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訪談
香港理工大學朱誌瑜教授訪談錄
以下訪談實錄中，“問”為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郭花蕊博士，“答”為朱誌瑜教授。
問：朱教授您在佛經翻譯領域卓有建樹，您的《中國佛籍譯論選輯評注》是中國佛經翻譯理論的綜述，而佛經翻譯理論是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發端，資料的收集和閱讀均有難度，這部書為翻譯研究者了解中國傳統譯論提供了一個易懂的現代讀本。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你認為，將中國古代典籍，尤其是哲學或者宗教類型的典籍翻譯到國外去，最為致命的難點是什麼？又有什麼解決的辦法呢？
答：翻譯會遇到很多困難，最多的大概是語言中的文化問題。翻譯是一種文化間的交流，一開始總是困難的，語言、文化的分歧要一步步解決，要想一步到位是不現實的，也就當然會遇到很多“致命”的問題。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交流經常是從解決最重要的分歧開始，翻譯也一樣。我們開始翻譯一種文化的時候，首先要克服最重大的障礙，細微的區別慢慢解決。暫時解決不了的問題，或不急於解決的問題可以留給後人。這一點在中西翻譯實踐中已得到證實，從清末到現在，西方語言文化是通過一代代的翻譯家逐步展現給中國讀者的。把中國經典譯成外文和把外國經典譯成中文沒什麼大的區別。雖然各種語言之間的翻譯都有各自的語言文化問題，但在理論上來講，困難是一樣的。中國人對自己的語言文化了解比較深刻，看到外文譯本，總覺得很多東西沒譯出來。實際上確實是很多東西沒譯出來，也很難譯出來，甚至根本譯不出來。外國經典的漢譯也同樣有很多東西沒譯出來，有很多可能譯者都沒看出來，所以有中國經典比外國經典難譯的錯覺。翻譯總有缺失，這一點是共識，沒有什麼奇怪的，也不是譯者的能力問題。所以，翻譯中也談不上所謂“致命的難點”。
問：眾所周知，遇羅錦《一個冬天的童話》（AChineseWinter's Tale）出版於20世紀80年代初，講述那個特殊年代的悲慘故事，被譯成多種文字，引起強烈反響。作為它的英譯者，能講講您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難題以及您的解決辦法嗎？
答：遇羅錦在當時是有爭議的作家，主要圍繞她的私人生活方麵。她先寫了兩本書，《一個冬天的童話》和《一個春天的童話》，寫的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曆，前者是她下鄉插隊、戀愛、結婚的經曆，後者圍繞回城發生的一些事情，也主要是作者的婚戀經過。兩本書出版時都經過刪節（我們譯本的根據是她提供的未刪節本）。她的作品最大的特點是寫實，是作者真實的經曆，也記錄了一些“文革”時期人們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狀態，它的內容勝過形式；如果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會很好看的。那時人們對“文革”記憶猶新，相信很多人會有共鳴。翻譯中最大的問題可能是“文革”時期的政治術語，就連一個簡單的“知識青年”都不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的意思。我們解決的辦法是製一詞表，解釋詞彙內涵，為對中國“文革”詞彙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個參考，列於書後，對讀者不是太大的負擔，不看詞表也能了解故事情節。
問：翻譯理論是否指導實踐，理論與實踐是怎樣的關係，一直困擾著很多人。您既是優秀的翻譯研究者，也是優秀的翻譯實踐者，在您的翻譯實踐中，理論起著怎樣的作用？
答：我們可以把理論簡單分為兩種，一種可以用來指導實踐，一種和實踐關係很少。奈達（EugeneNida）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紐馬克（Peter Newmark，他的著作基本上就是他個人實踐經驗加上語言文化知識的總結）和德國功能主義理論等都可以指導實踐，他們發展理論的目的也是指導實踐。其他如描寫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釋義學（Hermeneutics）、翻譯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解構主義（Deconstructurism）等理論就不是指導實踐的。中國很多學者由於受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見到理論和實踐脫節就認為理論沒用，也是對理論的誤解。很多理論都不指導實踐，但不是“沒用”，如文學理論，是讓我們了解文學現象的，有些翻譯理論也是讓我們了解翻譯現象的。翻譯很奇怪，沒學過翻譯的人也能做，所以有人說翻譯不要理論，或翻譯理論沒用，可是對翻譯理論了解多了，反而會覺得越學越難。我個人由於長期研究理論，自認為對一些理論了解比較透徹，也有一些個人心得，每遇取舍問題，都根據理論來做選擇，有時甚至可以說，沒有理論就無法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