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榖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榖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榖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榖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複求能為榖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榖梁，欲令助之。江博士複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榖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
這段記載透露出許多信息，首先，宣帝聽說祖父喜好《榖梁傳》，轉而征詢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的意見，由於韋賢等三人都是魯人，故支持複興屬於魯學的榖梁學。從中反映出公羊與榖梁之爭，不僅有經義之爭，亦有地域之爭，即所謂齊學與魯學之爭。一般說來，魯學嚴謹保守而少創新，恪守師學；齊學則駁雜浮誇，崇尚功利與富於權變。早在漢初，齊地儒生叔孫通參與製作禮樂活動，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麵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這一故事很能反映出齊魯兩地學者不同的風格。
其次，宣帝雖然聽從了韋賢等三人的意見，有意複興榖梁春秋學，但其一貫持重，並沒有立即付諸實踐，而是召集治榖梁學者及治公羊者共同講經於禦前，經過比較後方表明對榖梁學的讚賞態度。
最後，宣帝非常清楚榖梁傳承的凋零情況，故而刻意扶植榖梁學。治榖梁學者蔡千秋因事左遷，因尋覓不到比他更好的傳授榖梁學的人選，宣帝複起蔡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榖梁。蔡千秋病卒後，征江公孫、周慶、丁姓等人繼續傳授，“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正是經過這樣長時期的精心準備，在石渠閣會議上才有出色的表現，“由是榖梁之學大盛。”
榖梁、公羊學之爭，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學理之爭。兩者雖屬同今文經，但分屬魯、齊兩地，其實這情況在其他諸經中也同樣存在，如《詩》則有魯、齊、韓三家之多，較之《春秋》公羊、榖梁還多一家。但是，其他諸經與政治的結合，從來沒有像《春秋》經這樣緊密。榖梁與公羊雖是闡發《春秋》微言大義，但兩者的關注點是不同，如清代皮錫瑞曾評論《春秋》三傳優劣說：“《榖梁》雖暫盛於宣帝之時，而漢以前盛行《公羊》，漢以後盛行《左氏》，蓋《榖梁》之義不及《公羊》之大在，事不及《左氏》之祥，故雖監省《左氏》、《公羊》立說，較二家為公平，卒不能與二家鼎立。”這裏且不論晚出的《左傳》，僅與《公羊傳》相比，《榖梁傳》在闡發《春秋》微言大義上亦遠不如之，這實是榖梁學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在學理與政治上無法與公羊學抗衡的一個根本原因。
武帝時期且不論，如昭帝時期召開的鹽鐵會議，參與會議的賢良文學批評武帝時政時，就多出數於春秋公羊學，而少數出於春秋榖梁學。至於在以經學斷案方麵，春秋公羊學依舊保持理論權威。最著名的一例，就是發生始元五年（前82）的“衛太子案”。當“衛太子”現身京師時，朝中袞袞諸公無不困於真假之辨，而後至的京兆尹雋不疑立將“衛太子”縛送詔獄，所依據的理論依據就是春秋公羊學：“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由是昭帝與大將軍霍光對此深表讚賞：“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
然而，經過董仲舒改造過的春秋公羊學，對於最高統治者來說具有雙重作用：既可以“天人合一”、“春秋大一統”的理論深得君主的青睞，成為神化君權、改製興作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亦可依據天人感應的學說，來限製止君主的過度索取與興作，以保護百姓社會生活能有序進行，而災異與祥瑞則是天意的具體反映。如董氏所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董仲舒還身體力行，親自推演災異：“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屮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複言災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