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段記錄翔實刻畫出劉賀急迫之心態，完全沒有代王劉恒入主長安時那種謀後而動、行而又止，“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反複探求諸大臣真實意圖的持重心態。至於“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以衣車載女子”、“嗌痛，不能哭”等行為，反映出其不循禮法之處，更為日後被罷廢提供了充足的口實。
更為重要的，隨劉賀赴長安即位的昌邑故臣人數眾多，雖然具體數字史不見載，但僅被霍光誅殺的“二百餘人”外，途中因昌邑郎中令龔遂進諫，劉賀命返回昌邑的“郎謁者”還有“五十餘人”，可見隨劉賀赴京的“昌邑故人”至少在二百五十人以上。劉賀率如此之多的昌邑故人入京，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特別是霍光的警覺。因此，昌邑郎中令龔遂援《詩》為諫，建議盡逐“昌邑故人”：
陛下之詩不雲乎？‘營營青蠅，至於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
不僅昌邑臣有此類看法，朝廷屬官太仆丞張敞亦有類似上書：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昌邑臣龔遂及朝臣張敞等極力諫阻劉賀應擢升“昌邑故人”，龔遂甚至激烈表示自己“當先逐”，而後再逐昌邑故人。但查諸史記，隨劉賀至長安的昌邑臣雖然多達二百餘人，可是，劉賀除了已故昌邑相安樂遷長樂衛尉外，張敞所謂“昌邑小輦先遷”雲雲，實際上基本都不能落實。
顯然，劉賀以安樂為長樂衛尉，是想效法劉恒“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之事，企圖將宮廷宿衛權控製在自己手中。然而，是時形勢與漢初已經完全不同。漢初功臣集團與劉氏諸侯王聯手誅滅諸呂後，迎立代王劉恒，完全是雙方互相妥協的結果，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控製局勢。因此，劉恒才有可能在入主未央宮後，將宮廷宿衛權立即控製手中。此外，劉恒非常清楚，要想真正地控製朝廷局勢，必須迅速調整與劉氏王侯及諸大臣之間的關係。文帝元年十月至三月間，除十二月下詔“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外，其餘舉措均與安撫劉氏諸侯王與獎掖誅諸呂功臣相關，而後才相機“循從代來功臣”。這些舉措對於穩定是時紛亂的政局相當重要，亦顯示出劉恒老練的政治手段及持重的性格。
然而，昌邑王劉賀所麵臨的政治形勢則不然，雖然沒有劉氏宗室威脅的存在，但霍光經營朝廷多年，親信黨羽遍布要津，朝中已無其他勢力可與之抗衡。王吉所謂“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指大將軍霍光），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麵而已”，顯然是深悉朝廷政局底蘊之言；龔遂所謂“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則是勸諫劉賀效法劉恒故事，以獎掖當軸大臣，特別是霍氏子孫親信為先，以換取他們的支持。顯然，劉賀並不具備這樣的政治智慧，亦可能又急於求成，輕率地以昌邑相安樂為長樂衛尉事，這不僅不能損抑霍光權力，反而引起霍光的警覺，加速了廢黜劉賀的過程。對此，廖伯源先生分析得十分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