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事實證明，政治覺悟能讓一批人先富起來。有真正領會“十五大”精神的股民，才意識到1999年的大牛市行情就在眼前了。
1999年上半年，市場處於7月1日即將實施的《證券法》宣傳的高峰期，媒體到處宣講《證券法》，對於習慣了舊思維模式的股民來說，法規就意味著監管，監管就意味著調整，調整就意味著熊市。
無論媒體對《證券法》如何叫好，股民的心裏卻是看空一片。股市也為之繼續震蕩探底，滬深兩地日成交量在70億元左右，股指始終在1000點附近徘徊。行情發動前，新股發行量僅為114億元，大大低於1998年同期水平。
其實“十五大”之後，中國管理者對股市的理念變了。1999年4月13日，朱鎔基參觀美國紐約的納斯達克交易所，不僅為當天的美國股市開了盤，還在貴賓留言簿上寫道：
科技與金融的紐帶，運氣與成功的搖籃。
中國的股市從股份製改革試點到國企解困，總不能老讓老百姓掏錢解決國家的問題，也得讓老百姓實實在在賺點錢了，否則股市完全成了中國老百姓的“抽血機”，就沒有人願意炒股了，這種苗頭已經顯現。
於是，國家安全部派人來上海調研。調研結果被《上海證券報》以內參形式發布。
1999年5月4日，朱鎔基在這份內參上批示。隨後，朱鎔基又對股市的發展提出八點意見，其中包括要求基金入市，允許國有企業申購新股，降低印花稅和允許商業銀行為證券公司融資等。
總之一句話，股市再不讓投資者賺錢，恐怕很難再進行融資了。這是管理層要認真考慮一下拿什麼來讓股民賺錢了。這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此時，國企多數還在等著解困，而剛剛解困的，效益肯定不行，不能給股民很多回報，要賺錢還得靠差價，要讓股市上漲，就得靠題材。
重組的題材炒過了，並且重組後的效益並非想象的那麼好。
網絡股板塊走強
1999年5月19日，《上海證券報》記者劉威在當天的《上海證券報》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網絡股能否成為領頭羊——關於中國上市公司進軍網絡產業的思考(上)》的文章。
文章稱，以後是網絡的世界，而當時我國網絡用戶隻有210萬，前景之廣闊不言而喻。這就像當年美國人炒保齡球，全世界人民每人每天都打一場保齡球，利潤巨大。
於是不管非洲的土著人是不是也會來打這個球，反正想象空間一下子被打開了。全國13億人同時上網，不管有沒有能力上網，反正一張巨大的網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5·19”行情給股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以網絡股為代表的高科技板塊的整體走強。這類個股的走勢異常火暴，行情啟動當日，封殺漲停的多為網絡股和高科技股。
細心者不難發現，行情並非無知無覺的人們所感到的那樣突兀和意外，在5月19日以前的一個星期裏，“網絡概念股”板塊悄然形成並已漸漸啟動了。
以廈門信達為代表的網絡概念股在一周裏的走強，預示著行情的到來。盡管大盤基本上沒有改變下挫的命運，可是廈門信達、長安信息、廣電股份等網絡概念股卻在一周內持續飄紅，明顯地昭示有主力吸籌和拉升的跡象。
但股民認為這隻是莊家的生產自救，因為這類個股業績平平，比如1997年初上市的廈門信達，1998年的每股收益隻有010元。
當股市的中心從上市公司的往昔和現在轉向未來時，高科技股，尤其是高科技中的網絡股開始真正展示它們的魄力。
科教興國方針的提出是有其深刻背景的。從國際和國內來說，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能力均已過剩，人們將從物質的需要和滿足，更多地轉向對精神和文化產品的需要。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個產品隻有擁有更多的科技含量才可能占領市場，具有更多的文化和創新的含量，才有可能成為商品。
麵對這樣的挑戰，中國人的素質是否跟得上，中國人是否具有高科技的發明能力，是否有能力把高科技轉化為生產力，中國人是否具有創新精神和文化素養，這直接關係到中國能不能在加入WT0之後，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直接關係到中國13億人的就業機會。
正是在這樣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上，政府才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才提出傳統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化的方向。
而網絡的誕生與迅猛發展，體現了一個新時代的誕生，一個以電子網絡為框架的人類新生存方式即將誕生。如果中國不能在這方麵提前適應這個新時代，那麼中國趕超世界強國的夢想將化為泡影。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科教興國和電子網絡的發展，是中國能不能成為世界強國而不被世界經濟一體化淘汰出局的最重要的兩步棋，這兩步棋下不好，“強國”最終隻能是一個夢。
以資產重組為基礎，完成國企3年脫困；以重組為高科技公司為導向，從此使國企站上一個新的高度；以高科技中的網絡為重點，改變企業的經營和銷售模式。這三位一體的新理念，構成了股市新的內在性質，也是1999年“5·19”行情的本質和主流熱點。
“重組—科技—網絡”使得中國上市公司的股價麵臨全麵的重新定位，這一重新定位也將成為上市公司全新的價值取向。
在“5·19”行情前後，一份對“網絡概念股”的抽樣調查發現，22家公司投入網絡產業的資金總額已超過15億元，其投向大致分為網絡設施、網絡建設和網絡商業應用等三個領域，從網絡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來看，網絡給企業帶來的最大商機恰恰就在這三個領域。
在22家上市公司中，大顯股份、深桑達、宏圖高科、湘計算機4家公司，主要是在網絡設備領域進行投資，湘計算機投入的最多，為4840萬元。一些頗有眼光的上市公司認清了大方向，已先行“觸網”。
一些本身需要重組的公司，進行的是高科技與網絡方麵的重組，受到市場熱烈追捧也就不難理解。如深錦興通過這一係列的重組動作，成為躋身IT產業的小盤高科技成長型公司，並更名為億安科技。
阿城鋼鐵剝離了傳統鋼鐵產業的資產，注入了軟件銷售及網絡產業資產，最終改名科利華。
綜藝股份投資信息產業，收購中保連邦軟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連邦軟件有限公司5l％的股權，並間接持有8848網站部分股權等。
由於上述重組實踐在市場的良好表現，使得“殼資源”公司在二級市場上也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炒作，深中冠和ST深華寶的搶眼表現即屬此例。
股市傳奇的楊百萬
1988年，38歲的楊懷定辭去上海鐵合金廠倉庫保管員的公職，懷揣著兩萬元積蓄作為本錢，利用“時間差”和“地域差”,做起了國債買賣。
由於進出銀行的國庫券數量巨大，“楊百萬”引起了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注意，銀行內部對這種行為頗有爭議：如此巨額買賣國庫券是否屬於個人經營金融業務?要知道，國家有明文規定，個人不得經營金融業務。
同時這種行為是不是屬於投機倒把也是爭議的焦點。不要說對此銀行搞不清，“楊百萬”自己心裏也不踏實。
他跑到市政府“人民來訪”接待室，填寫了人民來訪的單子，然後向有關領導討說法。他掏出口袋裏的《金融時報》，指著上麵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的一段話道：“你們行長在報上講，歡迎公民隨時隨地買進國庫券，隨時隨地賣出國庫券。”
這句話把政府有關人員說得一時語塞，等緩過神來，人家的回答也很巧妙：“開放國庫券轉讓，目的是為了提高它的信譽，你說合法不合法。”
楊懷定雖然隻有初中文化，但畢竟是優秀工人，他不願意被人看做投機者，既然國家放開了國庫券市場，允許買進賣出，那麼他就去上海工商管理部門申請個體戶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