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985年的黨代會通過了劉鴻儒在人民銀行時主持起草的《建立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金融市場體係》和《促進資金市場的形成》等建議，列入了“七五計劃”。
後來，劉鴻儒在文章中表示：
股份製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唯一經受住了實踐檢驗的國有企業改革形式……股票市場是適應國有企業的股份製改革而產生的，反過來又極大地推動了國有企業的股份製改革，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市場化進程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
我國股市則在這段時間中漸漸發展起來。截至1990年底，我國共有4750家企業發行了各種形式的股票，共籌資4201億元。其中，公開發行股票籌資1739億元，非公開發行籌資2462億元。
然而，股票市場也開始出現“過熱”的苗頭。根據當時人民銀行的調查，到1990年6月末，深圳發展銀行股票價格為2485元，在4月拆股之前它的價格更是高達17678元，比發行價格上漲了784%；金田股票每股83元，比發行價上漲730%；萬科每股713元，比發行價格上漲613；安達每股876元，原野每股5321元，分別比發行價格上漲776%和423%。
全國的資金也有源源不斷向深圳聚攏之勢，股票熱引起了各界關注和爭論。
時任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的劉鴻儒奉命，3次率領調查組，深入到深滬兩地的交易網點實地研究對策。
在調研後，劉鴻儒認為，“無論如何，股票市場的試點還是應該繼續試下去，否則我們在全國、在世界麵前無法交代。改革不能後退，股市可以不擴大。”最後，中央采納了他的意見。
後來劉鴻儒一直都說：“保留這片改革成果，是黨中央的英明決定”。
1990年，劉鴻儒作為國務院工作小組組長，到地方對股份製改革和證券市場做過深入調查，在這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對中國剛剛興起的股市相當熟悉。在危難之機，他責無旁貸地挑起了國務院委以的重任。
直到“8·10風波”的發生，劉鴻儒終於站到了資本市場的最前沿，這次他的身份是中國證監會的首任掌門人。
1992年10月，他租了保利大廈的兩層樓作為辦公室，拿著借來的辦公經費，開始了第一屆證監會的工作。
到任後，劉鴻儒才真正意識到這份差使不好做，正如他所說：“證監會猶如坐在火山口上，股票價格猛漲，上麵會有意見，擔心出事；股票價格猛跌，下麵會有意見，老百姓不幹；不漲不跌，所有人都會有意見，因為你搞的就不是市場了。”
1992年11月17日，上證綜合指數跌至放開股價後新低38685點。此時，與放開股價時的142901相比，已經跌去近73%。
股市此後又大幅攀升，至1993年2月16日到達155895點，半年的跌幅，3個月就回補。然而當日，上海老八股宣布擴容，上證指數從158895的高點開始大幅下跌。
1993年3月14日，劉鴻儒在上交所第四次會議上宣布“四不”救市政策：
55億新股上半年不上市；當年不征收股票轉讓所得稅；公股、個人股年內不並軌；上市公司不得亂配股。
股市依然一路狂瀉，一直到7月29日的曆史最低點32589點，與最高位相比，跌幅達795%，大盤再度陷入低迷。
1994年7月30日，中國證監會宣布三項“救市”措施：
年內暫停新股發行與上市；嚴格控製上市公司配股規模；采取措施擴大入市資金範圍。
這是中國股市曆史上第一次政府出手救市。
8月1日，三大救市政策開始生效，隨後的一個半月時間，股指從7月29日的最低點32589點漲到9月13日的105293點，漲幅超過200%。
雖然在任期間的三大政策是中國股市曆史上的第一次救市行為，但劉鴻儒認為，對證券市場，政府要改變當“婆婆”的習慣，政府伸出的“手”應適可而止，應逐步淡化行政色彩，走市場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