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批示中還強調指出，徐寅生提到平時練球要和比賽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不要搞形式主義、教條主義，正是要害所在。
賀龍指示，把徐寅生這篇講話趕快印發給各運動隊學習，要結合隊裏的問題進行整風。
1965年1月12日，在賀龍呈報毛澤東後，毛澤東把徐寅生的講話和賀龍的批語印發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批示中指出：
講話全文充滿了辯證唯物論，處處反對唯心主義和任何一種形而上學，多年以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作品。他講的是打球。我們要從他那裏學習的是理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
賀龍抓住這個典型，號召全國的體育工作者，特別是運動員和教練員向徐寅生學習，在體育界掀起了學、趕、超徐寅生的活動，有力地推動了體育工作的開展。
在1965年的第二十八屆世乒賽上，中國女隊打了翻身仗，中國隊共獲得了5個冠軍。
體育比賽有輸有贏。如何對待輸贏，賀龍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有一次，賀龍對運動員們講話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比賽有輸有贏，不能僅以勝敗論英雄。但是，不論輸贏，都要‘打’出中華民族的精神，‘打’出自己的風格，如果運動員雖然打出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和發揮了現有的最高水平，但由於技術實力不敵對手而失敗，那是無可非議的。相反，如果打敗了對手，但風格不好，也不能稱作英雄，反而應該受到批評。”
賀龍還說：“輸球不能輸人，贏球還要贏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際，女運動員胡克明接受《北京晚報》記者采訪時說：“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風格，打出水平。”
在當時，這兩句簡短而樸實的話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有的人還認為這兩句話沒有明確的求勝目標，是消極保守的，至多隻適用於新手或弱隊。
賀龍從《北京晚報》上讀到這兩句話後，立即從中發現了閃光的內涵，並賦予深刻的思想內容，把它作為明確的口號，在體育界大力提倡。
賀龍說：“要打出風格，打出水平。打出什麼風格？要打出中國的風格；打出什麼水平？世界水平。”
周恩來聽了，他也十分讚賞這一口號。
“打出風格，打出水平”的口號，很快成為全國各運動隊的行動指南，成為中國體育競賽重要的指導思想。
賀龍常常對教練員和運動員講：
我們搞體育運動，不是為了好玩，不是求一技之長，更不是爭個人名利，而是為了黨和人民，為了祖國的榮譽，要為祖國爭光添彩，使中國人揚眉吐氣。賀龍十分關心羽毛球發展
中國羽毛球隊從1963年到1965年，連勝印度尼西亞、丹麥等世界強隊，實現了1958年提出的“打敗世界冠軍”的目標。
在賀龍的領導下，中國的體育水平迅速提高。當時，中國乒乓球水平上去了，羽毛球水平也成為世界強隊。
羽毛球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與賀龍的悉心關懷息息相關。
中國羽毛球隊第一批主力是印尼歸國的華僑，當時著名的華僑運動員有王文教、林豐玉、陳福壽、方凱祥、湯仙虎、侯加昌、陳玉娘等。這些運動員從海外歸來，極大地充實增強了中國羽毛球隊的力量。
1958年，盡管當時中國還不能參加世界性的比賽，中國羽毛球卻提出了“打敗世界冠軍”的口號。
印尼羽毛球水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曾經獲得兩屆湯姆斯杯冠軍。丹麥、瑞典的羽毛球的實力也非常強，居於世界前列。
1963年夏，中國邀請印度尼西亞羽毛球隊訪華，進行友誼比賽。中國隊與印尼隊比賽5場，4勝1負。
第二年，中國隊回訪印尼，與印尼隊連賽5場，結果中國隊6戰6勝。
中國羽毛球隊名聲大震，北歐的丹麥隊和瑞典隊聞之不服，要較量一番。
1965年秋，中國羽毛球隊應邀訪問丹麥、瑞典兩國。在丹麥，中國隊員湯仙虎迎戰丹麥名將E·科普斯，結果大敗科普斯。
這次中國羽毛球隊出訪北歐，共進行了34場比賽，全部獲勝。
丹麥、瑞典隊很不服氣，認為秋天的氣候對他們不適，4月份才是狀態最佳的季節，當即表示希望中國邀請他們去中國比賽。
賀龍得知中國羽毛球隊連戰連捷的消息，非常高興。 1965年11月5日下午，賀龍在北京體育館接見了從北歐凱旋歸來的中國羽毛球隊全體人員。
賀龍說：“你們為祖國爭得了榮譽，要好好總結經驗。”
對這次出征北歐的勝利，賀龍總結說：
你們這次打得不錯。第一條，政治掛帥，腦子裏有祖國、黨和毛主席。第二條，你們流了汗水，用了腦子。
當賀龍得知丹麥隊希望訪華進行再次比賽時，他說：“好啊!我們歡迎他們來，他們來華的費用我們承擔。”
賀龍又對隊員說：“你們贏了球，人家不服，要讓他們心服才行。你們勝了，但不可輕心，不可驕傲，要先集訓，而且要訓練好，我看你們有人反手和腕力還不夠好，要補上來。”
1966年4月，丹麥羽毛球隊如約來華，與中國羽毛球隊再次較量。盡管他們奮力拚搏，發揮出最佳水平，但還是輸給了中國隊。這次，他們服了氣，自歎不如。
自此，中國羽毛球隊被人譽為“無冕之王”，並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為中國的羽毛球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賀龍非常關心三大球發展
1966年以後，經過幾年努力，中國乒乓球和羽毛球的水平提高很快，迅速成為世界強隊，但中國足球、籃球和排球的水平還很低。
賀龍一直高度重視足球。建國之初，賀龍尚在西南任職時，就四處搜集力量，組建了西南區和西南軍區兩支足球隊，但技術水平不高。
在當時，賀龍要跨欄教練、中國第一個“跨欄王”林紹洲給香港“球王”李惠堂寫信，想聘請他擔任西南和西南軍區足球隊的教練，但未能如願。
1953年全國青年足球賽時，西南軍區體工大隊副政委陳居江發現了上海青年足球隊教練譚福禎這個人才。
譚福禎原籍遼寧黑山，曾在馮庸大學體育部和東北大學讀書，1936年畢業後在天津北寧鐵路任職，以他為中鋒的北寧足球隊在參加天津第一屆國聯賽時，擊敗了英、意、白俄、聯邦德國等所有外國隊，第一次打破外國足球隊稱霸中國的局麵。從此，幾乎每次參加國際性比賽，北寧隊都能捧杯而歸。
解放後，譚福禎在華東第一針織廠總務科任副科長。賀龍決定調他到重慶當足球教練。而譚福禎因為每月有50元工資和一所大房子，不願離開。
賀龍得知這個情況後，他當即說：“待遇隻高不減。”
譚福禎在賀龍求才若渴精神的感召下，舉家到了重慶，當了西南軍區戰鬥足球隊的教練。
後來，隨著大區的撤銷，戰鬥隊隨之解散。但是，其中一些主要隊員如曾雪麟、潘培根、洪迪雄等，都到了國家隊。
在賀龍的關懷下，1954年，國家體委派中國青年足球隊由柯輪帶隊去匈牙利參觀學習。
在當時，賀龍還在西南工作，遂委托蔡廷鍇、榮高棠向領隊柯輪轉告他對球隊的祝願和希望。
1955年春，柯輪回國彙報了匈牙利足球訓練的情況，賀龍認真地聽了柯輪的彙報。
之後，賀龍給駐匈牙利使館代辦郝德青專門寫信，希望他加強對足球隊的領導，經常督促他們學習，並對他們的困難予以幫助。
賀龍的關心愛護，使足球隊隊員們深受感動，大家認真刻苦地學習，球技有很大提高。
1955年7月17日，賀龍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波蘭，參加波蘭成立10周年紀念典禮。成員有張治中、朱理治、王炳南等。
在波蘭，賀龍先後拜會了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薩瓦茨基。
7月31日，華沙世界青年聯歡節開幕，賀龍等應邀參加了開幕式。
在開幕式上，中國青年足球隊以“北京足球隊”的名義和華沙隊對壘。
8月1日，北京足球隊與華沙隊展開激戰。小將們得知賀龍在看台上，無不精神抖擻，雙方殺得非常激烈。
最後，北京隊還是以二比三失利。
但是，北京隊守門員張俊秀以準確的判斷和敏捷、漂亮的動作，接住了許多險球，被波蘭體育報和競賽委員會評為“第一守門員”。
波蘭的《人民論壇》以“北京球門——‘中國之龍’”來讚譽張俊秀，並稱讚說張俊秀是“攻不破的‘萬裏長城”。
中國青年足球隊雖然最終沒戰勝華沙隊，但賀龍還是給予了鼓勵，認為足球隊進步很大，並提名張俊秀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為了進一步提高足球的水平，賀龍指示國家體委聘請匈牙利、蘇聯教練來華執教。
足球隊經過強化訓練，在很短的時間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56年，足球隊出訪印度時，戰勝了印度全國冠軍莫罕巴根隊和印度國家隊，當時莫罕巴根隊剛剛橫掃了東南亞隊。
因此，中國足球隊一時令亞洲體壇刮目相看。
1956年，中國足球隊還在上海與來華訪問的南斯拉夫足球隊進行比賽。
盡管中國足球隊沒有戰勝南斯拉夫隊，但是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受到了賀龍的肯定，他指示足球隊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1958年，北京隊和“八一”隊在與第十六屆奧運會冠軍蘇聯隊對陣時，均打成平局。
1959年，中國足球隊與匈牙利國家二隊對陣時，戰勝了對方。
繼而同瑞典“尤哥登”隊比賽時，又將“尤哥登”隊戰勝。瑞典“尤哥登”隊曾獲得第六屆世界足球錦標賽亞軍。
同年，中國隊在中、蘇、匈三國對抗賽中，獲得了亞軍。
接著，中、朝、越、蒙四國舉辦了友誼賽，中國足球隊獲冠軍。
但從1960年起，中國足球隊就開始走下坡路。1961年、1962年就走得更遠了，到後來竟然不敵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弱隊棉蘭隊。
賀龍非常生氣，他在1963年6月26日第一屆新興力量運動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會議上說：“我們要有自己的好東西，要有自己的特點、特長，不能都學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後麵跑不行。足球隊自1960年起走了下坡路，現在我們都不敢派隊出去了，孔夫子搬家——都是書（輸）了，還怎麼出去？”
賀龍用煙鬥敲著桌子說：“這次新興力量運動會，足球要拿不到前3名，回來就解散，重新搞！”
賀龍指示黃中到足球隊蹲點，幫助足球隊總結經驗，還向羅瑞卿打招呼，要足球隊到“硬骨頭六連”學習，整頓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