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描寫了自己13日清晨抵達南京後的“緊張迫切之狀況”：“南京雖為首都，其中黑暗中摸索之狀況，不減上海。餘偕孔部長及端納(餘已約彼伴餘飛赴西安)匆促入都，時政府中人，深受事變刺激，情態異常緊張，中央常委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已於星期六深夜開會，決定辦法，立付執行，並將叛變首領張學良明令免去軍事委員會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命令措辭異常嚴峻。京中已於是日晨接到西安發來之通電，署名者，除張學良、楊虎城及其重要部將外，複有在西安中央官吏多人。”《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0―291頁。
宋美齡對南京政府在蔣介石“生死未卜”的情況下即做出“討伐”之決定大為不滿。她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寫道：“中央諸要人於真相未全明？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麵，複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餘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軍事上或有取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或亦懸盼此步驟之實現，然餘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和平迅速之解決。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諭。是晨八時前，餘即電張學良告以端納擬即飛西安，端納亦同時去電，盼其即複。”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91、296、296頁。
12月15日下午，宋美齡接到端納從洛陽打來的長途電話，得知蔣介石“並未受苛刻待遇”，②自然“驚喜若狂”。③就在此情況下，力主“討伐”的何應欽仍堅持進行武力“討伐”。在何應欽的竭力主張下，第二天早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召開。會議作出決議：(一)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二)由國民政府即刻下令“討伐”張學良；(三)推於右任“宣慰”西北軍民。《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6頁。
國民政府遂於當天下達“討伐”張學良命令，稱：“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乃猶不自悟，束身待命，反將所部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政府為整飭紀綱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著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靖凶氛，而維國本。”《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46―1947頁。
何應欽於當天即發布命令，以訓練總監部交通兵監兼通信兵監徐庭瑤為前敵總指揮，以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為東路集團軍總司令，以重慶行營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顧祝同為西路集團軍總司令，並命令前方各軍立即發動進攻。同時，何應欽命令空軍出動飛機轟炸渭南、富平、三原縣城和赤水車站。
何應欽的軍事“討伐”行動，在蔣介石12月17日所寫的停戰手令於18日上午由蔣鼎文送達南京後，才被迫暫時停止。
於右任被推“宣慰”西北。
在12月16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除做出以武力“討逆”的決定外，還根據張繼的提議，決定由於右任出任赴陝宣慰使，“宣慰”西北軍民。
於右任(1879―1964)，陝西三原人。1906年4月赴日本考察，結識孫中山。同年8月加入中國同盟會，被委任為長江大都督，負責上海一帶盟務。1907年4月以後，在上海創辦《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彙報》，進行反清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交通部部長。1918年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1922年出任上海大學校長。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後曾任馮玉祥部國民軍聯軍副總司令、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總司令，1928年後，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曆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監察院院長。於右任和楊虎城在公誼私交方麵，均有著良好的關係。國民黨中央顯然企圖以在西北有崇高聲望的於右任先生，來分化張學良與楊虎城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