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這句話已經成為高新區上上下下一致的共識。事實上，產業發展是“生命線”的認識，是對成都高新區建設發展20年曆程的概括和提升。
成都高新區自成立以來，“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宗旨從來就沒有改變。
成都高新區於1988年籌建成立，1991年被批準為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2000年成為中國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開放的科技工業園區，在國家科技部曆次綜合評比中，均被評為全國先進高新區。
作為天府之國人文與科技的結晶，成都高新區以其驕人的業績和獨有的魅力，不僅吸引江澤民、胡錦濤、吳邦國、吳官正、朱鎔基等中央領導多次光臨，而且吸引英特爾、微軟、摩托羅拉、住友、愛立信等世界知名企業紛紛落戶，成為了中國西部最具魅力的科技工業園區。
從1991年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高新區起，成都高新區實現“雙級跳”，“八五”的起步和“九五”的騰飛。觸摸“雙級跳”的基石，高新區人說，那是與眾不同的新型體製。
省市共建的科技“特區”，究竟“特”在何處？隻要去高新區看看，就能深知個中滋味。這是一個政策、服務及環境各方麵都力求達到“仿真”國際環境的區域。
早在1992年，成都高新區在全國高新區中首創了“四個第一”。第一個實行企業報、批、繳費等“一站式”服務管理，第一個建立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的股份製公司倍特，第一個建立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第一個在內陸創辦公益性保稅倉庫。
單說“一站式”服務，前來投資辦事的人員隻進一道大門，就能通過“微機聯網，資源共享”的現代化辦公方式，快速辦完諸如從工商注冊登記到稅務登記、建設項目的申報等所有手續。
高新區還有個“首問責任製”。凡來高新區辦事的人，第一個與之接觸的工作人員，能解決的必須盡力辦妥，不屬於自己工作範圍的，得向來訪者說清該找誰，怎麼聯係。此製度幾乎讓每個來訪者從這裏滿意而歸。與之配套的是主辦負責製，過失追究製等。
“在這裏，管理就是服務。機關幹部淡化‘官’念，由官員轉向服務員，真正樹立起公仆意識，服務意識。”成都市長助理、高新區黨工委書記張學果說。
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特區”精神同樣讓高新區在人事上大刀闊斧。
1998年7月，成都高新區內的鼎天公司在德陽投資2億元，新建“鼎天科技產業園”。消息一出，各界嘩然。
種種非議指向了成都高新區和鼎天。鼎天為何異地發展，高新區哪個環節出了毛病？
高新區人冷靜分析，理智思考。作為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鼎天異地發展是企業低成本擴張的理性選擇，也是其借德陽東方電工之“殼”上市從而得以快速融資的需要。
但無論如何，它折射出高新區工作中不盡如人意之處，基礎設施滯後於企業發展的需要，特事特辦的力度不夠，對企業服務質量還不高。
不該對企業橫加指責，更不能人為限製企業的異地發展。放眼全球市場，正是美國、德國、新加坡等地對企業異地發展的支持，摩托羅拉公司、西門子公司、新成公司等才能落戶成都高新區。
企業有“進”有“出”，方能促進更大發展，固步自封和地方保護都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明晰了這點，高新區人一方麵以發展的眼光、開放的姿態支持企業的異地發展，另一方麵開始努力營造更良好的軟硬環境，讓企業進得來，留得住。
隻有給企業一片廣闊的藍天，它才能盡情舒展自己騰飛的雙翼。高新區人也因此總結出了這條“藍天”定律。“鼎天現象”給了高新區一個及時的警醒和鞭策。而從中，高新區人又前瞻性地看到了“高速公路”將帶來的衝擊波。
高速公路四通八達了，是好事。但對“特區”而言，是機遇，更是挑戰。路通了，周邊縣市在招商引資上你追我趕，更優惠的措施使高新區的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開始遞減。萬馬奔騰、百舸爭流的競爭局麵也將隨之加劇。
出路唯有一條，把服務質量搞得更好，水平提得更高。以特區優良的綜合創業環境和人文氛圍留住投資者的腳步。正是及早地意識到這個問題，高新區把握了工作上的主動權，“高速公路”衝擊波沒有給高新區帶來更多的困擾和挑戰。
體製創新最終落實在“效率”二字上。高新區每一個引進企業的背後都有一個不尋常的故事。
1994年，高新區引進第一家世界500強企業德國西門子公司。為此，高新區大膽破除陳規，以同樣低廉的優惠地價，在與上海的叫板競爭中取勝。
結果，西門子光纜（成都）有限公司從籌建到投產僅花一年半時間，投產第二年便開始盈利。成都高新區被西門子公司推舉為在中國合作夥伴中最成功的典範。
當初付出那麼低的地價，值不值？答案是顯然的，正是西門子這個國際大企業的落戶，使得更多的世界巨商將目光聚焦於成都高新區。不久，日本住友、法國阿爾卡特等13家世界500強企業相繼在這裏落戶，成都高新區成為中國西部外商投資最多的區域。
1999年8月，成都高新區再次以高效率征服了名列世界500強之列的美國仙童公司董事局主席傑弗瑞·斯坦納。
仙童公司最初隻準備拿300萬美元作為在中國的首次嚐試性投資，但成都高新區創造的“成都速度”讓其吃驚，4天時間，在別處至少兩個月才辦得下來的所有登記注冊手續就全辦完了。
考察時，仙童又提出想租用新加坡工業園區辦公樓做廠房，高新區領導果斷決策，特事特辦，馬上騰出辦公樓。傑弗瑞·斯坦納當即決定把投資增加到1000萬美元。他說：“我把在中國投資的第一家企業放在成都，這個選擇沒錯。”
管理就是服務，服務就當追求效率第一。1999年12月，高新區又在全省率先實行了國際通行的“朝九晚五”工作製。不是為了標新立異，“端著盒飯辦公”讓許多前來辦事者頷首讚許，這下再也不用辦事跑兩趟了。
10年時間，彈指一揮間，“藍天”效應在高新區凸現。成都高新區從當初僅25平方公裏的一片田野，發展成包括出口加工區在內的集新建區、高新西區、海峽兩岸科技園、光電科技園的大區域。一個功能明確、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一區多園”模式已具雛形。
成都高新區並沒有止步於此，他們瞄準了更高的目標。麵對高新區第二次創業時機，成都高新區瞄準“十五”，又實現了自己驚人的“三級跳”。
實力最能證明一切，成都高新區的飛躍式發展，引來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甚至2008汶川大地震都沒有影響投資者對成都的熱情。
2008年6月13日，成都高新區天府新城項目簽約儀式在世紀城新會展中心舉行。僅這一次，就有金山數娛等13家企業與成都高新區管委會簽署了項目合作協議和意向書。
這次簽約的13個項目覆蓋了軟件研發、金融後台及商業地產等多個產業領域，項目總投資超過120億元人民幣，占地麵積為1457畝，總建築麵積近200萬平方米。
重慶高新區打造服務中心
2007年，重慶高新區設立了注冊資金２億元的重慶高新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每年科技風險投入達２億元，打造國家級創新服務中心。
重慶高新區於1991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成立，是全國54個國家級高新區和首批5個國家綜合改革試點開發區之一，2005年被評為全國先進高新區。
重慶高新區管轄麵積70平方公裏，人口約30萬。一區三園，石橋鋪高科技開發園、二郎科技新城已基本建成，北部新區高新園初具規模。
重慶高新區開發建設團隊，堅持艱苦奮鬥，開拓創新，從1991年依靠市財政30萬元撥款，經過16年發展，已從當年新成立的僅200家中小企業、11億工業產值、470萬稅收的欠發達城郊地區，發展成擁有15萬家企業、483億工業產值、428億稅收的“高新技術產業基地、都市發達經濟圈核心增長極和都市風貌展示區”。
1991年10月，重慶高新區被原國家科委、國家體改委確定為全國五個綜合改革試點開發區之一。
成立以後，重慶高新區堅持“產業基地與科技新城”同建的發展理念，在進行產業引進、成果孵化的同時，開展了大規模、高品質的城市建設、生態建設和社會事業建設，成為一座集產業、科研、金融、生態、時尚於一體的科技生態新城。
從“荒原”到“綠野”，與之一同奮鬥了17年的重慶高新區管委會原主任王小若，堪稱火炬事業的“拓荒牛”。
“我剛到重慶高新區的時候，這裏是落後的城市郊區，交通很不方便，沒有車，借用了幾間辦公室，隻有11名幹部，一切都是白手起家。”王小若說。
1991年，在星火戰線工作多年的王小若，主動要求轉戰到新成立的重慶高新區工作。一切條件都很艱苦，但這些都沒有動搖他紮根高新區的信念。他說：“從‘星火’到‘火炬’是我的運氣好，又‘小’、又‘弱’的我一直在科技戰線跟‘火’打交道。”
上任伊始，王小若就提出了“有限目標，艱苦奮鬥，滾動發展，注重效益”的十六字方針。為突破區域內無大專院校的瓶頸，重慶高新區采取了“四條措施”，大力發展高新區。
王小若說：“引進了人才和科技型中小企業，就必須完善科技風險投資體係，為他們創造生存和成長的空間。”
在借鑒國際先進科技園區科技投融資體係的基礎上，重慶高新區結合重慶實際情況又創立了五個創業基金。
1994年，從北京來的兩位化學博士帶著技術，在重慶高新區創辦了重慶華邦製藥公司。他們特別找到重慶市市長說：“是王小若把我們吸引過來的，必須由他來擔任公司董事長，我們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