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昭帝是否能親政，並不完全取決由加元服時間的早晚，而是由君臣對政權的控製能力及力量對此的強弱形勢所決定。兩漢時也不乏皇帝加元服而無法親政，或名義上雖親政，但權柄實際已他移的先例。漢惠帝十七歲即位，二十歲行冠禮，自然不能以“童子”論之；然無論惠帝冠否，不僅終身受製於“性剛毅”的呂太後而“虧損至德”，甚至當他試圖責怪相國曹參認為自己年少而“不治事”時，卻得到“陛下垂拱，參等守職，不亦可乎”的一番教訓，也隻能稱善而止。至於東漢的和、安、順諸帝，雖然在加元服的時間上均符合所謂的“周製”，但又有哪一個於加元服之後不是外戚與宦官股掌之上的玩物，更遑論親政了。因此，昭帝加元服之後能否親政，完全取決於“威震海內”的大將軍霍光的態度。
昭帝幼衝即位，是在霍光的精心嗬護之下長大成人的，無論昭帝加元服與否，在霍光的眼中仍是“未任聽政”的“幼君”，即使是在昭帝的冠辭之中，還不忘加上“推遠衝孺之幼誌”之語，似乎在提醒昭帝還是處在“衝孺”之時，所需隻是“推遠”其“幼誌”，並不以既冠之後應“棄其幼誌”的“長君”視之。“冠辭”隻是一種頌聖吉祥的祝福之辭，其意當然不必過分指實。但皇帝既冠之後，親政是當然之事，霍光也不便公然違背。在武帝臨終托孤之時，雖以“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相贈，許霍光行“周公之事”，但隻是取其輔弼幼主之意，並沒有令霍光效法周公“踐阼而治”。昭帝即位後，霍光雖然“秉持萬機”，均是以昭帝的名義頒行天下，至少在表麵上是昭帝“蒞阼”，霍光隻是“輔政”而已。因此，昭帝加元服之後，霍光似乎也沒有必要作出“歸政”的姿態。《漢書·昭帝紀》元鳳四年僅有昭帝加元服後大行賞賜的記載，而沒有透露這方麵的信息，恐怕原因就在這裏。但從《漢書·霍光傳》“昭帝既冠，遂委任光”的記載來看，霍光似乎也曾作出過某些“歸政”的表示，然被昭帝拒絕，以表示對“國家忠臣”的充分信任與依賴。
昭帝加元服後，大將軍霍光的權力絲毫沒有被削弱的跡象，反而由於“既冠”皇帝的“委任”，呈現更加強化的趨勢，仍然全麵操縱著大漢帝國的政要。可巧的是，正月，昭帝剛加元服；五月，位於長安城外的孝文廟正殿就發生火災。“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這場偶發的火災在時人的眼中，不過是執掌宗廟事務的“太常及廟令丞郎吏”失職的結果，太常、轑陽侯江德被免為庶人；可是在權勢熏天的霍氏家族煙飛灰滅之後，這場火災卻變得大有深意。成帝時，精於災異之學的劉向有感於外戚大將軍王鳳專擅朝政，於是“集合上古以來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著《洪範五行傳論》奏上，其中占驗此次火災為：“（霍）光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曆史確實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當年昭帝加元服後囿於霍光權勢而無法“親政”，成帝雖然“心知（劉）向忠精，故為（王）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