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變後，東部各省相繼淪陷，陝境煤炭日漸減少，而工廠大量西遷，人民紛紛西移，隴海鐵路陝西段運輸任務劇增。因此開發北潼關煤炭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於是，從鹹陽到北潼關鐵路逐段趕修，1939年底鹹銅鐵路通車到閻良鎮。在境內設有閻良、大程兩個車站。大程車站是個隻供旅客上下的小站，無有貨運設施和業務。閻良火車站建在閻良鎮南門外約200米處，兼營客貨業務。
閻良鎮山東村莊受老家生產觀念的影響，早有人家在家中從事著大織機手工織布業。織成的布幅寬三尺八九寸，每日一機可織十丈，重約八市斤，稱之一匹，人稱“洋布”。每匹布可賺錢折合小麥五鬥，比當地原有織機提高功效十多倍。
抗戰爆發後，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相繼淪陷，陝西及西北各省的棉布供應頓成問題，抗日軍隊需要棉布，百姓生活也需要棉布。閻良鎮北距陝甘寧邊區不遠，鹹銅鐵路已通車，於是，大織機手工織布業在閻良迅速發展起來。據民國三十三年(1944)統計，閻良鎮有10506人，土地麵積83353.25畝，種植棉花20000畝，年產皮棉60餘萬斤，大織機共計1945張，遍布閻良各村莊，山東人幾乎戶戶有機。一般情況下，一張織機需三人勞作：一人漿線，一人倒線，一人織布。擁有一張織機的家需全家勞作，有的還需雇請幫工。一些大織機戶，常擁有三五張，個別大戶，如譚家譚正新、譚得道兩家，各有十五六張織機。大織機織的布大部分是白平布，也有少量的花格呢布。這些布一部分交往西安供軍需之用，更多的則由機戶在本鎮布匹市場交易。買布之人不僅有本鎮的布匹商人，更多的則是來自甘、寧、青遠路的大宗采購商及省內各處的商人。1941年後，閻良鎮由原來的二、七逢會，又加五、十，即每十日有四天過會。當時1945張織機，每日估算至少需用15560斤棉線。這些棉線一半是來自寶雞申新紗廠、鹹陽黃鶴樓紗廠、西安大華紗廠紡的“洋紗”，可作經線之用；另一半則是來至本鎮及附近縣、鎮農家自紡的“土線”，作緯線用。閻良鎮土線交易設在鎮中街路南線市場。每逢集日，上午九十點，各處客商和趕集之人在街道已形成人的洪流。若到正午，從街東頭擠到街西頭，少說也得半個小時。特別在街道中段的布線市場真是人擠人很難通過。
據1942年統計，閻良鎮各行業開設的店鋪有：雜貨鋪九家、粟花店(糧棉)五家、肉鋪三家、旅店五家、飯店六家、自行車修理鋪五家、文具書店一家、人醫診所五家、獸醫一家、木器店二家、木場一家、鹽店三家、理發部三家、鐵匠鋪五家、銀匠樓三家、藥鋪四家、縫紉店三家、染房三家、車馬大店二家、瓷器店三家、油坊一家、皮匠二家。這些店鋪都有固定的門麵，分別坐落在正街南北兩旁，構成鎮上商業的主體。經營的商品既有遠道而來的洋布、綢緞、鋁製品、洋瓷製品、“西洋”玩具、各種香煙，也有西安及三秦大地的各種名優產品，如西鳳白酒、各種食品、潼關醬菜、蒲城花炮、紙張、鐵器，南北二山戶的木耳、核桃及山雜土貨，還有四川卷煙、蘭州水煙、山西的潞鹽等。每逢集日，貨郎擔及小本經營戶就地擺攤設點，他們的商品小而全，鋼針、花線、紐扣、胭脂、刀剪、玩具、各種皮製品、籠筐、油漆、顏料、眼鏡、農器家具等應有盡有。為方便買賣，商會將菜市場設在東關，豬羊市場設在東門外兩個坑裏，牲口市場設在曾家巷外，線麻及麻稈市場設在後街。集日，小吃攤點約達30餘家，甑糕、粽子、油糕、醪糟、涼粉、狗舌頭油饃、羊雜糕、綠豆丸子、泡饃等遍布大街小巷。
抗戰時期，由於土布業的興起，鹹銅鐵路的通車，使閻良商業迅速崛起、興旺發達。趕集人之多，店鋪攤點之多，商貿交易量之大，是周邊一些縣城、大鎮遠不能相比的。當時最熱鬧繁華的地方在鎮東門外。軍武家羊肉泡，每個集日屠宰二三隻大尾巴綿羊，河南老任家麵館擀麵擊起咣當、咣當的節奏聲一直響到深夜。嶽桂、雲成飯館賓客滿堂，晚上店堂汽燈高懸直到天亮。吉利、逢春馬車店及各家客店客人充盈。夏日的夜晚，店門外房簷下經常也睡滿趕第二天早市的客商。刀客老五開的“官集”，逢會時門外擺有幾十個木涵，供賣糧人倒糧以便買家觀看成色和挑選，每個集日可交易糧食500石。富平姚村張聯弟在鎮上開的“天壽堂”中藥鋪，堂前擺放兩張八仙桌子供坐堂醫生診脈、開處方，二三名店員熟練地在藥鬥前接方抓藥。白水、蒲城及臨潼渭北十二鎮運到閻良的糧食直抵閻良火車站，車站“腳子班”要限時裝上火車皮。1942年夏某日早晨，車站站台堆放的軍麥被日寇紅頭飛機發現，遭到轟炸。
1942年春，鎮上人在刀客老五開的鹽店第一次觀看到無聲電影，國外都市、民眾生活的鏡頭令人大開眼界，使人好奇，難以忘懷。那時西安及一些縣劇團常來閻良鎮演出。集日雜耍、魔術、跑馬、說書、耍猴、拉西洋片者隨地拉開場子助興演出，圍觀看熱鬧的多是閑人，特別是小孩最多。
1945年，中國人民八年抗戰贏得了最後的勝利，閻良鎮也沉浸在勝利的歡呼聲中。隨著中國人民對淪陷區的接收，全國商品流通有了顯著改善，閻良鎮繁華的商業隨之日漸冷淡起來。靠手工生產的棉布難以抗衡沿海大工業機織布，因而不少織機戶停產倒閉。閻良鎮這一特定曆史時期形成的畸形地方手工業，自然而然地又走向正常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下的商貿活動了。
閻良鎮過去古廟會有兩處：三月十八坡底村的娘娘廟會，四月初八廟前村古廟會。兩廟會會期都在一個星期內，都有秦腔大戲為“神”助興演出，都有地方強人借機設賭場、招引賭徒晝夜參賭收“份子”錢。不過四月八廟前村廟會正值小麥即將開鐮收割之際，農器家具、牲口交易成了主要內容，貨源充足、交易量大，引來了不少八方商客，其規模影響涉及周圍數縣。兩處傳統廟會年年舉辦，一直延續到解放後。
(四)
閻良百姓在曆史上多遭苦難，但勤勞的人民戰勝困難的意誌、抵抗邪惡的精神卻是一貫的，富有光榮傳統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閻良地區就有林祿娃、張明軒(人稱牛刀客)等多人參加了西安反正鬥爭。後來對“革命”失去信心，他們便回鄉組成“渭北刀客”，獨樹旗幟，殺官兵替天行道，打財主殺富濟貧，混打在軍閥混戰之中。民國十五年(1926)春，奉係軍閥在河南的代理人劉鎮華率十萬之眾企圖占領西安。把守東潼關的陝軍團長範文道(閻良鎮譚家村人)及團副李森林(閻良鎮官路村人)遭到叛變後的麻振武和劉軍的腹背夾攻，致使潼關失守。4月12日，劉軍包圍了西安，麻軍一路尾隨，進駐閻良鎮。閻良地麵遭到麻軍燒殺搶掠，不少人逃難他鄉。閻良街幾乎被焚，鄉間村舍門窗無一完整，農器家具無一剩存。好多年後，年長的人提起此事，無不咬牙切齒地罵：“麻老九，日你媽，你把閻良糟蹋了個紮。”李虎、楊虎“二虎”堅守長安，守城將士精誠團結，殊死抵抗，在長達八個月曠日持久的堅守戰中，許多閻良人為西安守城戰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的事跡至今在人民中盛傳不衰。西安反圍城有力地策應了國共兩黨領導的北伐軍順利北伐。1927年大革命時期，閻良人民就組織起農民協會，拿起農器家具就地交農，以反抗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1928年，閻良聶家堡有王殿英、張華林等人參加了渭華暴動。
民國十八年(1929)陝西遭受三年大旱，赤地千裏，全省災民多達655萬，其中死亡人數竟達200餘萬之多。閻良很多人逃向南北二山，未逃走人家為了糊口度日，隻有賣地、賣房、賣家具，無有房屋土地可賣者，甚至賣兒賣女、典當妻子以度饑荒。當年農曆十一月初某夜，突然天降大雪，連續一月不晴，平地雪厚三尺，死屍遍地，十分陰森恐怖。民國十九年，春暖解凍，飽受災荒之苦的農民，勒緊褲帶搶墒下種，禾苗倒還長勢喜人。誰料五月底大批蝗蟲遮天蔽日從西飛來，莊稼全被吃光。那時，土匪群起，遍地狼煙，一些貪婪之徒趁機搶劫燒殺，擾害人民，加之惡狼常越牆鑽洞進村覓食傷生，百姓更恐懼不安。北塬鐵鍁溝和石川河、清河河道中群狼經常出沒，閻良街南“十坊院”竟有惡狼潛隱破廟之中，甚至在白晝也敢進街。民國二十一年九月，閻良地麵傳染病“虎烈拉”流行。人一染上此病多則一天，少則半天就沒命了。鎮內幾乎村村都有傳染、死人，甚至絕戶。在這場劫難中，街道曾家巷之人全逃向北山；斷塬子朱村逃走15戶，後僅回10戶，另五戶是死是活至今不知；鳳凰村東頭原有四大姓，魏姓四支逃走三支，張姓兩支全逃，蘆姓五支全逃，唯賈姓沒走。
民國三十年(1941)國民政府為強化統治推行保甲製。閻良鎮公所編製為：鎮長、副鎮長、鎮隊副各一人；文化股由中心小學校長兼；戶籍、文書、會計、主任各一人，幹事三人。鎮政府有鎮丁約20餘人，駐閻良鎮東門樓樓之上。當時，鎮上還駐有：臨潼縣警察局閻良鎮警察派出所，編製約20人；稅務和郵政代辦所；中央銀行臨潼縣分行閻良鎮支行；火車站護路隊及青紅幫組織等。這些黨政軍警、地痞流氓、反動會道門、惡霸地主常勾結一起，盤剝群眾、無惡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