，後來的功利主義學者“不得不稍變其說以彌縫之”。梁啟超認為日本學者加藤弘之在《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中將愛己心分為“純粹的愛己心，與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的見解“實可以為邊沁一大聲援”。“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鏈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這實際上，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翻版而已。
在西方功利主義思想的熏陶下，梁啟超斷然宣稱：“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馳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益己者必優而勝，其不勝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他將利己主義主張每個人以追求個人最大幸福和利益為終極目的的見解比附為功利主義，並將這種思想提升到攸關存亡的高度。他認為先秦時代楊朱利己主義的“為我”之教，與近代功利學說有吻合之處，它有助於增進人群發達和國民文明。“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康有為、嚴複、梁啟超等人對功利主義思想的介紹和宣傳，無疑反映了一種要求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的迫切期望和信心。但是他們不無幼稚地認為資本主義能夠協調和融洽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能夠保證每一個人都有相同的發展機會，並且把資產階級的個性作為衡量人類本性的標尺，試圖使之成為適用於所有時代和社會的普遍準則。他們將人們行為的結果與個人利益和需要聯係起來，行為的評價實際上被個人利益的權衡所代替，這就勢必將個人私利看得高於一切，否定道德因素在人們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中的作用。這樣就不可能正確地反映人們的社會關係的實質。正是基於這種片麵性，西方功利主義學說在近代中國受到青睞的時候，必然已包藏著遭到抵製和批判的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