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到17世紀，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先導，在世界曆史上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工業化運動，它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麵貌，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直至意識形態，它們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形成了一股時代的巨流。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世界名著，它們反映曆史的新動向，適應社會變革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思想、新觀念與新理論，給我們留下了極為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影響世界曆史進程的書》第二批選的十種，涉及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哲學、心理學、語言學六個領域，它們從思想理論側麵反映了這場世界曆史運動的基本脈絡和某些重要的內容。
在政治學方麵
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國家理論和法律理論都包含在政治學說中，政治學說的核心問題是國家的權力與人民的權利問題。在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大變動時期，這裏編選的兩部名著是如何提出與論述這一事關人類命運的大問題的。
洛克的《政府論兩篇》（1690年）。洛克是英國“光榮革命”時期資產階級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輝格黨反對查理二世高潮之際，他寫作的《政府論兩篇》，試圖站在人類發展史的角度，說明國家權力的起源及其與人民權利的關係問題。從這個角度出發，洛克提出：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前的自然狀態下，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但自然狀態缺乏法律規範，缺乏權力裁判，因而是充滿恐懼和危險的。因而如何保護公民的自然權利，論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合理性，便成為《政府論兩篇》的中心論題。
在《政府論兩篇》上篇中，洛克首先集中批判傳統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觀點——君權神授和王位繼承的觀點。然後在下篇中，論述了國家理論和法律理論。
在新社會即將來臨的前夜，洛克此書擔負了為第一次具有世界意義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鳴鑼開道的曆史使命，對英國政治、經濟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正是洛克倡導的君主立憲製的確立，“在英國才開始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巨大發展和改造。在君主立憲下，手工工廠才第一次發展到前所未有的規模，以致後來讓位給大工業、蒸汽機和大工廠”。
洛克的思想反映了時代的精神，他的政治法律學說不僅對英國，還對18世紀美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產生直接的影響。他提倡的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的主張，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因而在資產階級的曆史文獻如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762年）。盧梭是18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法國啟蒙運動的著名代表之一。在資產階級為了向封建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資本主義統治而做的輿論和意識形態方麵的準備中，他也是從自然狀態出發，去考慮國家權力的起源及其與人民權利的關係問題的。但時代前進了，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也發展了，盧梭考慮問題的角度是把自然和文明對立起來，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現存社會的人是壞的，因此假如能為人造就新的、適合人性健康發展的社會、環境和教育，人類就能在更高階段上回複自然。這一基本觀點構成盧梭全部思想的出發點，並成為指引他的社會政治學說發展的線索。
盧梭要闡明的是：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及其解決，這是《社會契約論》的主旨。其中闡述的國家是社會契約的產物，主權在民，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這些思想至今仍閃耀著光芒，照亮著人們前進的方向。
盧梭的政治理論在推動曆史前進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第一，它的鋒芒是指向封建專製製度和封建特權的；第二，它為資產階級政治法律製度的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宣言》都宣稱：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第三，它對後來的思想家如羅伯斯庇爾、傑佛遜、潘恩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盧梭革命民主主義思想至今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鬥爭中起著鼓舞作用，甚至“在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仍然起著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倫理學與經濟學方麵
西方的經濟學本來是與倫理學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因為經濟關係的深刻變革必然帶來倫理關係的重大變動。由於工業生產力的產生與發展，以及伴隨而來的社會分工的發展，長達千餘年的自然經濟在資產階級私有製基礎上發展為市場經濟，商品生產成為“標準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形式”；市場“成為人類生活的巨大中心”，它一方麵通過商品與服務的交換，把生產與消費聯係起來；另一方麵，它使得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西方經濟學從斯密到馬歇爾，再到凱恩斯，正是圍繞“如何維持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正常運轉，以保證它平衡發展不致崩潰”這一重大問題建立他們的理論體係的。
斯密的《道德情感論》（1762年）。18世紀後半期英國正處在從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變的關鍵時刻，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適應反對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需要，提出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主張充分利用完全競爭的市場機製以增長國民財富。該書就是以經濟增長為主線，從倫理學（利己主義）與哲學（均衡論）的角度，論述了資本主義市場體製的。但是在《國富論》中，他隻是指出：市場是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的，市場參與者盤算的隻是他自己的利益，因為自利是人的天性。
至於市場經濟帶來的道德觀念的問題，他在《道德情感論》中作出了係統的論述。因而《道德情感論》可以說是《國富論》的姊妹篇。
《道德情感論》從道德的高度，從對個人與社會的福祉出發，闡述了以同情說為基礎的道德評價論、德性論，其中包含道德準則和道德評價的共同標準及對社會整體利益的強調。在斯密的論述中，問題的關鍵是：作為道德基礎的同情究竟指的是什麼？斯密認為，關心別人，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牽掛，這就是同情，同情是人的本性。斯密實質上是說，同情（利他）和利己同樣是人的天性。因此，斯密認為，隻有當全社會的成員都具有同情心，以此作為行為的準則時，社會才會有和諧、安定和進步。由此可見，《道德情感論》提出的問題是：以自利為基礎的市場機製必須用以他利為基礎的道德情感來協調。《國富論》說的是經濟人；《道德情感論》說的是道德人。
在建立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問題上，《道德情感論》提出軟的一手——道德自律（良心、責任心）。在通過市場機製發展經濟時，不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過人的這兩種天性來達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邊沁的《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1789年）。邊沁處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時期，市場競爭的激烈使得“利益被提升為人的統治者”，“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個人的或國家的），都歸結為商業關係，或者換句話說，財產、物成了世界的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為了實行更廣泛的自由競爭，以取得更大的利潤，把功利原則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奉為最高原則，力圖把國家製度與追逐私利的自由市場經濟體製協調起來。邊沁就是表達這種要求的最早的代表之一，他的主要興趣和影響是在法律方麵，而他的倫理思想則是為其法學理論的實踐服務的。
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服從因果規律。追求快樂是人的一切行為的最終目的，因而苦與樂是人的行為應該如何的標準，快樂就是善，痛苦就是惡。據此，他提出功利主義原則作為法理學的價值標準與人類行為的原因。他所謂的功利是指：外物有利於當事者求福避禍的那種特性。由於社會幸福或社會利益是組成社會的所有單個成員的利益之總和，而功利原則既要考慮個人利益又要考慮他人利益，這就產生如何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之間的衝突的問題。法律就是利用人們避免痛苦的懲罰之心理；而道德則是利用人們追求快樂的讚賞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