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朱景玄（生卒年不詳）撰寫的《唐朝名畫錄》中，正式提出“仕女畫”一詞，其意指以後妃及官宦人家婦女為題的繪畫，亦泛指描繪上層社會婦女的作品。然而，根據考古出土的資料，這些氣質高貴，容貌美麗，具有相當學養的“仕女”形象，早於戰國時期已經出現。湖南長沙戰國時期陳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龍鳳圖》帛畫上，正中位置以白描手法繪畫了一位貴族婦女的側麵立像。畫中婦女頭梳垂髻，身穿寬袖長裙，小腰秀頸，體態優雅婀娜，不禁令人想起“楚王好細腰，國中多餓人”的記載；她合掌做祈禱狀，其上繪一龍一鳳飛騰，具有引領墓主靈魂升天之意。
不論是早期無名畫者創作出來的，或是後期各代文人士大夫畫家筆下的仕女形象，除了反映繪畫者的審美取向，或多或少也體現了當時社會的審美標準，而這種對“美”的標準和要求，不單是外觀上的美，更包括內在的美。
如果有人問你：在傳統中國社會裏，何謂“好女人”？你可能首先會想到“三從四德”“從一而終”之類的要求，“三從四德”一詞雖然出於周代的典籍，但以此作為一個“好女人”的準則，卻起碼是宋朝以後的事情，而且傳統中國社會的“好女人”標準不隻是“三從四德”這麼簡單。隨著社會發展，到了漢代，春秋時期孔子推廣的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逐漸得到完善，社會上男尊女卑的情況愈見明顯。西漢劉向的《列女傳》記述了105位婦女的事跡，分成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嬖孽七門，綜合了婦女應有的品質，成為漢朝以來“好女人”的標準。早期的藝術作品不時會被用做政治教化的工具，《列女傳》的內容於是被一再繪成畫像，做宣傳教化之用。
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和《列女仁智圖》都是這類用做女子精神道德教育的畫像作品，畫中描繪的婦女形象，就是當時社會上普遍認同的“好女人”典範。《女史箴圖》是根據西晉著名文學家張華（生卒年不詳）為諷諫晉惠帝的賈後，宣揚傳統女德的《女史箴》而創作的，內容是描繪宮廷婦女忠於君主和遵守道德禮教的操守。原卷共十二段，現存九段。《列女仁智圖》則據西漢劉向的《列女傳》第三卷《仁智傳》而作，繪畫四十九個在曆史上有智謀和遠見的婦女模樣。比顧愷之的作品稍晚而繪畫風格相近的，還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中出土的五塊雙麵木板漆繪《列女古賢圖》屏風。屏風以紅漆打底，黃漆塗題記，以墨寫字勾形，並輔以青、黃、橙、白、灰藍等色，塑造了一批孝子、高人、逸士和仁賢明智的婦女形象。從這些例子可見，早期畫家筆下的女性形象並非純供欣賞之用，創作的重點反而是如何借助人物的外觀形式來襯托出內在的品德與節操。
為表現女性美而創作的“仕女畫”，其興盛時期與人物畫同步，當中尤以唐代為盛。唐朝時期疆域廣闊、政治開明、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加上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最終成就了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巔峰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唐代女性的生活與形象出現了前所未見的開放狀態。貴族和上層社會的婦女、宮女，跟顧愷之筆下輕盈飄逸的洛神形象很不同，顯得雍容碩妍，豐肌華姿，她們的服飾時尚華美，或現身於深宮，或參與宴飲、騎馬、郊遊、狩獵、打球等各式各樣的活動，成為當時畫家們最喜愛的繪畫題材之一，在唐代墓室壁畫中也經常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