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書》的命名，據濂在《跋》中說“餘為《燕書》四十首，蓋取鄭人誤書‘舉燭’之義。”此說一是謙說，二是敘實。從取材看，似有時代、國名、人名、地名，但隻是委之以外殼裝潢，並非翔實之本。從故事本身看，似在史書之中，但細細較之，卻與史實不盡投合。可見《燕書》確屬“辯士設喻”，援於史事而又不拘於史事，或有所增益，或有所刪削，或有所顛倒，或有所並合。這樣寫，一來可避“攻擊時政”之罪，二來可濟“似曾相識”之功，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感和教化力。因而我們讀其中的人物、地理、事件、談吐時，均不可囿於曆史的真實，要以文學角度觀之，大可不必尋根追底、查檢指擿。
《燕書》（載《四部備要·宋文憲全集》）本無篇名，隻有四十段未經句讀的蠅頭文字。注譯時，為檢閱方便想，筆者妄加了篇名，或有偏頗不當之處。
四十篇中，也確有個別篇目寫得並不怎麼樣，曾擬刪去或附於篇末；旋從保存原稿本來麵目計，姑且暫存完璧，讀者自會取舍。
至於筆者的點校、注釋、譯文、評說，必有乖舛悖謬之處。
稿成以後，教務繁忙，不覺一置就是多年。退休有暇，翻檢及之，已是塵垢積牘，鼠齧蟲蝕。想扔掉它，卻不勝“雞肋”之喟，遂稍加整飭，捧而付梓，以乞讀者指咈，並就正於大方之家。
是為序。
趙遵禮
1999.9.於西安文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