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楊惲坐諷刺腰斬事，直是蓋寬饒一案的翻版。楊惲本漢代名家之後，其父楊敞曾任丞相，其母司馬遷之女，“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
楊惲仕途本一帆風順，為中郎將時革除“山郎”弊端，“廉挈無私，郎官稱分平”，擢升諸吏光祿勳。然其性格“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楊惲先是與宣帝在民間相識者太仆戴長樂相攻忤而免官，複因致孫會宗書中有“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鬥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董生不雲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製而責仆哉”等怨懟之語。宣帝見其書“惡之”，遂以“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為由，楊惲腰斬，妻子徙酒泉。
除蓋寬饒、楊惲因言辭譏諷觸犯宣帝忌諱而罹罪外，再如京兆尹趙廣漢、左馮翊韓延壽等“力吏”，或是與丞相魏相發生衝突而腰斬，或是與禦史大夫蕭望之相攻忤而棄市，因此洪邁評論曰：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坐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於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為可恨也。
洪氏將趙廣漢、韓延壽及楊惲之死，歸咎於當軸大臣魏相、蕭望之、於定國“輔翼”宣帝“治尚嚴”，雖有一定道理，但究其根源，宣帝或“惡之”、或“不直”的猜忌心理，則是導致趙、韓之死的關鍵因素。
蓋寬饒等“材臣”之死，對宣帝一朝的吏治不能不產生消極影響，班固“讚”趙廣漢等宣帝朝治理三輔的四位“材臣”事跡曰：“（趙）廣漢聰明，下不能欺，（韓）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尹）翁歸抱公挈己，為近世表。張敞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媠之名。”四位“材臣”之中，有兩位竟因“訐上”而不得善終，教訓可謂深刻。
在宣帝統治晚年，甚至出現陳萬年這樣諂媚迎上、教子以諂的高級官吏，史載“（陳萬年）子鹹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嚐病，召鹹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鹹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鹹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鹹諂也。’萬年乃不複言。”對於宣帝孜孜以求“信賞必罰，綜核名實”的吏治風格，陳萬年的行為實在是一種莫大諷刺。因此，宋人蘇轍縱論西漢諸帝用人風格曰：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晁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仆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鬥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
按蘇氏之論，漢之用人，首推高祖，次則文、景；武帝委任霍光，“翊昭建宣”，尚屬知人善任。至於宣帝，雖“明察”而性“忌克”，鮮容“高才之士”，以至禍延元、成，“朝無重臣”，追根溯源，宣帝一朝用人之失誤，及晚年重用宦官與外戚許、史及王氏，實啟西漢後期外戚專政之始，最終釀成王莽代漢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