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京食品店建立了幹部到一線勞動，工人參加日常班組管理等製度。實行全員勞動合同製後，雙向選擇，能進能出，職工隊伍可適當流動，改變了一次分配定終身的局麵。
當年，北京市把試行全員勞動合同製的企業擴大到106戶，並初步打算1995年將全員勞動合同製在全市推開，逐步取代原有勞動用工製度。
6月17日，全國勞動計劃工作會議在連雲港召開。這次會議提出，我國20世紀90年代深化勞動計劃體製改革的目標是：
按照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建立國家宏觀調控、分級分類管理、企業自主用工和自主分配的計劃體製和運行機製。
“七五”期間，我國勞動部門已對計劃體製的改革進行了一係列試點探索工作，其改革內容包括以地區為單位實行職工人數與生產增長掛鉤，實行“工效掛鉤”，調控企業工資總量與職工人數的增長，對經濟特區與“三資”企業實行在國家宏觀政策指導下自主編製計劃、自主用人和自主分配，對廣東、福建等綜合改革省份實行指導性計劃，將農林牧漁場職工“自然增長”的傳統辦法，改為按生產實際需要合理調控職工人數增長的辦法等。
這些改革措施，既加強了計劃宏觀調控能力，又調動了地方、企業等方麵的積極性，使用工用人更加合理。
這次會議在總結過去勞動計劃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明確了“八五”及以後10年的勞動事業發展目標，探討了深化勞動計劃體製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將印發各地區、各部門的《勞動事業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確定了以後10年主要任務。
9月25日，在當天開幕的全國勞動製度改革工作會議上，勞動部副部長李沛瑤在講話中說：
在鞏固過去5年勞動製度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八五”期間要進一步深化這項改革，其重點是進行全員勞動合同製試點，並逐步擴大範圍。
李沛瑤說：在我國實行全員勞動合同製，不是一種偶然現象，也不是對國外用工製度的簡單效法。它是我國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在勞動用工製度上的客觀選擇，是經濟體製改革和企業經營機製轉變的必然結果，是搞活國營企業的需要。
李沛瑤強調，勞動製度改革的方向是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堅持執行，無論在改革過程中遇到多大困難和挫折，無論外部客觀環境和條件發生什麼變化，都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當時，《人民日報》針對李沛瑤的講話發表文章說：
近期勞動製度改革工作，一是繼續完善現行勞動合同製，二是進行多種形式改革固定工製度的試點，三是抓好勞動製度的配套改革。
到1992年2月25日，《浙江日報》理論專頁發表陳自芳的文章《企業實行全員勞動合同製不會改變職工的主人翁地位》。文章說：
實行勞動合同製的基本宗旨，是在企業與職工之間建立明確的責權利關係。它不但不會改變，相反可以更規範地確立職工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
作者認為，主人翁的地位包括三方麵內涵：一是職工在企業裏享受的權利，如就業權、收益權、福利享有權等；二是職工在企業裏應負的責任，如共同承擔企業的虧損風險等；三是職工在企業裏的職能，如工人必須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完成生產任務，隨時提出合理化建議並參與對企業的民主管理等。三者密切結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在“鐵飯碗”和“大鍋飯”體製下，卻往往出現責權利相分離的情況：一部分先進職工長期出色地履行職責，對個人的權利卻每每推卻；而一些職工往往將其應盡的職責置之一旁，卻更多地利用“主人翁”的身份，盡可能地獲得個人的收益和福利，並把永久就業權看作“主人翁”的天然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