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隨後又宣布：
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捕審查的388人，經北京市公安局於1978年成立複查組進行複查，結果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
那是在1978年1月8日前後，在周恩來逝世兩周年之際，天安門前、金水橋畔和觀禮台上，擺滿了花圈和周恩來的遺像。人們以各種方式懷念周恩來。
與此同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革命詩抄》油印本在街頭廣泛流傳。
人們歡慶勝利，並強烈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8月29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共青團北京市委舉行首都青年與“四人幫”鬥爭英雄事跡報告會，為兩位參加“天安門事件”被捕青年賀延光和韓誌雄徹底平反。
9月，《中國青年》複刊後的第一期出版了。《中國青年》是一份影響很大的雜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中國青年》複刊後第一期就在全國第一次公開出版了童懷周編輯的一組《天安門詩抄》。
1978年11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都參加了會議。
15日，胡績偉打電話給於光遠說：“我有要事與您商量一下，請您立即來樓上楊西光的房間一趟。”
於光遠來到楊西光的房間，進去就看到胡績偉和楊西光、曾濤都在那裏。
他們3人告訴於光遠，看到當天《北京日報》上發表的市委常委擴大會議閉幕的消息後，想把其中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那一段摘出來，單獨發一條新聞，並已經和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通了電話，林乎加已經表示同意了。現在他們已經把新聞稿擬好了，但由於事關重大，希望聽聽於光遠的意見。
於光遠先看了他們擬的新聞稿，然後，他把桌上放的那張《北京日報》也看了一下，特別仔細地看了其中他們劃了道道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那幾行。
於光遠發現，當時新聞稿的標題和北京市委會議上的那幾句話並不完全相同。標題上寫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而市委會議的報道中根本沒有“天安門事件”5個字。
但於光遠一想：市委會議關於“天安門事件”那段話，已經有了很大進步。市委的那幾句話雖然沒有寫明“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如何，但實質上是為事件平了反。隻是因為中央沒有表態，所以還不敢明白地寫出來罷了。
於光遠當即表示同意，於是標題中就加上了“天安門事件”的字樣。
11月15日，新華社發出一條新聞稿，第二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出。
這條新聞稿的標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是：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1976年清明節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報紙到了京西賓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手中，大家看了都非常高興。
16日上午8時，於光遠去西北組開會的會議室，在大家等待正式開會的那段時間裏，在場人都說：“新華社發出這條新聞實在太好了！”
11月19日，《人民日報》頭版右上方登出了《華主席為〈天安門詩抄〉題寫書名》的消息，並且刊登了華國鋒的手跡。
在這條消息的下麵，還發表了一則“天安門事件中被捕的388人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全部徹底平反恢複名譽”的“新華社電訊”。
同時，上海劇作家宋福先創作的反映1976年“四五運動”的4幕話劇《於無聲處》也公開演出，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響。話劇用藝術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廣大幹部群眾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強烈呼聲。
話劇公開演出不久，就傳來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消息。
1978年11月25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二次講話，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他說：
粉碎“四人幫”以後不久，中央就著手解決在天安門事件和這一類事件中，革命群眾被迫害的問題。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這方麵的問題大都陸續得到解決。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迫害的同誌要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天安門事件”平反後，中共江蘇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對同類事件也分別做出決定，鄭重宣布平反。為三家村冤案和受害人員平反
1979年3月2日，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做出《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
《決定》中指出：
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誣蔑原北京市委書記兼北京市委黨刊《前線》主編鄧拓、原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原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同誌是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完全是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有組織、有計劃地製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
經中央批準，決定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位同誌所作的錯誤結論，恢複這三位同誌的政治名譽；恢複鄧拓、吳晗同誌的黨籍，恢複廖沫沙同誌的組織生活；為被林彪、“四人幫”殘酷迫害致死的鄧拓、吳晗同誌舉行追悼會。召開平反昭雪大會，宣布平反決定；宣布為凡因“三家村”冤案受到株連的同誌和家屬一律平反。組織專人負責清查被抄走的珍貴的書籍、文物字畫、詩稿文稿和其他財物，退還本人或家屬。
《決定》指出，在林彪、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那個顧問壓力下，1966年4月16日，《前線》、《北京日報》《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一文的“編者按”和材料是不實事求是的，應予撤銷。
在“文化大革命”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應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之約，撰寫《三家村劄記》；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吳晗撰寫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姚文元隨後發表了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隻是由於彭真等人對姚文元的文章進行了抵製，才沒有當時造成“三家村”冤案的悲劇。
1966年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當前在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大論戰，絕不僅僅是幾篇文章、幾個劇本、幾部電影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什麼學術之爭，而是一場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意識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激烈而又長期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